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我驻足观望,寻找我家老宅的位置,却一点儿也找不到它的迹象。
老宅,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是那么清晰,它就座落在那里,那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港湾。
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泰来县,地处嫩江南岸,嫩江水从县域内流过,滋养着近200万亩的水稻和200万亩的杂粮杂豆,小城的东侧有自然湖泡,终年有水,从未干涸过,泰来盛产大米和各种鱼类,可谓是鱼米之乡。
我记事儿的时候大约四五岁,我们一家四口人,爷爷、爸爸、妈妈和我,在泰来县城定居,一直租借房子住,曾经搬过四次家。后来二妹、大弟出生,我们家就有六口人了。我八岁那年,也就是1958年四月中旬,父亲花150元买了石家油坊西侧的两间土平房,大弟刚出生半个月,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急忙搬了过来。
一
两间土平房,地处县城的南边,石家油坊西侧,西边是一个高高的土墙,里面是煤木公司。
这个院子很特别,南面和东面都有院落,我们的房子在里面。但是都有出入的小道。南边靠东是一排正房,东边紧挨着是一排厢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从东边上街,也可以从南面上街,出入很方便。院子里一共三户人家,我家靠东边,连脊的房子,紧挨着就是王家,也是两间土房。再往西是姜家,他们的房子是独立的两间房,靠西侧用土墙围了一个大菜园子。而我们和王家之间没有任何篱笆和土墙,而且两家共用一个山墙,空阔的院子很大。
这两间土房已经很旧了,松木的檩子已经熏得黝黑,高粱杆做的房薄熏得黝黑不说,而且有的秫秸已经断裂。四面土墙是用黄土抹的墙里子,也是熏得黑黄色。一铺南炕,窗子分上下两块,下半是玻璃窗,上半是可以开合的木楞窗,糊着窗户纸。外面的地面离窗台仅有二尺不到。可见这处房子是有年头了。尽管如此,我们一家很开心,我虽然还不满八岁,也会感觉到爷爷、父亲、母亲那愉悦的心情,我的心里也觉得特别踏实。
因为多年到处租借房子,我家没有太多的家具和物品。只有两个蝶花牌香烟的大纸箱,里面装着我们几口人的被褥、衣物,有一张大饭桌和一个银白色铸铁的洗脸盆和锅碗瓢盆等家什。
父亲会木工活,也会瓦工活儿,曾经靠瓦工挣钱有好几年呢。父亲开始琢磨安顿这个家了,先买了一对木箱子,然后自己做了一个橱柜,里面放上碗筷碟子等,还做一个三屉桌。我家有编苇席的手艺,为了编席子方便,把厨房一分为二,进门处是锅台,煤堆、木半子等。另一部分与住屋相通,这样就有了一个空地,地面做了硬化处理,可以用来碾苇子,编苇席。后来又在住屋北侧搭了半截小炕,我和二妹在小炕上住。渐渐地这个破旧的房子就像一个家了,虽然生活比较清苦,却是一个温馨的家。
土房最怕下雨天。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在炕上用大盆小盆地接着雨水,地上就任凭漏雨随意滴答了。一到下雨天,心情格外郁闷。房顶每年只抹一次。那时候用碱土抹房子,一到春天,各家都买两车碱土,这些土大都是从东碱泡子边上挖出来的,几块钱一车。土买回来堆在院子里,等父亲有空了,还得天气好的时候,才能抹房子。说起抹房子,真是一件大事儿。父亲上班,没有休息日,只能起早贪黑地干。父亲个子不高,比较瘦弱。但是这个家还得父亲撑着啊!我和弟弟都小,不会干活儿,抹房子就是父亲一个人干。我家没有叔伯亲戚,所以一个帮忙的人也没有。父亲早起挑水,把碱土掺上切碎的谷草,用水和好,先闷着。大约闷上一天左右,再用三齿勾倒开,把泥弄得软软的。父亲用长把的叉子把泥先甩到房顶上一堆,然后爬上房顶,用抹子、托泥板开始抹房子。泥用完了,再下来往上边甩泥。甩泥可是个累活儿,不使劲儿,那黏黏的碱土泥根本甩不上去的。我看着父亲一叉一叉地往房顶上甩泥,心里干着急,帮不上忙啊!到了上班时间,父亲按时去上班。中午回来抹一块,晚上回来抹一块,这两间房的房顶得三四天能抹完。给父亲累得胳膊腿都疼。可是一场大雨,房顶上的泥依然被雨水冲掉,年年抹房,年年漏雨。
矮矮趴趴的小土房,却是我们温馨的家园,我们幸福的港湾。少年不知愁滋味,只知道做着美梦,期盼着有一天住上宽敞整洁,不漏雨的房子。在这个房子里,我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爷爷去世,相继二弟、三妹、老弟出生。我们一家八口人住在这个小土房里。我和二妹学会了编苇席,晚上,在煤油灯下,妈妈编席子或者做针线,父亲劈苇子,我给母亲读小说,或者和二妹一起扒苇皮。我们家一年365天,除去除夕和大年初一,天天是苇叶满地,苇子成堆,席子盖地,十分凌乱。后来,母亲出去干零活,我们窄小的房子不再被苇子、席子铺盖,整洁了许多。我和妹妹弟弟们又先后下乡插队,这个老房子就是我们最期盼回归的港湾。
二
我们一天天长大,房子一天天陈旧。这矮趴趴的土房却演绎着我们姐弟六人长大成人的故事,那些往事总在心中缭绕,挥之不去。
记得我在这里上小学,爷爷搬着手指头说:往上数了几辈,咱家也没有上学堂的人;妈说:琴,一定要好好上学,妈供你。我成了宫家第一个上学堂的人。
记得我们院子里一群孩子,每到晚上就玩捉迷藏,这是当年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也叫藏猫猫,一个人躲起来大家去找。那么空旷的院子,哪里有藏身之处啊,只不过找一个隐蔽一点儿的房山头躲一躲,不一会儿就被大家找到了,还是开心不已。童真的笑声惹得月亮星星直眨眼睛。
最喜欢过年的时候,我和二妹去新华书店买来年画,老爸用白灰把墙刷一刷,整个屋子就显得又明亮又宽敞,贴上年画,做一桌子好吃的,欢欢喜喜过大年。只觉得这个家特别的温馨美好。
我初中还没毕业,我们就到农村插队落户,那是1968年末,我们办理了下乡插队手续,成为了泰来县大兴公社阿拉新大队的农民,也叫知青。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那个小土房。但是我们会经常回家看看,过年放假可以在家多住些日子。记得1969年的春天,我跟着知青和社员到地里送粪,突然感觉头疼恶心,坚持不住了,请假回青年点休息。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头疼得厉害,睁不开眼,恶心难受,躺着炕上直哼哼。卢姐见状说:小宫是不是起什么了,赶紧找来当地农家的一位老太太,她在我的胃部扎了一针,挤出一点血,然后拔一个火罐,用一块面碱塞到肛门里,我只觉得肚子开始哗哗作响,头不晕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突然要排便,两位姐姐扶着我出去,还没到厕所就忍不住,在柴火堆旁排除好多黄水。症状明显减轻了,只感觉特别虚弱。第二天早上,卢姐对我说: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吧,在这里也干不了活儿。还告诉我到大队部门前,每天都有大马车去大兴公社。我背上一个黄书包,来到大队部门前,看到一辆大马车停在那里,好多人挤了上去,我还没好意思开口,马车就启程了。又等了好久,再也没有马车过来。此刻,我就一个心愿,回家,回家,回家!于是,我自己步行20华里,来到大兴火车站,在荒芜人烟的旷野里行走,什么鬼怪传说我都不怕了,只想快点儿到家。我搭上去泰来火车站的货车,回到了县城。当我走进院子,看见那两间破旧的土房的时候,忍不住眼泪哗哗直流。有病时那么难受的折腾我都没有掉泪,此刻到家了,却忍不住大哭起来。躺在热乎乎的火炕上,吃着妈妈包的素馅饺子,就觉得病已经好了一大半儿了,那种独特的家的味道让我酣然入睡,那么香甜,那么舒适。
三
1971年,我返城参加工作,我们依然住着破旧的房子,可以说那房盖摇摇欲坠,我的男朋友与我老爸一起把房盖彻底换了新苇子,把已经酥了的土墙进行了修补。那时候我也可以帮一把手,帮着拖土坯、打苇帘等一些零活,房子维修好了,低矮破旧的房子焕然一新。夏天也不担心到处漏雨了。弟弟们陆续长大,每年抹房子也有了帮手。我结婚以后,经常回娘家住,在热乎乎的火炕上睡得特别舒服、踏实,总有一种家的味道让人心里稳稳的安宁。
弟弟妹妹都长大了,这两间房子根本住不下。老爸便带领弟弟们在门前八米之内盖了一间仓房,又改成两小间,这两小间房子成了弟弟们的婚房。后来弟弟们都有了自己的房子,老爸老妈和大弟弟一家住在一起,大弟弟又把房子翻建成砖瓦房。这里就成为我们姐弟的大本营。每到节假日,老爸老妈做一大桌子好菜,等着我们回来。有时候老爸会到大街上望着我们回来的方向,盼着我们早点回家。我们姐弟六人都成家立业了,老爸老妈成为坚守大本营的主人,他们总是琢磨做点儿好吃的等我们回去团聚。街坊四邻都羡慕我家经常团聚的场面。一大家子和和气气,团团围坐,虽然房子不宽敞,但是那份浓浓的亲情却是特别地丰满。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也是老爸老妈的幸福所在。小小的砖瓦房承载着我们祖孙三代人的烟火,承载着一个大家庭的温暖与和谐。
时间荏苒,转眼间我们一家人在这座老宅里住了近50年。后来城建规划道路,老宅必须搬迁。我们回到老宅,看着满院子的家什,心里一股酸楚的滋味涌了上来,多少美好的时光,在这座老宅里度过,多少欢乐的日子在这里流逝,多少温馨的团聚在这里留连。那一天,年近八旬的老爸步履蹒跚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看这里,又摸摸那里,心中更是有多少的不舍啊!只有他老人家自己懂得。
时代在进步,几年间这里便盖起数座楼房,老宅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之中。每每路过这里,我们只能用心去寻找记忆中的老宅了。它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是我们梦中最温馨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