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五四”以来，对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的质问，总是不绝如缕，而其影响巨大的莫过于李约瑟之问。简言之，就是在过去数千年一直引领世界文明的中国为何在近二三百年中却落后了？
对这个问题，一辈辈学人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有不同的认知和解析。梳理这些解析以及他们给近现代中国开出的进步处方，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们几乎一直在盲人摸象各说各话！
比如，革命先贤孙中山的药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陈独秀李大钊们的方子是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钱玄同等认为要彻底的铲除旧文化甚至消灭汉字才能让老大帝国获得新生！
历史和我们的日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总会有人把甲的错误和失误算在乙的头上，这在几千年历史中屡见不鲜，孔子就反复做过背锅侠。
而对近二三百年落后的背锅侠有封建帝制、孔子及儒教、汉语方块字等等。如果封建帝制是落后的原因，那么汉唐雄风何以让国人念念不忘，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又何以存在呢？如果孔老夫子和儒家是导致落后的原因，何以在理学盛行的两宋有那么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汉语言文字是导致落后的原因，那么世界还有那个文字能够几千年稳定传承并保证着她承载的文明连绵不断？显然，一百年来的先贤们在痛切母国落后的时候并没有跳出自己的局限，他们只是看到了被背后主导因素扭曲了的表象和它的制度惯性营造出的社会似乎“不可救药”的僵化局面而已。
作为现代中国新文化革命的开山祖师，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作品，更多的是象征了对旧文化旧体制的批判，而且重点是，他把这一切黑暗归咎于旧的礼仪制度，以为这是一个铁屋子必须打破才能让国人获得新生，显然这是一个美丽初衷！但是，钻出铁屋子会必然走进另一个铁屋子，几乎就是历史定律。
因此，关于近现代中国落后的本质首先不是制度，因为制度是人在起作用，当一个政权没有生存危机时、没有竞争条件时，既得利益固化且对潜在危机不管不顾才是最致命根源。
这是可以追溯到满清时代的康熙皇帝的，对于满清一朝，人们普遍认为它的落后始于乾隆，因为那时候天朝大国似乎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生存压力了，所以就停顿起来不求进步了。
而这种思想应该是康熙皇帝就萌生了的，这个苗头从他对戴梓发明的“连珠火铳”的态度就袒露无遗。戴梓发明的连珠火铳，大约性能接近于后世的机枪，这在那个冷兵器为主的时代，作为对西洋技术颇有研究的康熙皇帝应该已经认识到这个发明的价值，但是，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他决心把这个发明消弭，而不让他它应用于军事！毕竟那时候最大的危险不是英吉利或者法兰西，而是数量绝对大的、时刻可能起义的汉民，所以，他对戴梓的态度是，不用他的火器，而是让他去管音乐，然后罗织罪名，永久封禁在关外（东北），这样，连珠火铳就消失了。
这充分表明，康熙应该发现了科技隐藏的巨大力量，这些技术一旦被广大汉民掌握，那就是少数满人的噩梦，于是打压技术进步，拒绝新技术新思想就成一条满清高层的（潜在）共识。
这确实可以理解，如果我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结果却危害我的执政地位，那么我为什么要推动技术进步呢？这个逻辑，康熙皇帝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从这里看，中国近现代落后的原因就一清二楚，那就是统治者的狭隘和自私，他们在任何时候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人民幸福与社会的进步，而是自己统治地位！在眼前和长远的权衡之中，不懂得当前让步，其结果就是全部被摧毁，这就是满清的爱新觉罗氏和大英帝国王室不同命运的根源。
显然统治阶层或者核心领导团队保持开放进取的思想常态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一个王朝不可避免的的命运就是它和人的个体生命过程极其类似，总是由最初的生机勃勃会自然而然过度到老迈昏聩。老一代学者钱穆就曾痛切的指出历代的统治“法术”问题，之所以他们不能称为法治或法制，就是因为施行于天下的法令必以维护统治地位为归旨（带有私心和随意的临时举措）。当一种私心转化成制度设计，最后就必然获得自噬，这几乎就是真理！宋太祖为抑制武人干政，把军事管理故意分权制衡，结果是机构臃肿，部队毫无战斗力；朱元璋为保证朱家江山永固设计了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结果就是后世的太子遴选范围窄小，优秀的人进不了核心圈子。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团队如果和广大民众之间没有有效的流动渠道，就必然阶层固化，如果固化的统治集团没有对潜在危机的清醒认识，没有对未来几十年的预见，则社会矛盾必然累积成炸裂式的重新洗牌，这就是过去和现在一切国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
所以鲁迅先生的在黑暗时代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虽然不尽对靶精准，但是不挖掉厚重的外壳，总是难触要害。 既然那些古典的文化成为那个黑暗时代的背锅侠，翻过历史一页的今天，就应让他们带着深厚的传统特色和意趣——回到应有的位置！所谓浴火重生，庶几如此！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21-11-4 20:47
收藏
发表于 2021-11-4 21:17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