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批判和颂扬之我见
这里不谈莫言,不谈司马炎,也不谈李敖,不谈网上批莫和挺莫者们的狂欢,只说莫言提出的那个问题。如胡适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当然这个问题是由莫言提出来的,然后又由司马南驳斥的,所以根本上来说还是绕不开。 莫言的原话是: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也包括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 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几个修饰语上,也出在莫言本身的心口不一上。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粉饰”二字用得好。就如一个女人,尽管为阅己者容本身没问题,但粉涂得太多就不好了。那些整天粉饰得社会多么多么“和谐”者们,早已成了坊间笑谈,更不用说什么作品质量了。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有问题的是莫言的偏见(“偏见”一词是他自己说的),在于他用词的绝对性。要知道,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啊,总要辩证地看啊!若把话说死了,无论如何,肯定是偏见无疑(比如笔者本句中的“肯定、无疑”就说死了,所以该结论的正确性很叫人怀疑)。莫言句中,“永远不是、就是应该”,就把话说得死死的,丝毫不留余地。 而且莫言真是这么认为的吗?显然不是。他不但不是这么认为的,也不是这么做的。 这里也不谈他去了趟日本,然后在文章中对日本之国之民之土地大唱赞歌这回事(当然咱没去过日本,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粉饰),且谈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丰乳肥臀》。就是这部大作,在读者对其思想含义提出质疑时,莫言的回答是,这是一首献给母亲的赞歌。 可见莫言的观点很清楚,文学不是不能歌颂,不能赞美,只是“不能赞美某一社会”而已。而这“某一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咱就不好乱猜了。 这里只说莫言的偏见,前面是从“理”上说的,下面从“据”上说说。莫言说的“永远不是、应该就是”,有证据吗?肯定没有啊(咳,我这该死的偏见,又用了“肯定”这样的绝对语)。比如《诗经》“风雅颂”中的“颂”,几乎都是赞美的,而且就是是赞美“那个社会”的,尤其是赞美那个社会领导的“伟光正”的。至于质量嘛,见仁见智,就如红烧肉,我说好吃,你说油腻,辩论这个就没意思了。 那么挺莫派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呢?毫无疑问,肯定是批判“这个社会”的啊!不过这却不是“作品质量”不“值得怀疑”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基础的《文学概论》课本上早都说得清清楚楚的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关键在于“典型”二字。离了典型,就不既叫“批判”,更不能代表“现实”。 那么不妨对比一下莫言笔下的人物,谁能举一个能够代表社会一类人的典型来?是《红高粱》中的“我奶奶”,还是《丰乳肥臀》中的“我妈妈”,抑或是《蛙》中的“我姑姑”,或者《檀香刑》里的“俺公爹”,或者《生死疲劳》中的“我”本人? 事实上,莫言的话只是针对那些对其作品中几乎全部是暴露社会黑暗面的质疑的回应,并不能代言表莫言的真实想法(我可没说他口是心非)。其若去掉这段话中的绝对性字眼儿,再加两个限定性字眼儿,这话就几乎可以看作真理了(看看,我就不再用绝对性字眼儿了):如果谁想“只”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只”用文学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觉得文学艺术不应该“只”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还”应该暴露黑暗,也包括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 看看,这么一改多好!可是,那就虚伪了,因为这只是笔者的一厢情愿,原话才是莫言的真实想法。 用文学来粉饰现实,注定会被现实抛弃;但是用文学歪曲事实,则可能被人们唾弃。用文学毫无原则地“只”表现一部分现实,尤其是那部分不具“典型性”的黑暗丑陋的现实,则叫人怀疑作者的阴暗心理甚至险恶用心。尤其是这该文学被敌对势力利用的时候,即使是无心之失,也会犯下无心之罪。 比如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有如下句子: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最精致的佳肴是烧烤三岁儿童……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嘲讽……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 显然,诺奖评委会目的不纯。那些硬要把文学当成文学,非要把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者们不妨细品一下这篇完整的颁奖词,类似“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字样已经堂而皇之地写在其中,用小品里的话说“都不背人儿了”,你还能单纯地说文学就是文学吗?对于于西方世界无底线抹黑中国和绞杀中国文化明确的目的性,许多国人在这方面则幼稚和白痴得多。比如方方日记在国外的极速翻译和出版,比如故意丑化亚裔的画作和电影在国外屡获大奖,无不暴露了西方势力的司马昭之心。 这里已经远远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不是批判和歌颂争端的问题,而是根本的立场的问题。文学和所有艺术形势一样,从来就不是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刘慈欣的《三体》翻译成英文,被删改一千余处(而我们出版社卖欧美书籍的一个噱头就是“全译本”),日本的动画《机器猫》被引进美国,其中有关日本文化的标识全部被替换掉,甚至连日式食品也替换成美式快餐。这个问题上不用狡辩,作家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代表了他的政治立场(比如清华美院的设计,比如人教版教材的插图及选文)。无原则地或是一味地揭露自己国家的黑暗面或丑化自己的国民,无论怎样以艺术之的名义辩解,其动机都很难不叫人怀疑。尤其在被我们的敌对势力利用之后非但不知悔改,甚至还沾沾自喜者。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举个浅显的例子:比如我可以对别人大谈我妈怎么对我严苛,没事总爱在我耳边唠唠叨叨,惹急了她上来就是一顿笤帚疙瘩,甚至还给过我两撵擀面杖……我怎么说都没问题。但若是别有用心者要以虐待儿童为由将我妈送去法办,我便要拼死保护,法官面前也会对她的那些所谓“恶行”绝口不提,而是全力赞扬她的母爱,用竭力维护她慈祥善良母亲形象,以保她的平安。 因为这是“我妈”,是生我养我的母亲,纵有其他的千般不是,只这一条便足以叫人永世怀恩,何况还更有不能割舍的亲情。不要说什么作家或画家,哪怕无知村的贩夫走卒,也都知道在外人面前维护母亲的形象。但有要侮辱和伤害者,则不惜与之一战,甚至为此拼命也在所不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偏要把母亲的肮脏内衣乃至丰乳肥臀暴露于众者简直无异于畜生;而那个杀了暴露生殖器侮辱其母亲者的余欢则是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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