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杂事诗》源流小考

rsjby

    《儿童杂事诗》是周作人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所作。

    一九四七年六月，周作人“偶读英国利亚（Lear）的诙谐诗”，觉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乃“略师其意，写儿戏趁韵诗，前后得十数首”，却“终不能成就”。信笔写来，想到哪写到哪，事后自己也不太满意。反复阅读，只觉“其中有三数章，是别一路道，似尚可存留”。玩味再三，主题愈来愈明确，思路越来越清晰，“因就其内容，分别为儿童生活儿童故事两类，继续写十日，共得诗四十八首，分编甲乙，总名之曰儿童杂事诗。”一九四八年，“春多雨，惊蛰以来，十日不得一日晴”，周作人在“阅段氏《说文》注”之余，“应友人之属，录旧作《儿童杂事诗》”。不录无感觉，一录就灵感满满，“觉得尚可补充”，诗兴勃发之余，“因就生活诗部分酌量增加，日写数章，积得二十四首，定为丙编。”丙编与甲编略有区别，“旧日所写，多以岁时为准，今则以名物分类。”其时，周作人似乎意犹未尽，“此种材料尚极夥多，可以入录，唯写为韵语，虽是游戏之作，亦须兴会乃能成就。丁编以下，倘有机缘，亦俟诸异日。”只可惜，“兴会”不再来，“机缘”至此尽。此后，周作人再未就“儿童杂事”这一主题作诗。所以，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儿童杂事诗》，只有甲、乙、丙三编。

    关于《儿童杂事诗》的缘起，周作人说得清楚明白：“偶读英国利亚（Lear）的诙谐诗”后，乃“略师其意”，终得数十首。但周作人并非一九四七年六月才“偶读英国利亚（Lear）的诙谐诗”，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登载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文里，周作人就提到过“利亚（Lear）做有‘没有意思的诗’的专集”，说明早在一九二二年周作人就读过利亚（Lear）的诗。为什么一九四七年再“偶”遇时，才觉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清楚明白的背后，应该隐藏着更深的意蕴，值得爬梳剔抉。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周作人在北平因汉奸案被民国政府逮捕，关押于北平炮局胡同监狱。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被解送至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民国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在老虎桥监狱开始服刑。

    判决前，周作人颇为忐忑。十月十四日，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被处决，周作人兔死狐悲，惶恐不已，作七绝一首：“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判决下达后，周作人应该长舒一口气，至少自己不会被枪决。只是，已六十二岁的周作人，对能否服完刑期，再获自由，应没有把握。前有林柏生被枪决时的惶恐，后有对余生不可把握的虚无，惶恐、虚无之余，感叹世事，周作人或许觉得应该趁在老虎桥监狱的空闲时光，好好回顾一下人生。回顾，总从童年开始，距童年越远，童年越清晰。正好，英国人利亚的诙谐诗再次出现，这个由头仿佛毛衣的线头，轻轻一扯，童年的一切便源源不断浮现出来，令周作人兴会不已，诗亦水到渠成。若果真如此，《儿童杂事诗》可谓是周作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所撰《知堂回想录》的源头、前传。

    当然，这只是猜测。

    虽然周作人曾说“我向来不会做旧诗，也并没有意思要去做它”，但他对自己的诗作还是有信心。一九四七年八月，他就为只有甲、乙两编的《儿童杂事诗》作了序。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他又为增补了丙编的《儿童杂事诗》作了序。显然，他想将《儿童杂事诗》结集出版。

    由于民国政府判处周作人“褫夺公民权十年”，所以，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羁押起的十年内，他也被“褫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儿童杂事诗》要发表、出版，得等到“褫夺公民权十年”的刑期满了后，才有希望。但世事难料，判处周作人刑罚的民国政府很快就日薄西山，迅速垮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被保释出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周作人由上海赴北京。新政府对周作人的态度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也就是说，旧政府对周作人的刑罚至此结束，周作人自由了，虽然是一种“不乱说乱动”的自由，但比在老虎桥监狱服刑不知要好多少。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六日，上海《亦报》发表了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甲、乙、丙三编，共七十二首。《亦报》为使诗生色，特邀丰子恺为每首诗配画。发表时，署名“东郭生”。周作人自称东郭生，应该是遇到过“狼”，并且不能忘怀。狼之所指，或可从周作人作品里一见端倪，一九四四年三月六日（“民国甲申惊蛰”）所作《遇狼的故事》，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所作《偶作寄呈王龙律师并附跋》都提到过披着“狼”皮的人。面对披着“狼”皮的人，周作人觉得自己就是心地善良、被狼反噬的东郭先生。只是，在很多人眼里，周作人虽不是“狼”，却也非“东郭生”，而是一言难尽、难知其为何的复杂体。评价周作人，或许可以套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鲁迅给许广平信里的一句话：“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

    与五十年代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的关于鲁迅及鲁迅作品的文章迅速结集成书不同，《儿童杂事诗》相当长时间都未单独印行。大陆不消说，周作人虽被“宽大了”，但终究是与“旗手”兄长反目的文人，是曾经投靠侵略者的汉奸，除与鲁迅相关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作品和译著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其余的作品似乎都未能再版或新印。奇怪的是，一向喜欢印行大陆无法印行作品的香港，也直到一九七三年，才由香港崇文书店照原迹影印出版《儿童杂事诗》。

    《儿童杂事诗》长时间未得单独印行，应有政治之外的原因。出版社不太愿意印行这部诗集，或许：一是七十二首绝句，体量太小，要单独结集印行，可能似书非书；二是诗虽曰绝句，却不古不今，颇有周作人自谓的“打油”味；三是儿童生活诗吟咏的多是清末民初绍兴一地的陈年旧事，不具普遍意义，儿童故事诗多采古人诗词，无现实意义，且全以儿童为主题，虽或有寄予，却缺乏明显的“微言大义”。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

    大陆最早出版的《儿童杂事诗》应该是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此书由钟叔河笺释，只印了三千册，显然是试水。一九九九年中华书局推出第二版，分三次共印了三万册，一年内三印，说明此书有一定的市场。二〇〇四年岳麓书社推出第三版，改名为《儿童杂事诗笺释》，印了一万册。二〇一一年安徽大学出版社推出第四版，印了六千册。二〇一七年海豚出版社推出第五版，为“最终增订本”，颇为奇怪的是，版权页没有标明印数。

    钟叔河是国内整理周作人作品最为著名者，先后编订了《周作人作品集》第一、二辑共四十种（岳麓书社出版），《周作人散文全集》共十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儿童杂事诗笺释》以一九五〇年《亦报》发表的《儿童杂事诗》及配画为底本，对诗中所涉风俗、名物、俗语、人物、典籍、本事等进行校勘、注疏、笺释，文笔简练，引证丰赡，应是钟叔河用力最勤、用心最深、锲入自己最多的一部周作人作品。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作者一栏内，弃旧例不列原著者周作人、配画者丰子恺，只署钟叔河。

    对于《亦报》擅自邀请丰子恺为《儿童杂事诗》配画，周作人颇有微言。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上边有丰子恺为插画，乃系报社的好意请其作画者。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该诗原稿又已为友人借去，里边的诗较好者亦不甚多，但是比起插画来，大概百分比要较好一点罢了。”国内另一整理周作人作品著名者止庵（编订了《周作人自编集》共三十六册、《周作人译文全集》共十一卷）在《樗下说书》一文里提到此事时说：“丰氏之作，近来似乎颇受欢迎，坊间印本不少。谁能想到知堂竟是这般评价呢。”

    钟叔河肯定应该看到过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因为他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四卷里收录有这封信。他为什么明知周作人“不甚赞成”丰子恺的画，却还要在《儿童杂事诗笺释》里将诗、画并列呢？可能：一是钟叔河虽将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却并没有认真阅读、体会周作人的意思；二是钟叔河并不认为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反而觉得其天真可亲，与诗相得益彰；三是既遵从《亦报》发表时的底本，又尊重读者对丰子恺的“欢迎”，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当然，这更只是猜测。


    参考书目：
    张菊香、张铁荣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周作人年谱》
    钟叔河著，海豚出版社2017年2月版《儿童杂事诗笺释》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周作人散文全集》
    周作人著，钟叔河、鄢琨编订，岳麓书社2020年10月《周作人作品集》
    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鲁迅全集》       
    止庵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相忘书》

刘彦林

感谢老师再发新作支持。先留足迹，随后拜读学习。

刘彦林

rsjby的《<儿童杂事诗>源流小考》，是一篇融知识性和考证性的文章；周作人是文学界的“大师”，而《儿童杂事诗》虽未曾阅读，但从这篇文章中感知其亦有其重要性；虽为一篇短文，但从中受益。学习，问好。

草舍煮字

拜读！作为一段文化往事细节学习，并钦佩rsjby老师的广阅博学。

rsjby

刘彦林 发表于 2021-12-13 10:00
rsjby的《源流小考》，是一篇融知识性和考证性的文章；周作人是文学界的“大师”，而《儿童杂事诗》虽未曾 ...

读这书很多时日了，才勉强凑成一篇小文。识见所限，就这样子了。

rsjby

草舍煮字 发表于 2021-12-21 11:15
拜读！作为一段文化往事细节学习，并钦佩rsjby老师的广阅博学。

谢谢草版。以前零星读过一些周作人的文，现正较为系统地读。所以偶尔有点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