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木门长子 于 2022-4-21 12:29 编辑
溯源 “老人家,我是市疫控中心流行病学的调查员,因为你是初筛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现在我对你的行动轨迹进行调查,希望你能配合好我的工作,如实提供个人信息……” 我努力俯下身子最大程度地接近眼前这位患者。2月16日,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突然检测出两名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一名三十五岁的男子、一名三十四岁的女子,俩人系夫妻关系。发病前他们曾与床上这名叫骆玉芬的患者有过接触,属岳母、女婿与女儿的关系。我将三人分别冠以1号感染者、2号感染者、3号感染者。两名年轻人很配合,及时向流调组陈述了发病前后十四天的行动轨迹。他们分别是在1号感染者发病6—8天期间陆续出现新冠肺炎症状的,之后立即到医院做了核酸检测,在确定为阳性病人以后已被市疫控中心隔离。我试图从两人身上获得关于1号感染者的所有信息。据两位年轻人讲,老人不常出门,与外界的接触几乎为零。他们不知道也根本说不清楚老人是如何感染上病毒的。所以,我只能走进A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通过与老人的对话掌握第一手信息资料。 “您是从几号开始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发病症状的?在发病前十四天前后您接触过什么人吗?能不能详细回忆一下十四天之内您去过的地方?”我将问题罗列在一张纸上,一条一条地按次序询问。老人茫然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她吃力地睁开眼睛,认真地倾听我的问话。她的身体状况很糟糕,新冠病症加上基础病,药物的治疗已使她苦不堪言。她翕动着嘴唇想说什么。我努力靠近,却因为防护面罩与护目镜的原因始终不能听清楚。她似乎提到了一个名字,张兰兰。我问,“张兰兰是什么人,现居哪里?你们是在几号、什么地点见面的?”她无力地看着我,不发一言。静默十几分钟之后,我只好离开了传染科病房。临出门前,我将与骆玉芬的谈话记录拍成照片留存。 “还是没有收获吗?”流调组长靠了过来,“今天出现的三个病例必须在24小时之内完成溯源流调,全力查明传染源、阻断传播链。否则,我们将无法判断患者的接触人群,确定密接者与次密接者。“我明白,组长,可是老太太不想说话!”“她是意识不清楚,还是根本不配合?”组长问。“都不是,我觉得她好像在隐瞒什么。”“那抓紧时间查一下监控吧,你联系一下交警队,将骆玉芬发病前后十四天的行动轨迹全面彻查一遍。“好的,组长。”我虽然有点不乐意,但流调溯源工作确实很重要,我也只好在组长面前畅快地答应了。与交警队的联系比较愉快,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我便得到了骆玉芬近十四天来的行动轨迹。因为骆玉芬很少出门,所以她的轨迹路线很简单。在骆玉芬的家门口我捕捉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灰色的身影正扑向一个黑色的身影,然后就是灰色身影对黑色身影的撕扯和推搡。期间,两个人都没有佩戴口罩。 “骆玉芬,”我再次走进了A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我们查看了监控录像,发现你于2月8号下午3点15分出现在新华门路口,之后你走向一棵大槐树下。你去见了一个人,她是谁?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老人家努力扭过脸来,挂在她身上的塑料管子像一张网。我看到她落下了眼泪。泪水沿着她眼角向下滑,漫过耳垂、脖颈,打湿了白色的被单。“我打了她,我把她推动了,你们不会责怪我吧?那天,我......太激动了......”骆玉芬开始啜泣。“......我恨她,因为她我一辈子都活得很痛苦。”“那么,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问。“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们已经五十年没见面了。她......叫张兰兰,是我的初中同学。1967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到云南插队,那时我们都很年轻......”骆玉芬似乎陷入了回忆。 通过流调我查到了张兰兰的个人信息。电话询问,我发现她于半个月前就在B市去世了。去世那天正好是她与骆玉芬发生撕扯后的第四天。之后,我对张兰兰的所有近亲属进行了流调,发现已确诊新冠阳性患者两名,分别于2月12号、2月13号入住B市传染病医院发热科。这两位患者一位是张兰兰的丈夫、一位是张兰兰的女儿。安全起见,我请求B市疫情防控中心的同行对张兰兰及其家人的信息进行了收集。此时,已经是发现骆玉芬等三名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第二天,距离组长交办给我的24小时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我心急如焚,希望很快得到流调结果,呈送流调报告。此时,A市疫控中心已经对骆玉芬及其女婿女儿的居住小区开展了全面消杀,对其密接者、次密接者进行了有效管控。唯一遗憾的是,我没能顺利完成对骆玉芬发病原因的溯源流调。找不到发病源头就意味着仍然有隐藏的病患,存在潜在的危险。那个躲在暗处的无形的传染源到底是谁? 电话在凌晨六点钟打来,是B市疫控中心的同事。“我们对张兰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她曾于2月6日登上开往你市的G2011次列车,之后在你市高新区站台出站......”我一字一句地记录,同时进行了录音。我对B市疫控中心的同事说,“谢谢你们,我很想知道张兰兰在去世之前有没有做过核酸检测,有没有被确诊为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她去世的很突然,死前没有做过核酸检测。目前,我们对她的新冠病毒阳性定论也仅仅是通过对其丈夫和女儿的流调分析得来的,帮不了你,我们也很遗憾。” 我再次走进了A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此时,是我每三次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护面罩和护目镜接近骆玉芬。“骆玉芬,我们对张兰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她的丈夫和女儿已于三天前发病,属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普通型。对于张兰兰是否曾为新冠病毒阳性携带者我们尚存疑问。所以,请您告诉我,在见到你之前她有没有见过其他的人,谁又是她的传染源?”“这件事你应该去问她啊!”骆玉芬有些不高兴。今天她的身体状态尚好。我定了定神继续追问,“是的,我们本应该去问她的,但是很遗憾,她在离开本市后的第四天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你是她在本市见到过的最后一个人。”骆玉芬眼珠子瞪得很大,似乎很惊讶。“她竟然去世了,她是怎么去世的?为什么......她要死在我的前头!”随后就是她长久的沉默。“老人家,没有时间了,因为你的拖延我们推迟了管控计划,请你无论如何告诉我2月8号那天你与张兰兰之间发生了什么,之前她有没有见过其他人,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好嘛?” 约十几分钟之后,骆玉芬终于开口了。她说,“你们去找一个叫赵越丰的人吧,他会告诉你们一切的。”我迅速记下了赵越丰的家庭地址和联系电话。同时,对之前焦躁的情绪向骆玉芬道歉。我说,“谢谢您能理解我们的工作,祝你早日康复!”我看到骆玉芬的眼眶里再次蓄满了泪水。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为去世的张兰兰流的。 上午8点20分我和两位做核酸检测的同事同时到达赵越丰的楼下。老人打开了单元门,邀请我们进了屋。屋里的陈设很简单,六七十个平方米的样子。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书。从与老人的交谈中我们得知他是某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前段时间曾受邀到外地讲学。“你现在的身体有什么不适吗?”一起来做核酸检测的同事问道。“没有啊,我身体一向很好的,从外地回来以后就没有出过门。我正准备一篇关于天体物理方面的论文。”“噢。赵教授,在核酸检测结果没有出来之前请您无论如何不要出门好嘛。”“好啊,好的,我懂得流行病的危害性,我会尽力配合你们开展工作的。”思忖一阵之后,我向赵越丰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2月8号之前他是否见过从B市到来的张兰兰;二是张兰兰到达本市之后又去了哪些地方,他是否知道张兰兰的行动轨迹;三是骆玉芬和张兰兰见面的事他是否知道。 赵越丰很诚实地向我陈述了那天的事实。他说,“我本不知道她要来的,我们已经五十年没见面了。上月十五号,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想见见我。我当时就很奇怪,都五十年没见面了,她怎么会突然想起我。于是我说,可以啊,2月8号我从外地返回A市,在家里等着你。她是2月8号中午到我家来的,她告诉我曾经托很多人打听我的消息。她希望在生命弥留之际再见我一面,并对之前发生的事做个解释。通过交谈我知道她得了胰腺癌,晚期。那天,我们聊了很多,然后我将她送出了门,并且告诉她骆玉芬的家庭地址和联系方式。我对她说,因为那件事骆玉芬终身未嫁,三十一岁的时候才收养了一个女儿。她一再抱歉,一再向我说对不起。之后,我们再没联系过。” “张兰兰已经去世了,是2月12号的事情。”我将张兰兰的死讯说了出来。事后,我很后悔。作为一名流调工作者,我的任务不应该是听消息传消息。但是,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我想知道关于他们的故事。“张兰兰从你这里离开之后就去找了骆玉芬,她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骆玉芬将张兰兰推倒在地上,当时有监控拍摄下她们之间发生撕扯与推搡的全过程。”“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啊!”老人面色凝重。他喃喃自语地说,“是我对不起她们......” 四个小时后,赵越丰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经市疾控中心确诊为新冠病毒阳性无症状感染者。我深舒了一口气。我终于找到了0号传染源,并于流调工作24小时之内完成了流调报告。记得那天回到家已是下午三点,我没吃没喝就睡下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骆玉芬的女儿。我们坐在阳光下谈起了三位老人的事。她说,“他们是1969年到云南下乡的知识青年,之间发生过感情纠纷。张阿姨曾向赵伯伯举报过我妈妈乱谈对象的事......”“啊?噢……那个年代的事情真不好说。他们是因此而结仇的吗?”我问。“不是啊,76年的时候张阿姨患上了血吸虫病,差点没命了,还是我妈妈为她医治的呢。他们那代人的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她抬起了头,将目光转向远方。远处,攀上山墙的凌霄花开得娇艳,我知道又一个明媚的夏天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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