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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杀与棒杀 ——以足球为例
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多事物的兴起与衰亡，往往让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刚刚还是万人瞩目，众口称赞，一转身，就成为昨日黄花，被人诟病，被人唾骂，被人遗忘了。真得如古人所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只不过古人所说的是国之兴亡的历史规律，而我们所议论不过社会现象。《左传•庄公十一年》原话这样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说: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原来，愿意自己承担责任，就会兴盛；凡事都去怪罪别人，很快就会灭亡。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王朝是这样，一种事物，一种现象，也是如此。
网络之上，人人都可以说话，都可以去怪罪想要怪罪的任何人，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同时，也可以去吹捧任何想要吹捧的人，同样不需要承担责任。视听被扰乱了，很多事情，很多的人，无法辨别是非真假，只能人云亦云，任由网络掀起一股股是是非非，黑黑白白。
人人都可以自由说话，这是时代之进步。说了话可以不用负责，又是网络之弊端。于是，我们看到一阵一阵的网络浪潮中，愿意正本溯源的人少，而捕风捉影的人多；拨云见日者少，推波助澜者众；理性声音弱，而随心所欲的声音却是一浪高过一浪。凡事，一经网络，往往会混淆了事物的本质，成为炒作之原料。处在事件中心的人，常常会失去辩解与发声的能力与机会。被一股股巨大的浪潮裹挟着，成为捧杀与棒杀的牺牲品。
不知道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悲哀。
像中国女足，中国男足，还有那些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奥运明星们。
中国男足曾经也是那些喜欢捧杀与棒杀的人的宠儿。“黄金一代”，“亚洲第一联赛”的桂冠也一顶一定戴在头上，就像鲁迅笔下那些清国留学生头顶上的富士山，时不时还要扭上几扭，以示其高贵与荣耀。于是，那些以踢球作为职业的年轻人，个个成了富甲一方的公子哥，成了万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一个个刚刚踏足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的少年，穿金戴银，头顶光环，岂能不飘飘然，昏昏然，岂能不被捧杀？原本是励志少年，却成了一个个再也无法回来，仍是那个翩翩少年郎的纨绔子弟了。捧杀成功了，然后就高高举起手中的大棒，痛下杀手，去棒杀了。如今的男足，个个成了丧家犬，被人喊打，被人追讨。左右都不对，是非都是罪。
捧杀与棒杀的刀，始终握在一帮毫不相干的人的手里。罪与罚，是与非，由一帮看客定论，岂不悲哉！
就像贾秀全与水庆霞，一个被封神，一个被定为有罪。
无论封神与有罪，其实都是那些别有用心或者推波助澜者的不良炒作。但是，那些无辜者却无法抽身，无法辩解，无法左右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
竞技体育，靠实力，也从来不排除运气成分。关注中国女足与日本、韩国两场比赛的人都清楚，论实力，中国女足并非绝对在日本、韩国女足之上，是运气眷顾了我们，我们都是惊险，或者是侥幸取得了胜利。胜固可喜，但是还没有到了封神的地步。以后，水庆霞如果失败了呢？那些今日吹捧的人会如何？可以预料，拿起手中大棒无情棒杀的，几乎还会是今天吹捧的这些人。就像他们曾经对中国男足做过是那样。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千年的老黄历，今天还被人翻来翻去，奉为人生之准则，不是很悲哀吗？
一场狂欢之下，谁去在意那些伤心流泪的人呢？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高兴的时候尊他一声“读书人”。不高兴了，就嘲笑他为“窃贼”。反正都是为了炒作，为了博人眼球，为了消遣。至于孔乙己自己在流泪还是流血，恐怕没有几个人在意。以至于最后孔乙己活着还是死了，都没有人说得清。捧杀与棒杀的冷酷残忍，让人心寒。
捧也好，棒也罢，他们的重点都放在一个“杀”上面。
捧的初衷是让人失去自我，棒的目的是让人失去自信。捧与棒，都是毁人，都是在吃人。
凡事，有胜利者，就一定会有失利者。胜固可喜，败亦欣然，不是很好吗？入场的目的除了取胜，还应该有参与，有见识，有团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应该被看作是一句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胜固可喜，败亦欣然。”也不能被看成是一种阿Q式的自嘲。能够站在同一竞技场上，都是胜利者。
我们与其去憎恶那些心怀叵测去捧杀与棒杀者，不如时刻保持清醒，顺境不迷失，逆境不失意；春风得意，不得意忘形；身处绝境，想办法绝处逢生。像一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像一泓流水，下山奔涌，上山迂回，不达目的，不言放弃。
就如同《左传•庄公十一年》所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时刻检点自己，警策自己，就不会惧怕捧杀，也不会畏惧棒杀。
倘若我们常怀一颗平常心，用善意去看人看事，以以己度人之心态去说人说事，则那些捧杀棒杀之人，就无可乘之机，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平静，祥和。
202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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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14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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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14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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