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子与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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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子，是周作人的次女。

    钟叔河编订、岳麓书社出版的《雨天的书》里，有两篇专写若子的短文：《若子的病》和《若子的死》。该书“重版说明”云：“《雨天的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有自序两篇，收文五十三篇（《怀旧之二》和《济南道中之二》《之三》三篇原目录中未列题），另附有一篇（汪仲贤《十五年前的回忆》）。后来重印时，又增入一九二九年所写的《若子的死》一篇，共计五十七篇。”周作人在《若子的死》一文里特别标注了若子的生平：“若子字霓荪，生于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午后十时，以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二时死亡，年十五岁。”从若子的卒年推测，“重版说明”所谓“后来重印时”，最早也只能是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所印《雨天的书》第三版，更有可能是第三版以后的版本。

    《若子的病》作于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二十二日。文章以《北京孔德学校旬刊》刊载的若子的一篇作文起头。收到旬刊时，若子“正在垂死状态”，周作人读了这篇名为“晚上的月亮”的作文，“忽然想起六岁时死亡的四弟椿寿，他于得急性肺炎前两三天，也是固执地向着佣妇追问天上的情形”，联想两者，虽“知道这都是迷信”，却依然“不能禁止”“脊梁上不发生冰冷的奇感。”人多是这样，家人若有意外，总害怕更坏的情况出现，越怕越要想，越想越觉得出现更坏情况的可能性越大，过往生活里类似的经验不其然预兆。这既可称之为迷信，更可能是因亲情所系的担心引发的迷惑、迷妄。迷惑太过，头脑渐昏；迷妄深沉，理智遂失。平和达观如周作人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因亲情而生的困惑与虚妄。

    “第一天在混乱中过去了”。混乱的，不仅是家里家外、家人亲人、医生看护的忙碌，而且是作者的心绪。无法停止的迷惑、迷妄翻腾起伏，纠结缠绕，脑子难得片刻安静。此时的周作人，可能在房间里乱窜，一会踱到病房，一会踱到书房，一会踱到客厅；也可能坐在书房，拿着一本书翻来翻去，可哪看得进文字，入眼的全是若子的病容。第二天，“因为病人想吃可可糖，我赶到哈达门去买，路上时时为不祥的幻想所侵袭。”“不祥的幻想”是什么，读文章的人都知道。之所以有这样“不祥的幻想”，与第一天的“迷信”一样，是因为有深切的担心，越担心越害怕，越害怕越觉“不祥”马上、已经来临。第三天，“下午三点半正要上课，听说家里有电话来叫，赶紧又告假回来。”可想而知，扣到“家里有电话来叫”时，周作人肯定心惊不已，担心“不祥的幻想”已成现实，所以“赶紧”“告假回家”。经历三天的凶险过后，若子渐渐恢复。虽然“我们今年竟没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我们今年幸而能够留住了别个一去将不复来的春光”，所以“我们也就够满足了”。“一去不复来的春光”显然指若子，若子病愈，留住了若子，比什么样的春光都要美好美妙千倍万倍。

    《若子的死》作于民国十八年（1929）十一月二十六日。文章以若子的生卒年起头。和《若子的病》相比，《若子的死》简略异常，篇幅差不多少了四分之三。先写若子“清醒”的死。“迭呼史兄姊妹名”，“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呣妈，我不要死。’”后写自己的感受。“如引景情，不堪回首。”“如今才过七日，想执笔记若子的死之前后，乃属不可能的事，或者竟是永久不可能的事亦未可知。”若子死后，除这一篇简短的告知性的短文和《再记若子的死》外，周作人似乎再未写过其他文章。亲人逝去，每回忆一次就会痛苦一次；若要将亲人的人生撰写成文，不知要经历多少次痛苦。作者的这种痛苦，读杨绛的《我们仨》时最能体味。朋友的父亲去世后，我劝朋友写篇纪念文章，以为这是最好的祭奠。朋友却说：无法写。当时不理解，现在才明白：写纪念亲人的文章所经历的痛苦，或许比经历亲人逝去，还要深许多，重许多。

    《再记若子的死》（未收入自编集）作于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一日，主叙若子被山本大夫误诊的情形。若子病起于胃痛，“十六日请他看，说是胃病。”“次晚”（十七日）“他才说真是盲肠炎”。“十八日上午取了血液，到下午三时才回电话，说这病并非恶性，用药也可治愈，唯如割治则一劳永逸，可以根除。”又“说日华同仁医院割治者无一生还，万不可去。”若子到德国医院手术，“盲肠却已溃穿，成了腹膜炎，过了一天遂即死去。”周作人以为：若子之死，山本误诊在前，为推卸责任便其到德国医院手术在后。为此，周作人不但写文将前因后果公诸报端（《再记若子的死》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华北日报》），还于十二月二十八向北平特别市卫生局局长呈送了《日本医师误诊杀人请求处分的呈文》，要求“取消该山本忠孝医师开业许可，并加以处分”。可见，周作人对于若子的死有切肤之痛，对山本的误诊耿耿于怀，难以释然。

    周作人行文，一向克制，很少煽情。他总是“客观”地叙述、议论，即使身涉其中，比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也少激越愤懑。虽有“主观”的见解、看法，却也是一种旁观者的主观。字里行间虽常讥讽、抨击，却多为细品才能体味的机锋。在他诸多涉及家庭、家人的文章里，他也作“事外观”，平静安宁地、浅浅淡淡地叙述一切，仿佛言及的全是与己无关的事与人。这一特点，在他建国后所作的与鲁迅相关的文章里发展到极致：称自己的大哥为“鲁迅”或“他”，称自己的父母为“鲁迅的父母”，仿佛鲁迅只是鲁迅，鲁迅的父母也只是鲁迅的父母，与自己不但没有血脉亲情，而且没有丝毫瓜葛。

    读周作人的作品越多，周作人就越会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这个符号、这种象征，是文字的，也是文学的，更是文化的，甚至也是历史的。仿佛历经风霜雨雪、烽火烟云的古籍，虽高傲高贵，却缺少温度。

    在《若子的病》和《若子的死》以及《再记若子的死》里，周作人却是另一番模样。虽周作人行文依然克制，依然没有煽情，但我们却可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位不同平时的周作人：不再是文字的、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而是家庭的、生活的、充满亲情的、满含温暖的。此时的周作人，是一位因女儿重病而陷于迷妄的父亲，是一位因医生误诊痛失女儿的父亲，甚至是一位对庸医误诊义愤填膺的父亲。

    没有周作人，就没有若子。不仅因为周作人是若子的父亲，更因为周作人的三篇专写若子的文，才使后人知道世间曾有一位名为若子的少女。若子对于周作人是重要的，不仅因为若子是周作人的女儿，更因为若子的存在，使周作人不再刻板，更加丰满。至少在我这里，周作人应该感谢他早逝的女儿若子。因为若子，周作人不再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而也是一位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甚至温暖有加的人，一位充满亲情、爱意、温厚可亲的父亲。

刘彦林

感谢您又发新作。先留记号啦！

刘彦林

先生对现在著名作家周作人的掌故颇有研究，也从其人生经历和生活细节中萃取素材，颇多受益；本文讲述周作人和她的次女若子的往事，呈现作为父亲的周作人对若子的深情，从而凸显周作人性格和形象——是一位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甚至温暖有加的人，一位充满亲情、爱意、温厚可亲的父亲。欣赏学习。祝福！

草舍煮字

作为有女儿的父亲，不忍卒读。

李立红

字母老师书读得多，对文人掌故以及作家的旧事，信手拈来，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