本帖最后由 lvhq018 于 2021-7-23 14:59 编辑
由于出书的原因,我又一次被扔在了砧板上任人宰割。宰割的工具是汉字或词,宰割的是我的文化素养。
我当然不会认怂,开始还据理力争,《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四角号码新词典》挨个翻,甚至连《康熙字典》《说文解字》都用上,把王力、吕叔湘全挖出来了,差点买一本《尔雅》玩。但当责任编辑出版署的撒手锏时,我心软了——出版署会不定期抽查出版社的出版物,如果文字差错率超出规定范围,出版社就会遭到重罚,其后续的结果是,责任编辑可能为此丢掉饭碗——我当然不会因为我的原因导致别人丢掉工作,不妥协又能怎么办呢?
另外,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下,一点余地也是没有的,你不按照要求改,质检流程一次次通不过,反正人家又不着急,着急的是著作者。质检是一道墙,书稿只是一只皮球,扔过去再反弹回来,你给皮球打打气,再扔过去,又弹回来。几次下来,墙没变,皮球没变,扔皮球的人已然精疲力尽。墙不由你改变,只能改变球——把皮球改成铅球,一扔,穿墙而过,皆大欢喜。皮球变铅球的方法,就是将可变通的文字用刚性的文字替代——必须用人家认为唯一正确的文字。
你看,我这里用了一个词“必须”,很自然。我决不会用“必需”,因为我们平时都这么用,看的人也没有任何理解歧义或不懂。但我错了,按照质检的要求,应该用“必需”,因为“必需”的意思是“非有不可的”,而必须的意思是“事理上的必要和情理上的必要”。想一想也对,如果我不用人家认为唯一正确的文字,质检就通不过,质检通不过,就不能出书,当然是“非有不可的”。但转念一想,我又糊涂了,难道“事理上的必要和情理上的必要”不是“非有不可的”吗?既然事理上和情理上都是“必要”,也就是说“没它不行”,那说明“必须”所表达的更是“非有不可的”,咋就不对了?
且慢!我在上面的话中“我决不会用‘必需’”中又用了一个“决不”,你认为有什么问题吗?不管你怎么认为,反正质检认为有问题,应该改成“绝不”,因为“绝不”表达的是客观存在,而“决不”是主观意愿。这就更怪了,都玩开心理学了。我说“我jue不会……”你莫非就能猜出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真的由“jue不”来传达我的心理活动,也应该由我自己认定用哪个词,而不是读者(或者质检)强加给哪个词。比如我那句话想表达的是“我坚决不会用……”行不行?或者我是想表达“我绝对不会用……”行不行?既然这样表达没问题,那么我省略一下,用“我决不会用……”或“我绝不会用……”表达我的心理活动就有实质错误了?这也太“绝对”了吧?
更奇葩的是“作”与“做”。本来大家都用得得心应手,比如“做爱”我们绝不会(我用了“绝”)写成“作爱”,做伴、做法、做功、做活儿、做客、做梦、做人、做事……我们也不会写成“作”,而“作恶”我们也不会写成“做恶”,作案、作弊、作废、作风、作家、作乱、作孽、作品、作业、作揖、作用……也不会用“做”取代“作”。但经过人家一番规范和教诲——“‘做’侧重于具体对象或产生实物的活动,动作性较强;‘作’多用于抽象对象或不产生实物的活动,动作性较弱”——反而不知所云了。那到底是“作爱”还是“做恶”呀?“爱”和“恶”哪个动作性较强?到底是“作梦”还是“做孽”呀?哪个是“产生实物的活动”?到底是“作事”还是“做案”呀?哪个是“具体对象”?幸亏咱还有底线,否则真要把“”写成“作做业”了。“的地得”羞死了一批中国文化人,如果较真,“做作”肯定造就一大批中国文盲。自己还说不清楚,非要装逼,把一个简单的汉字弄得乱七八糟,难道要让写字的人把由“做”和“作”组成的成千上万个词语都背下来不成?即便如此,也还不行,还要分析语境和心理,因为“侧重于”和“多用于”具有倾向性;“具体对象”和“抽象对象”具有相对性;“产生实物的活动”和“不产生实物的活动”具有模糊性;“动作性较强”和“动作性较弱”具有主观性,写一个字还要经历如此复杂的心理活动,干脆写不成。所以这不是规范汉语言行为,是毁灭汉语言行为,这不是“做事”,是“作死”。
类似的情形举不枚举,一不小心就掉进坑里,拔不出来不说,还百口莫辩。比如“座”与“坐”,谁都知道啥意思, 但一组词就傻眼:“落座”还是“落坐”?你管我呢!有椅子我就落座,没椅子爷就落坐,不行吗?“坐落”还是“座落”?有支撑就是“座落”,没支撑就用“坐落”,咋地?不行,必须用“落座”和“坐落”;比如“号”和“嚎”,我感觉有些悲伤至极的人的哭声像是“嚎叫”或“嚎啕大哭”,不行!多么撕心裂肺也只能“号”;比如“型”和“形”,“原形”和“原型”有那么明显的界限吗?比如“渡”与“度”,如果过春节也像“渡过难关”一样,能不能用“渡过春节”呢?不能,谁知道你心理的煎熬,必须“度过春节”!比如“象”和“像”,“好像”的“景象”是不能“想象”的,虽然《易经》说“象也者,像也”。比如“不只”和“不止”;比如“碾压”和“碾轧”;比如“抵消”和“抵销”;比如“档口”和“当口”;比如“期间”和“其间”;比如“坚忍”与“坚韧”;比如“蹚浑水”和“趟浑水”;比如“汇合”和“会合”……你到底喜欢用哪一个?这是有语境内涵的,也是隐晦反映作者心理活动的,为什么一竿子打死?汉语的表象意味又在哪里体现呢?这样的规范不但让汉语干瘪空洞,还让民众跌入为字而文的深渊,一边写一边“张慌失措”或者“张惶失措”,直至筋疲力尽或精疲力竭或精疲力竭或精疲力尽,“筋”耶“精”耶,“尽”耶“竭”耶?哦,又错了,应该是“张皇失措”!
不能再其它举例子了,再举我现在也不敢写字了。你看,马上就会有人问:是“其它”还是“其他”呢?赶紧翻字典,哦,应该是“其他”。我们从小学会的“他她它”一到“其他”就被和谐了,这倒符合人与自然的统一原则。
汉字改革没毛病,事实上,从6000多年前创造汉字以来,汉字演化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果没有汉字从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的过程,中华民族的文明造就被历史扔进垃圾堆了,更谈不上传承。试想,在今天的信息爆炸、文本电脑化的时代,我们相互交流还吭哧吭哧刻甲骨文,简直就是黑色幽默了。但汉字改革的前提是“魂”不能丢,汉字的魂是“直观性、表意性”,几千年来汉字简化过程中,虽然从“象形字”到进化到“形声字”,但汉字的魂一直熠熠生辉。1956年,国家遵循“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从俗从简”指导思想将汉字再一次简化后,我们依然能看见汉字的魂,即使有人调侃改革后的汉字“亲(親)不见,爱(愛)无心,产(產)不生,厂(厰)空空,面(麵)无麦,运(運)无车,导(導)无道,儿(兒)无首,飞(飛)单翼,有云(雲)无雨,开关(開関)无门,乡(鄉)里无郎”,也并不妨碍百姓对简化后的汉字的喜爱,因为它对文化普及和人文交流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利大于弊。
但今天的所谓“规范”显然是出了问题。就我本人而言,我自以为对汉字的运用还算在中上等之列,那么,连我都不会写字了,不知道中国又有多少人该怎样写字,抑或是敲字?在不断地“规范”过程中遵从“约定俗成、从俗从简”了吗?保持“表意性”了吗?大家都喜欢用“张慌失措”,因为这个词从“心”,一看就明白,你偏偏规范成“张皇失措”,与现实完全不搭嘛!造成人们不知所措的关键原因是“规范”没有一致性,一会儿复古,要“号啕大哭”,一会儿又从俗,要“做爱”,一会儿又什么也无所谓了,“作证”“做证”随便用。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茴香豆”的“茴”还有哪四种写法,但我绝(决)不反对别人写出来,因为除了楷体,我们还有金体、篆体、行体、草体等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有什么错?如果强行规范成一个“茴”,中国书法也没了。同样,我也喜欢在一些语言环境里启用一些我认为更能代表自己心境的字或词,如果强行被规范成唯一的,中国汉字的直接表意性也会大打折扣。
今天的汉字是大众的,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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