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2-6-30 16:51 编辑
每年春节，我一家三口都在父母那儿待着，孩子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
这个状态我很享受。自己不需要干活，依然重温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惬意，再说，这也说明了父母的康健无忧，我当然希望一直就这样下去。
父母的居住地不是我们的老家， 他们是集镇上的寄居者，一如我们是城市的寄居者。我们曾经的老屋连同整个村庄整体被推平，现在是一片错落有致的厂房，几条宽阔的水泥路，冲天的浓烟，还有断断续续的轰炸。那是一个水泥厂，二十年前将整村置换。在工厂的门口，我们是外人。
这不是什么悲喜剧，都是愿打愿挨的事情。人家出钱，你就得出去；人家现在挣钱，你就得靠边。
我们不是一无所得，而是换取了适量的金钱，让一个村子陡然富裕起来，人们迅速重建了一个村子——漂亮的新农村，承载过村民喷发式的兴奋以及各级领导的驻足赞许，成为乡村的一张名片。这种富裕也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拆迁款彻底用完再次回到原点。关于这个美丽村落的前尘往事逐渐烟消云散，稀稀落落地走进了如我一般年纪以及更大一些年纪的人的记忆。
春节期间，我喜欢到处走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那个现在的工厂过去的乡村。虽然完全不复存在，毕竟生活了几十年，还是能够对的上，也时常唤起一些曾经的人和事情的记忆。
一 我家的老屋位于村子正中间的位置，前后两进房子，前面是三间正屋，后面是两间厨房，前后用围墙连接起来。正屋的前面是村子的主干道，再前面有一个水塘，是鹅鸭以及水牛的栖息地。最常见的情况是，硕大的水牛伏在水塘里，只露出牛的黑脊背和牛头，满目的苍蝇盯在牛背上吸血，然后换来牛头间歇性地摆动和喘出的粗气，对于年幼的我们是一种震慑。
我小时候胆小，怕水牛，也怕父母，所以竟然从来没有骑过牛。这个遗憾持续到我教书的时候，终于有一次我在后山牵牛回家，突发兴致，按照电视上骑马的方法骑上了牛背，结果，水牛整个身子往上一拱，我结结实实地摔了下来。好在没有出大事，否则一来有负山里孩子的出身，二来传出去也是个笑话，一个当老师的骑牛竟然被牛拱掉下，我的那些拖着鼻涕的学生指定会笑话很久的。
其实，江淮地区四季分布的时间相对平均的，可是在记忆当中，春天的比重还是要大一些。因为四周环山，草木旺盛，有土的地方就有草，远处的小山，居家的院子，门前的土路，中间的水田、阡陌般的田埂、山脚下的麻地全部都是被绿色裹挟着，我们的记忆也随之被绿色裹挟着。
记忆当中还有更早的记忆。
村子中间有一个小土丘，可能是很早年代的两个无主的坟墓连在一起，因为时间的久远以及没有任何坟墓的标签，所以幼时的我们从不感觉到害怕，圆润润的坟头上长满了贴地的小草，正是我们嬉戏的舞台，我们更愿意站在小丘的顶端展示着自认的威风八面。
我还在意小丘前面的水沟，因为那是父亲重点强调过的一个水沟。父亲经常讲这个水沟与我们一家命运之间的关联，他自己十岁那年也就是五九年，我叔叔刚刚五岁。整个村庄被饥饿覆盖着，很多人都倒下了。父亲成天窝在村子中间的草垛上，那是集体的稻草堆，他的任务是从这些已经被反复脱粒过的稻草上找出稻粒，一颗颗地找。当然，找到一颗稻粒不亚于从泥土里找到一颗珍珠，他的这个行为更多的只是有一些象征意义罢了，说明他也在寻找食物。更小的叔叔大约只能在家里睡觉，因为据说多睡觉就不会饿，就像大人们也会说，多喝水也不会饿一样。
爷爷是队长，掌握着村子的生产大权，他一哟呵全村人都得听他的，他们村干部经常晚上开会，开会最大的好处是会议结束之后，可以好好吃一顿。奶奶在村食堂里做饭，那可能是妇女们最羡慕的工作，哪里会有做饭的人饿死呢？奶奶说，在村子做完饭，会在衣服的夹层里带一些锅巴回家，用水一泡，对于从父亲叔叔到三个姑姑来说，不亚于一顿饕餮大餐。事实上，正是爷爷的威权和奶奶的便利，我们一大家子当时没有死过人，而我爷爷的一个妹妹家，就在本村，全家十来口全部饿死。而爷爷说他当时兄弟姐妹十个，最后剩下的不到一半。
还是饿，整天整天的饿，所有人的饿。
五岁的叔叔熬不住了，他知道奶奶就在村子中间的村办公室里，他还知道那里面有吃的。于是他蹒跚着，尝试着，坚持着。没有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任何人关心，他走向了那个村办公室。等到隔壁的徐家老三在水沟里发现他的时候，他蜷缩在水沟里已经奄奄一息，应该在水沟里浸泡了小半天了。好在水沟没有什么水，没有被淹死，也好在命运的眷顾，让他恰好遇到路过的徐家老三。
那个时候，像这样的事情是很难和救命之恩之类得联系起来的，也就道一声谢而已，谁知道今天存活明天还会不会继续存活？当饥饿和死亡成为普遍之后，又有谁会花太长的时间去关注一个孩子的死亡以及一次救活孩子的善举？
爷爷是队长，奶奶是给集体做饭的，我家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家呢？
叔叔几年前去世了，六十七岁，食道癌。在医院，他被切除的部分堆满了手术之后的托盘，显然是晚期， 几个月后他在极度痛苦中离世。
食道癌如果发现的早，救治及时，存活率还是很高的。叔叔家条件一般，自己也没有什么体检的习惯，更谈不上养生保健之类，劣质白酒和火爆脾气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个性极度骄傲自尊，但是最后的时刻，在病床上，他单薄的像一张揉皱的白纸，眼神空荡荡的，他在等待那个注定要早到的时刻，亲人的哭泣，路人的惋惜对于他来说已然没有任何触动。
他应该可以活得更久，人们都这样说，可是，我们也清楚，他的生命有可能只定格在五岁。
村子不大，也是江湖，我经常想，我们的延续是不是也依靠着那么一点点但又特别有实际意义的特权？如果我的爷爷不是队长，奶奶不在村子里做饭，世界还和我有关联吗？
二
我们村是三面环山的，只有一个出口，多年前，我从这个出口到外地上学，然后又回来，做了半辈子乡村教师；而更早的时候，我的父亲也从这个村口出去，他也要找自己的出路。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饥饿困扰了，那个被全村人称为“粮食艰巨”的年代给他们那一辈人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他们反复和他们的后人絮叨，让他们的后人珍惜着每一粒的粮食和每一天的存在。有些孩子一碗饭没吃完，往往会被他们的父母绕着村子追打。
孩子都是被打大的，不打不长记性，在乡村这是铁律，甚至延伸到女人。
村子里的一个长者能量很大，当时已经能和公社干部走动了，在小村里是个人物，也有可能会走上仕途之类。有一次一个干部在他家吃早饭，筷子划拉了几下，看到了一粒老鼠屎，他脸上挂不住，转身到了厨房，见到乌黑和锅灶还有邋遢的女人，飞起一脚揣了过去，女人蹲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后来，他续弦了，子孙兴旺，不过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彻底断绝。
父亲识字，也见过一些世面，不大推崇简单粗暴，但也会揍我。父亲的柳条是一个阴影，我从来不打架，从来不会骂人，成绩从来都很好，但是我也被揍过。我最惨烈的一次是父亲用簸箕倒了一地的小石子，让我跪在上面，时间是一个小时，姐姐的任务是在边上记时。我的解放是在我上师范之后，很小，十四周岁上的师范。然后我就开始抽烟喝酒乱花钱，父亲尝试阻拦，但毫无意义。我抽了三十多年的香烟依然在继续，我喝酒的时候，床头上放一只筷子，心里难受，就用筷子抵住舌头，然后吐满整个屋子。
我在最好的年龄里不求上进，蹉跎时光，萎靡困顿，终究一事无成。
我就任性一下，任性一生又能怎样？
父亲比我励志，也因此似乎他才有的一些发言权和审判权，不过他也是被逼的。
父亲二十六，母亲二十三，还没有姐姐，更没有我，已经分家，独立门户。父亲通过爷爷和外公的关系在公社农具厂学木匠，全家没有收入，生产队年终结算，每年都超支，还欠集体的钱。
这个地方要钱，那个地方要钱，母亲躺在床上，等着姐姐的来临，也还是要钱。奶奶成天愁眉苦脸，年轻的父亲无法承受，在一个夜晚，他拾起了自己的工具箱，走出村口，一直往前走，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他想干什么，包括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
他的谋生手段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找有人烟的村子以及集镇，哟呵着谁家有什么需要修补的，做家具的，做苦力的，反正他都行，只要给现金。就这样，生意居然还不错，一个村子完了之后就到第二个村子，最后一直跑到县城。等到口袋里的现金足够多的时候，他开始回家，也还是一路修补一路回家的。这段经历，他经常絮叨，有骄傲有遗憾，骄傲是他还是走出了困境，遗憾是他没有继续走下去，否则，我都可能混成一个富二代之类。
他不知道，他不可能走太远的。原本习惯于井底，即便爬到了井口，他的选择也只能往外看一看，最终还是要下去的，因为他更适应下面的局促和安全。
不过，他的确受益匪浅，在行走中，他学会了无所不能，他本身是木匠，学会了泥瓦匠，漆匠，篾匠还有修锁配锁，最后连兽医都学得八九不离十。
当他挑着担子回村的时候，大家像见到外星人似的奔走相告，一个老人兴奋地告诉他说他有酒坛子了。他不知道什么叫酒坛子，人家继续告诉他已经有了个女儿了，那就是我姐姐，女婿是要给丈人买酒的，所以有酒坛子一说。当他把钱如数教给奶奶的时候，奶奶的哭声更大，此后，他再也没有走远，依然回到集镇上学徒，直到很快出师。
出师之后还是跟着师傅在农具厂上班，区别是开始有工资。
那可能是他的至暗时刻，但也是他的幸运年代。一次推木料的时候，他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腰椎发出清脆的一声响，瞬间剧痛，送到医院，腰椎骨严重错位，他需要长期卧床，运气不好的话，可能瘫痪。
那时姐姐三岁，我两岁，母亲体弱，家里近乎唯一的劳动力将会长期卧床，且需要没有尽头的医疗费。这个家庭坠入谷底，无助，近乎绝望。
父亲说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依然还能感觉到他的激动，他一直尝试着核算在八九十年代像他那样的病要看好大概要多少钱，怎么算都算不出来，怎么算都不是我家的承受范围。好在当时的合作医疗政策，他卧床三年，几乎都是厂里给予报销的，而且依然可以领取基本的工资以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也保证了我们姐弟晃晃悠悠地成长。更好在当时公社里的医生，一个如此严重的疾病只是到市里去了几趟，剩下的治疗就在公社医院里完成的，那里的医生水平之高，态度之好让父亲一辈子感恩戴德。几十年之后，父亲因为一个小病只能到市医院去看病，特地看望了他多次念叨的赵医生，八十多岁的老人，和善得像一个佛祖，老人家看到父亲一眼就认出了他，竟然还在过问父亲当年的病有没有后遗症，听说父亲病好之后没有任何影响，老人家欣慰无比，然后短暂沉思，估计也在回忆着自己的峥嵘岁月。
当时，我不二十岁，不知天高地厚地质疑着一切，否定着一切。然后看到这个场景，心潮涌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美好，许多感动，许多执着，许多永恒。
我们集镇上住着一个老先生，每年的春联都是一样的，永远的十个字：热爱共产党、怀念毛主席。
三
我们村子大体是个椭圆形，椭圆形的圆心是一个村办小学，隶属于大队小学，只服务我们一个村子，是以我们村命名的学校分班。
学校只开设一二两个年级，常年三四十个学生，只有一个张老师，采用的是复式教学，一会儿上一年级，一会儿上二年级，所有的课程都上，当然都是他一个人上。
我不知道张老师是哪一年开始上课的，但是，我知道他一直教到退休，教龄不少于四十多年。他退休的时候，学校随后被撤并。那个学校是他一个人的学校，也是他一生的学校。
我至今记得自己是怎样到他家报名的，他的入学条件是从一数到一百，数不到就不收，当然只是吓唬。七岁的我站在他跟前，垂着头不敢看任何东西。他显示了失望，陷入了僵局，我爸笑了，他不但能数到一百，九以内的乘法口诀都会背了，我爸说的是实情，这样我就成了一年级的小学生，毫不例外地接受了他的启蒙。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孩子怎么那么怕老师。我们四十多个孩子温顺得像一只只绵羊。复式教学现在已经走进了历史，是师资严重缺乏的权宜之计。可他的两个班级错落有致，一年级上课，二年级写作业，二年级上课，一年级默读，班级没有一点杂音。我不记得成绩怎么样，但是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他肯定是这个世上最厉害的老师，和大队小学比较，我们肯定更厉害。
他教我们拼音、算术、画画、带领我们跑步，唱歌。冬天的操场上，霜冻覆盖了一层，他穿着棉鞋，我们跟着后面跑全资，每个人的嘴里哈出白气，直到最上面的一个领子解开，身上暖和了，我们才开始上课。他身形壮硕，跑步很威严，像个领兵打仗的将军。
我们那时候学会了国歌，还有少先队的队歌，我知道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怎么去接班怎么去爱国，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要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不做坏事。我们当时都能做得到。
他打过调皮的孩子，一根竹板子，边打边数，不会比他说出来的数字多一下少一下，该打多少就是多少。他打学生没有任何家长质疑，因为他们相信他打得对，更何况，这些家长是有八九也是他的学生。最可能的解决是在学校里让他打了，回家父母还得揍一顿。
一个发小上课的时候把水蛇挂到了脖颈上，四处招摇，其实我们并不怕，太熟悉的东西，没有毒性。但是老师还是知道了，照例是一顿板子，估计下手有点重，那同学的手有点肿。老师有些不过意，把他叫过来，揉了几下。这小子事后得意得上了天，逢人就吹，老师今天帮我揉手的，不亚于皇帝爷赏了他一个驸马。
我从来没有被打过，有时候觉得倒有些遗憾，并非我优秀，而是太不起眼被忽略的结果。两年后勉强及格，勉强到大队小学继续读三年级。
十年不到，我回到了大队小学，和张老师同事，还是敬畏有加，教书我没有他认真，我们都没有。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每一节课都有板有眼，而且没有请过一天假，他的所有学生都认为他的存在是我们村的福气。
工作之后，对于他的信息我知道的相当完整。从小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后来在全村的帮助下上了农中，毕业之后回家当民办老师。没有学历，也没有背景，更不善于或者说不屑于来往逢迎，在之后更年轻的高中毕业生甚至是国家教师的掩盖下，他永远被定格在我们分班。
我当然是在大队小学教书，那时候吃吃喝喝很普遍，但是几乎没有他，毕竟只是分班的老师。大约是学期结束结算的时候，才会喊他来一次。在酒桌上，他很沉静，完全是在应付。很明显，他不喜欢我们这样。不喜欢又能怎样，少喊一次，也少些烦恼。在大队小学里，他是个边缘人。再说我们觉得这一切很正常，和其他学校相比，我们还是很节省的。
终于，他搭上了最后一批转正的列车，五十多岁的时候转成公办老师，工资翻了一大翻，他没显示出多少兴奋，依然守着他越来越少的学生，在学校的衰落当中，他的身体也开始衰落，听说小毛病不少，老伴也过早离世，退休之后，他辗转在子女的家庭当中。今年七十四五了，不过听说又找了老伴，生活稳定了下来，没有求证，希望如此吧。
他有一个孙子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不会说话，之前他老伴一见到我孩子的时候，就会哭。大概是联想到自己孙子的情况，他跟在后面和我道歉。我笑笑，真的能理解。
教育系统每年会评一些优秀的老师以及党员。每次评的时候，望着各校送上来的名单，这些熟悉的人，我有时会想到张老师。尤其是那些获评的校长老师们夸夸其谈反复标榜自己的时候，我近乎本能地反感。这些风光的画面总是习惯性覆盖着最平凡最扎实最本分的其他人。比如谁会在一个分班待一辈子？谁会为了工作一生都不请假？成天喊着桃李满天下，其实往往一个村子都难以安放时下这些躁动的灵魂，如花似玉的激情文字口若悬河的煽情演说当真能替代一辈子与学校学生的水乳交融、不分彼此？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我没有演技，不知道是不是和张老师的启蒙有关，我想的更多的是，演技再好，能撑到什么时候？
大幕谢下，是否心安？
我们单位有时还会提到张老师，那是在收缴党费的时候，退休党员党费收缴的要麻烦一些，不好联系，主动权往往在这些老师自己手里。但是张老师退休十几年，总是按期足额缴纳党费，有时自己亲自送到单位，这点，他做的比所有人都好。
我们村还有一个女老师，比张老师小十来岁，高中毕业后当民师的，然后嫁到我们村，也在大队小学教书，所以我们打交道的时间很多，上班经常遇到，下班通常一道。她性格开朗，脾气冲，能喝酒，我们单位的八个人当时随便两个人组合都是一瓶酒，她从不示弱。教书也是，她常年跨年级带两个班数学，成绩不差，学生怕她，背地给她起外号，当面却像个孙子。
他家经济条件不好，三个孩子，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民办老师的工资很低，一大家子她操持的很辛苦。上班的时候，她自行车的后座上总是带着农具，中途丢在自家的田地里，下班之后，她多半又继续着农活，一年到头，头发都是站立的，几乎没有功夫去打理。在我的记忆当中，她应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她的那些年龄相仿的男同学男同事喜欢拿她开玩笑，换来的是她的怒骂和追打。 我悠哉悠哉在窗下看书写字的时候，她在村办的窑厂里做工；我在愤怒于邪恶和不公的时候，她在家饲养了好几百只鸡鸭，没日没夜地清理鸡粪。在我被调往一个更好的学校后，我们见过一次，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她自缢身亡，就在自家的床上，用的是绳子，当时身边没有人。
面对她的zisha，有各种传言和猜测，我作为曾经相当了解她的年轻同事不愿意多想。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容易，不愿说的苦才是真的苦，走上了绝路肯定是因为无路可走，在一个惯于算计的年代，很多自以为是的人说她傻，明明要转正了，还有什么想不开的。或许在他们眼里，多挣一点钱，再给个公办老师的名分就万事大吉了。
哪有那么简单？
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难过，久久望着我的山村，我不知道它还会接纳多少的意外和悲伤。
她比我大整整二十岁，死的时候四十五，我今年四十八。
当时民办老师的工资是五十六，乡政府统一的标准，这个是准时发放的；还有一半由学校自筹，也是五十六，一般都比较拖。他们靠这个养活一大家子。我刚出来的工资是一百三十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且有粮票供应，我当时买一双运动鞋花了一百三十九。在办公室里，我们很少谈钱。
在农村，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民办老师的学生，在国家教育青黄不接的时候，民办老师延续了乡村的文脉。
四
学校边上有一口水氹，据说是泉水，但是没有人敢在里面喝水。因为人们说喝了那个水之后，人们会得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大肚子病，估计是根据症状命名的，很形象。
我模模糊糊有点印象，就是有些人看起来不胖，肚子却很大，他们是村子的异类。
不过，听父亲和爷爷说，有一度时间，村子很多人都是这种病，一方面饭吃不饱，另一方面还挺这个大肚子。瘟疫蔓延着的村子让整个村子陷入到集体恐惧之中，老人们总会搬出民国多少多少年某个村子全部死亡的案例，面对群体性的传染病，他们一概说这就叫犯人瘟。
包括后期的非典和如今的新冠，他们还是在念叨，会不会又是一场人瘟。
不过，现在人倒是从容的许多，他们的说法是六几年吸血虫病都能好，这些毛病还能搞不好？共产党可不是闹着玩的。
血吸虫病现在彻底杜绝了，算是全中国的胜利。毛主席都曾动情地写过两首《送瘟神》。其中一首：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伟人气魄，赤子情怀！
我们那儿有钉螺，几十年过去了，各级防疫部门每年还要例行过问一次，这也是一种坚持。
相对于血吸虫病、非典包括新冠，更让人恻隐的是绝症和意外。
村中间全是水田，农村的孩子每个人都是劳动力，什么年纪做什么事，五六岁可以放鹅放鸭，十来岁可以放牛同时在村子收集粪便，十岁以后就完全可以下地了。十五六岁正常辍学，然后就外出做手艺或者打工，然后攒钱成家，在然后继续循环往复，此为传承。
村子里四十九、五十九、六十九都可以做生日，因为提前做生日可以攒一岁，死去的时候就沿用加一岁的说法。死者下葬要边一个草结，一岁一结，然后烧掉同逝者一道走入阴间。不过，生者在编草结的时候会加两道，也就说给死者虚报两岁，我们的说法是再加上天一岁，地一岁，合理的虚报吧！
也就是说，在世上活了六十九岁的话，阎王会判定为七十一，这个风俗至今如此。
一般死者超过六十就算长寿了，就可以称为白喜事，吊唁的人就可以喝酒、划拳，好好热闹。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八十三，家里摆了十几桌，酒瓶堆满了一地。当时我也跟着喝酒划拳，换做现在，我兴奋不起来，哪有死亡还算是喜事？村上头的一个会计，四十几岁骑着一个自行车在一个陡坡上直接摔死了；我邻居一家三口，妻子四十不到喝农药zisha了，原因大约是人言可畏；他二儿子和人打架伤了内脏，二十二岁病死了，丈夫几年后病死。再边上一家的姑娘上吊死了，应该是因为自己争取婚姻而不得。
在农村，喝瓶农药是很简单的事情，每家每户都有。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帮母亲给水田车水，一熬就是一天一夜，吃睡就在田埂上，水蚊子叮咬的特别厉害，苦不堪言。我当时就说，我也不如整瓶农药算了。我老娘经常拿这个笑话我，说我打小就懒，人家孩子都这样。
有时我真要感谢我这还算能学习的脑壳儿，否则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可能会更好，但是大概率更坏。
我的一个发小，十岁左右一个人游泳过河给家人送饭，一手举着衣服，一手举着饭盒，游到中途沉下，然后人们在下游找到了他。
村口一个姑娘十五六岁，夏天突然的暴雨让她未嫁思索，跑到自家的水田里放水，怕秧苗被泡，一声巨雷，她伏在秧田中间，再也没有起来。
我姑姑的孩子一次流鼻血过后送到医院，被查出白血病，两年化疗用去五六十万之后，离开了我们，那年他才十八岁。
村子患白血病的有好几个，有小孩，也有老人，老人因白血病死亡的都被忽略了。
还有尿毒症，也有好几个，都是人财两空的病，都是象征性地坚持一下然后体面地停止治疗，因为道理很高大上：活人还是要过日子的。
活人要过日子，但不是靠牺牲和忍让得来的。非但疾病还有赡养老人。
村子如今没有劳力，他全部在为一线城市添砖加瓦，让专家和学者们引以为傲地吹嘘着我们飞速发展的步伐，我们国际化大都市在世界之林的领先和时尚。可是，另一个问题是城市抽取了农村和更小城市的所有精血，农村是老弱病残的农村，农村的老弱病残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
过激一点讲，在农村不存在赡养一说。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怎么会赡养？无非逢年过节回家给点钱而已。真到卧床不起的时候，赡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不过，现在的老人感觉还是比以前好，因为不缺钱，儿子姑娘会给点，政府还会给点。也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而导致婆媳不和了。媳妇没那功夫，要么外出打工，要么赶着跳广场舞去了。
夫妻反目的倒不少。没办法，看着抖音上的帅哥美女再瞅一眼家里的三寸丁枯树皮抑或是黄脸婆，越看越不是滋味，散伙算了。 都把自己太当回事，就容易过界；都追求着自认为的自由，就侵害了其他人的利益，总有人在买单，老人和孩子中标的可能性最大。 这里没有什么耕读持家，也不会讲什么温良恭俭让，这里只有老子有钱，我想咋样就咋样；老娘挺好，你不稀罕有人稀罕。 我走过一个村子，人家告诉我一个村子都是单身汉，我不明白，怎么可能？人家说，三十岁以下的都找不到对象，结过婚的也都离婚了。
现在村子里见到的青壮年男女多半都是村干部，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干部队伍，他们成为乡村服务者，同时也是留守者。他们要编写无数的计划或者叫规划，他们要迎接无数的检查，他们要上报无数的表格，他们要面对越来越惊喜的扶贫攻坚工作，他们要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上访以及群体性事件。他们总是忙忙碌碌，他们也认为自己苦不堪言。
可谁能说，他们不也是既得利益者呢？否则，怎么那么多人趋之若鹜？
尾声
我们现在的村子很漂亮，巨大的石料立于村口，上面刻着某某村欢迎你的标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处都是，村子中间有球场，停车场，还有广场。
就是不怎么见到人，精明强干的人。
我们不住那儿，我宁愿窝在父母集镇的厂房里，然后就是到那个被推平的村子里看看，找找过去的脚印。
村子最后一个遗迹是宝书台，六七米的水泥建筑，中间画着主席像，两边应该是对联，不过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斑驳而不知道具体内容，今年春节再回去的时候，宝书台也已经被挖掘机铲倒，现在是一堆水泥废料。
我驻足良久，还是很不争气地想起小时候，空气氤氲，露珠晶莹。爷爷以及后来的对照双手拢在一起，招呼着大家上工，他们的声音极具穿透力，整个村子瞬间涌动起来，迎着鲜红的太阳。
在整齐的队伍走向田野的时候，最粗的那颗大树喇叭上响起了熟悉的革命歌曲。前几天，我无意中听到郭兰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我竟然百感交集，眼角湿润。
父亲也不回去，他一辈子都是以集镇为主的，回村子像是在走亲戚，相互很客气。
人老了，心就软了，两杯酒一喝，就可以和孙子套近乎，可孙子也是二十多的人，没有猛料拿不住他，于是，父亲开始放大招了。
三个他认定的真实事情：
第一个是他九岁的时候，实在饿得慌，他的母亲也就说我奶奶带着他去一趟合肥钢铁厂，一个亲戚在那儿上班。去了之后，那个亲戚给了他一个白馍让他带回家，他舍不得吃，一会儿拿出来看看，到车站的时候他再次拿了出来，可是就在他准备吃的时候，不知从那儿伸出一只手迅速抢走了白馍，他一回头，那个白馍已经让一个比他还小的孩子吃完了。奶奶只好批评他，谁叫你不先吃下呢？再也没有了，他白跑了一趟合肥。
然后是哈哈大笑，我儿子也跟着傻笑。
第二个事情是他的一个同龄人年轻的时候当兵打仗，连长让他去炸碉堡，他怕死，于是在冲锋的时候，故意松开了鞋带，这样一跑起来，他就摔倒在地，而冲在前面的人全部被打死。战场上他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几十年之后，他在家挖煤窑，煤窑塌方，只打死了他一个人，其他人都毫发无损。
父亲说这个时候，自己陷入了沉思，儿子也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最后一个是更早时候的事情，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国民党抓壮丁，太爷爷舍不得他去，用一年的收成换了几枚大洋，买了一个人充丁，至于那个人是死是活，谁都不知道，但是我爷爷以及我的家族却逃过一劫。
这个故事画面感较强，我会想到一些电视剧，但是，这些情节电视剧上几乎没有，都是自愿当兵或者强行抓丁的，没想到民间还有这样折中的方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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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30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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