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书记（2020年9月）

rsjby

2020年9月3日
《严嵩与张居正》是“易中天中华史”第22卷，主要讲述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官斗”，特别是皇帝与首辅的纠葛。嘉靖乖戾意气，万历刻意怠政，首辅杨廷和、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若走马灯。海瑞反腐，半年而终；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大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或许！

此卷“易中天中华史”一反常态，不再注重文化、文明的阐释，反而注重故事的讲解，将嘉靖、万历两代皇帝与阁臣、阁臣与阁臣、阁臣与其他官员之间的“争斗”写得精彩异常，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宫斗”“官斗”的好戏。虽也穿插着对海瑞反腐无疾而终、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的原因分析，以及对朱元璋设计的明代政治体制、明代文官集团的深层身心状态的梳理与把握，但主要描述的却还是首辅“走马灯”似的更替、消亡，以及其后的“争斗”。明枪如林，暗箭若簇，谁能保证自己左右逢源、前后裕如？曾经位极人臣者，有旦夕之祸；就是熬到了哀荣而终，也不敢保证不秋后算账；能真正寿终正寝的，了了无几。这既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必然，也具有鲜明的明代制度设计特色。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演变为皇帝“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明，时代虽不可逆地向前发展，政治却似乎是一种反人性的倒退。嘉靖、万历两位皇帝在位时间都比较长，都是对明朝的走向有着深刻影响的皇帝。明代的许多大事，都发生在这两位皇帝当政时。同时，这两位皇帝特别是万历皇帝，却又是明代的奇葩皇帝，“万历十八年以后，到四十八年七月驾崩，三十年间皇帝只上过两次朝，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和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从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至万历四十八年的七月，共有二十五年的时间，万历未上过朝。要说历史上最怠政的皇帝，非万历莫属。所以，万历初年张居正集十年之功的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张居正死后的“复辟”，把大明的最后一丝希望都掐灭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多行不仁，祸及子孙。”说的或许就是这种情况吧！

2020年9月6日
张炜的《陶渊明的遗产》，根据2014年秋在万松浦书院研讨“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时发言整理。通过细读文本，从“魏晋这片丛林”、“无眠的尊严”、“徘徊在边缘”、“农事与健康”、“切近之终点”、“双重简朴”、“最近和最远”等方面，对陶渊明的人生、思想、艺术价值进行挖掘，有新意，值得一读。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的陶渊明都是接受多方信息，甚至嵌入自身理想等凝成的影像。但陶渊明在一般读书人的印象里，却具有约略相同的形象：一位“隐士”，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留下了许多清新自然的田园诗。张炜却在《陶渊明的遗产》里另辟溪径，从前人对陶渊明政治道德化的“定义”里走出来，直奔陶渊明留下的一百多篇诗文，通过对其的深入阅读、理解，得出完全自我的崭新结论。这些结论虽然只是张炜自己的，也并不一定就百分百地准确，但至少为我们理解陶渊明打开了另一扇门。进入这扇门，我们所看见的，或许只是陶渊明模糊的面目依稀的背影，但日斜西山、风过田园、采菊东篱、放酒高歌的悠悠古韵却扑面而来，令我们不知身在何处，心安何方！


张炜从文本里发掘出的陶渊明的特质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陶渊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他没有“隐士”必备的富足身家，与今天人们想象的古代隐士有天壤之别。他的“隐”并不潇洒，也不闲逸，而有躬耕南山的真实，亲历农事的辛苦。他更不是“为隐而隐”，“以隐邀宠”求“终南捷径”。二是陶渊明并非前朝遗民，也非东晋的忠臣。他四出四辞，“出”是为了养家糊口，“辞”是为了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愿巴结，不想同流，不放下自尊。“出”与“辞”发生冲突，他总是选择“辞”，虽艰辛备尝，却终于“挺”到生命的终结，“挺”成一座后世读书人谁也无法回避的雕塑。三是陶渊明并非一“辞”百了，他也有矛盾纠结。一方面，儒家文化的深厚积淀决定着陶渊明的思维，虽远离官场回归故园，但他依然关注世事，希望能为天下生民致平安求福祉。另一方面，陶渊明更看重自己的“本真”，晋末宋初的弱肉强食世道轮回，入世肯定要违背自己的“本真”。他最终选择了“本真”。虽然绝然，却也矛盾。四是陶渊明并非后世所谓田园诗人。谢运灵、王维、孟浩然等田园诗人，都生活富足、“安逸”，亲近田园只是一种文人的闲散姿态，多是高高在上的旁观态度，田园在他们这里只是一种寄托。而陶渊明的田园是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资料，他必须亲历亲为在田园里撒播、耕种、收获，借以养家，借以生存。他的诗文只是对自己内心和对大自然的感悟的真切记录。五是陶渊明的思考并没有达到哲学的高度。陶渊明的诗文，也有对生死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多是感性的甚至是低层次的，和屈原比起来，至少在思想的深度上高下立判。在书的结束，张炜有一段总结性的话语：“陶渊明不是为了实现庄老之志而回归的。他的田园是一片包含了各种微量元素的土地，而不是人工扎制的旋转舞台。陶渊明是最难学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很容易在儒道之间、在入世和出世之间，选择一个总开头的左右健，只在需要的时候按下去。”读完《陶渊明的遗产》，我没有得到什么宝贵的“遗产”，我所得到的似乎只是一个关于陶渊明的定义：陶渊明是诗人，也是农人；是有坚守也最终将坚守落实到平凡而艰辛的日子里的诗人，是有不同于一般农民情怀并终身保有这种情怀的农人。

2020年9月9日
《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是港本《知堂回想录》的大陆首版本。周作人一生历经晚清、民国、伪民国、新中国，从绍兴到南京到日本到北京，由学童而文人而汉奸而善终，颇具传奇。其所历所遇，所书所记，所思所想，虽如烟云已成过往，但“平和冲淡的散文笔调，诙谐幽默的文字趣味”，依然有文化上的意义。


《苦茶——周作人回想录》“出版前言”中有一段话，说明此书缘由：“周作人晚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应曹聚仁之约，从1960年12月10日起为香港《新晚报》撰写大型回忆录《药堂谈往》，1962年11月30日完稿后易名《知堂回想录》。1974年4月该书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时隔二三十年后，我们在周丰一先生及其家人的支持下，在大陆正式出版这本《回想录》。”此书的发行，也颇有意趣。书末的版权页标注：“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2 次印刷”，“印数：5001—25000”。此书3月1版1印，只印了5000本。1995年，吃螃蟹的敦煌文艺出版社也拿不准：周作人的书是否有人愿买有人想看，所以先印5000本试试水。结果一下水，却掀起了波浪，短短一月（或许不到一月）5000本就销售一空，于是于4月马上2印，加印了20000万册。可见当时，愿买想读的人，大有人在。至于其后是否再有加印，不得而知。这本书买于1995年应没什么问题，但在哪里买的，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买来后一直放在书柜里，直到最近才拿出来读。


最早知道周作人，是因为鲁迅。鲁迅周树人如日中天的年代，虽讳言周作人，却约略知道鲁迅有两个弟弟：一个坏，叫周作人；一个好，名周建人。后来知道得多一点，知道周作人与鲁迅反目不相往来，知道周作人当过汉奸，而周作人的文字有不同于鲁迅的风格。再后来，虽想起周作人的人生经历总是不爽，却渐渐喜欢上了他的文字，觉得其中有一股子说不出的韵味，挑我读欲，动我心弦。他上接《世说新语》，中续明清小品文，后起废名、沈从文等，再延及汪曾祺、林斤澜等的文风、笔法，正好对上我渐渐老去的年龄和阅读口味。由此，周作人在我这里不再是别人的什么人，也不只是道德化的符号，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化人，就是他自己，就是周作人。见到周作人的书都比较晚，买得多，读得少。上世纪八十年代，百花文艺出版社曾经推出过一套“百家散文书系”，陆续买了十多本，其中有《周作人散文选集》（出版于1987年），翻过，印象最深的一篇是《前门遇马队记》。1993年，文联出版公司曾经推出过一套“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周作人的《雨天的书》名列其中，很认真地读过，觉得有味，特别是《故乡的野菜》。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推出钟叔河主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共14册，虽然标价很高，却依然买了回来，码在书柜里，随时翻查。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大家小书”书系，买过几十本，其中有周作人的《我的杂学》（2011年2月出版），读过，对周作人之“杂”，对其述“杂”时或许存在的那份子“骄傲”，佩服不已。2017年，买了钟叔河笺释的周作人作诗、丰子恺插图，海豚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杂事诗笺释》，一一读过，虽所记多是浙绍风情，但很是喜欢。近日，之所以来读《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最想了解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周作人与鲁迅失和的原因，二是周作人当“汉奸”的经历，三是建国后周作人的人生。但很遗憾，这三个方面的事情，周作人都语焉不详。


关于兄弟失和，第一四一则“不想辩说（下）”有段话：“这回讲到一九二二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说的其实只是最末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直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就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这段话里有几层意思：一是周作人不会说与鲁迅失和的原因，二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有徐耀辰、张凤举、许季茀（寿裳），三是许季茀“造作谣言”，四是鲁迅生前也未曾言说失和的原因。记不得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许季茀所“造作”的“谣言”：周作人与鲁迅失和的原因是听了妻子的言说，而羽太信子所说又涉及到鲁迅和周作人都不愿提及的难言之隐（调戏或窥浴）。现在，当事三人都已仙去，原因究竟为何已无从查考。后来者，最好还是遵从当事人之意，不打听为好！


关于助寇为奸，第一七八则“从不说话到说话”里有几句话：“到了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来住在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剥夺了，不能再去上课。这里汤尔和在临时政府当教育部长，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后来改为文学院院长，这是我在伪组织任职的起头。……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这里来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理。”周作人不写“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是周作人的个人自由。本来，不写就不写，没什么大惊小怪，但紧接着偏又用两则的篇幅，来写“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片冈铁兵在所谓“大东亚作家大会”上发表《扫荡反动作家》演说的这段公案，就令人觉得奇怪了。可见周作人讲“主张不辩解主义”时，虽或许是真心，但却不可全信。关于建国后的人生，周作人以“我的工作”为名，用了六则的篇幅来谈。谈及的均是翻译外国作品，其余几乎一概不谈。以周作人的老辣见识、平和心态，建国后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是必然的。但周作人终究是周作人，他在夹着尾巴做人的同时，偶尔不经意的行为与言说，却透出其平和外表下较为倔犟的性格。比如第一九四则“拾遗（戊）”之“读小说”里有段话：“关于这些小说，头绪太纷烦了，现在只就民国以前的记忆来说，一则事情较为简单，二则可以不包括新文学在内，省得说及时得罪作者。”本来说到此即可结束，但周作人偏不，偏要用一个破折号，引出另几名话：“——他们的著作我读到的就难免要乱说，不曾读到又似乎有点藐视，都不是办法。现在有这时间的限制，这种困难当然可以免除了。”这句话里的骄傲，可不只是一点点，而是满满当当甚至已经溢出盆钵了。


此书错谬颇多，不可胜数。难以例举，但其错多可辩，不影响阅读。

2020年9月11日
李杨编的《老成都七十二行》，是“天府文化书系”第4辑之一种，记上世纪成都街头巷尾常可见到，现已销声匿迹的几十种营生行当。从游医到小商，从车糖人到卖把柴，从剃胎毛到箍水桶，从补破锅到骟公鸡，从挑水卖到做响皮，从上房捡漏到划疙蔸柴，等等也者，不一而足。显旧时世情世态，见底层困苦艰辛。


“七十二行”是虚指，非真有七十二行。全书61篇短文，就算每篇文写一行，也只六十一行。共实六十一行也没有，写金匠、剃头匠、补锅匠的就各有两篇。本书是集体创作，最后由李杨编辑而成。除第6、38、52篇是纪廷孝、第7、45篇是莲子、第13、15 、25篇是吴志雄、第22 篇是李杨、第27 篇是岳开贵、第33篇是老王坛子、第43篇是朱文建创作外，其余的全是张浩明先生的作品，计有49篇之多。张浩明不但写得多，而且水平似乎也比其他作者高出一筹：每篇皆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重点写这一行当里的某一个人，通过这个人写人来写此行当，将人物的命运融入消失的旧行当里，文章就更有感染力。本书作者署名为“李杨编”，本无错；但将一众作者特别主要作者张浩明的名字隐去，颇为不妥。个人觉得：署名为“张浩明等著、李杨编”似乎更准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时代特色孕育时兴的行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老行当因其“老”，从事的人不能靠其谋生，终要淡出人们的视野，被新兴的行当代替。记得十几二三十年前，有一个行当：进入城市的公路入口，蹲着一些人，手拿一张小纸壳，上写作“带路”两字。他们所从事的行当，就是给不熟悉城市路况的驾驶员导航领路。后来，车载导航出来，手机导航出来，带路这一行当自然就消亡了。与老行当一样消失的，还有老方言。方言与文化相结合，文化也有一定的时代性。虽有些方言历久弥新，从古到今一直在用。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方言，更多的方言却随时代而兴、随时代而亡。比如“解料”，没见过人工拉锯分解木料的人，怎么可能理解“解料”的意思？又比如与“解料”相关的“豁皮”或“豁飘”，如果连解料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理解解料时解出的靠近树皮那一片不成材的豁皮或豁飘？不能理解，自然不会用；没人用，自然就会消亡，慢慢成为死方言。

22020年9月13日
译林出版社新版的叶兆言的《陈旧人物》，在上海书店初版、增订本的基础上有所增益。写或事功在清末民国、或建国后扬名的38位文化名人。陈旧之谓：一是所记人物都已仙逝属于相对的旧，二是这些人身上有非“新”的内容，三是对他们的一种“陈述”。文短而精，偶涉生平轶事，重在述其文学、文化上的作为。


很早就知道叶兆言，他应该是与苏童、毕飞宇同时代的南方作家。但知道是知道，却没怎么读他的书。2013年，买中信出版社的“思享家”系列，买到一本叶兆言的《陈年旧事》，是我喜欢的文化随笔类型，一读大为“惊艳”。然后把所能买到的叶兆言的散文随笔集都买了回来：《群莺乱飞》《杂树生花》《午后的岁月》。都认真地读了，很是喜欢。去年《南京传》出来，马上买来读了，也觉得好。读《陈年旧事》时，知道他有一本或可称之《陈年旧事》“姊妹篇”的《陈旧人物》，但到处搜寻都已售缺，未能读到，成为我久久难忘的遗憾。所以前不久无意中看到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叶兆言经典作品”，便毫不犹豫地将我没有的《陈旧人物》和《诚知此恨人人有》买了回来，收到后就翻开《陈旧人物》读了起来。


叶兆言在《前言》中说：“‘陈旧人物’既代表人的陈旧，也试图把‘陈’当作动词，展览一下几个老掉牙的前辈。”读完此书，我觉得将“陈旧”作为“人物”的修饰语，既指这些人物都已仙逝，他们是不同于今天新时代的旧时代的人物，也指这些人物身上存在的那种与所谓“新”不同的内涵。当然，正如叶兆言自己所说，也可以将“陈”作为动词“陈述”之陈，指叶兆言是在“陈述”这些“旧人物”的故事。所以《陈旧人物》这个书名可两读：一是“陈旧”“人物”，二是“陈”“旧人物”。按一般人的理解，“陈”也好“旧”也好，是与“新”截然对立的东西，代表过时甚至落后。人们津津乐道的“推陈出新”、“破旧立新”，将“陈”与“旧”作为“新”的对立面甚至反面来表述。但在叶兆言这里，陈旧却是一种难得风格甚至风骨，也代表那个时代那些学人的深厚学养甚至民族的文化素养。总之，陈而不旧，旧也非陈。《陈旧人物》所记人物，所涉范围颇广，有政治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张闻天、潘汉年等，有文学家如沈从文、张爱玲、苏青、师陀等，有画家如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有学者如章太炎、陈寅恪、钱钟书、傳雷等，还有少有人提及的如刘呐鸥、穆时英、周瘦鹃、范烟桥等。叶兆言写这些人，虽必然涉及其生平，却不是要给我们一篇摘要的年谱；虽讲了一些掌故轶事，也不是要述其事功。他的着力点在“文化”，是想探求这些人在文化上的建树与他们的存在对于文化的意义。但叶兆言不用“论文”的宏大布局与枯燥笔法，而是取其人生中或被人们忽视、或难为人们发现、或最有价值之一点，生动有趣地书写，津津有味地叙述，往往三言两语，便令我们如见其人，尽知其述。如康有为重写他的自视太高，梁启超重写他的与时俱进，章太炎重写他的名士风格，张闻天、潘汉年只写他们曾经的文学创作，刘呐鸥、穆时英只写他们的新感觉派创作与投敌被杀，等等也者。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听说过，也知道一些他们的情况，他们对于文化的贡献也模糊了解。但读了叶兆言的言说，了解更深入，也更人性，体悟更多。一句话：好书，值得一读，值得收藏。


很遗憾，发现书里有一处错谬。第148页第二段有句话：“章太炎被软禁，当时的军政治法处长陆建章对其相当敬佩。”同段还有一句：“军政治法处长如此，底下当宪兵的自然不敢怠慢。”文中的“军政治法处长”似乎应该为“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1912年担任袁世凯总统府警卫军参谋官、右路备补军统领，后改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

2020年9月16日
叶兆言的中篇小说《一号命令》，以1969年的“一号命令”为背景，写一个人物和一个家庭几十年的悲欢离合。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事件，特殊事件中的特殊人物，特殊人物的特殊命运，使小说充满沧桑感。穿插的抗战、内战回忆虽简短，却有非常规的手法。客观融于主观书写里，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创作相纠缠。


从后记看，这是叶兆言写于2012年前的一部中篇。虽然知道叶兆言的时间比较久长，也知道他写过不少的小说，但认真读他的书却是从读他的随笔开始的。他的随笔集，只要是能搜到的，都买了回来，而且都认真地读过，有一种无由的喜欢。更奇怪地是，根本就没读过他的小说，却无端地认为他的小说不如他的随笔好，并对他的小说有一种排拒的态度。这种排拒体现为：一是很少买他的小说，二是买来了也不想读。比如这本《一号命令》就买回来很久了，放在书柜里一直未读。前几天，在今日头条里说：叶兆言传之后世的，必将是他的随笔，而不是他的小说。还说：自己无端地认为他的小说不如他的随笔好。被一位热心的网友问：你看过叶兆言的小说吗？没看过，怎么能说不好呢？为此，从书柜里找出《一号命令》来看。这本书里的封腰上推介说：此书是“叶兆言最具疼痛感的历史小说。在这里，听到灵魂的呻吟。”因是中篇，很快读完。但很遗憾，没读出读他随笔时的喜欢来。除了故事还是故事，似乎除了故事就没有其他东西。当然，故事之外的东西或许本有，只是我没能力读出来。但不管怎么说，读《一号命令》时没有读他的随笔时的那些感慨、认同、喜欢。所以，昨晚在网上搜叶兆言的小说，把他的“秦淮三部曲”和《花煞》放在购物车里，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也没下单。叶兆言的名字源于他父母的姓、名：叶兆言的母亲姓姚名澄、父亲名至诚，他的名字取其母亲姓“姚”的一半“兆”，取其父亲名之“诚”的一半“言”。这个说法应该没问题。叶兆言虽是叶至诚、姚澄抱养的后代，但他名字里蕴藏的意味却将家学渊源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心生佩服。

2020年9月22日
葛亮的《绘色》是他与电影相关的文章结集，大约可分“电影与‘我’”、影评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在《戏年》里读过，很喜欢他将“他”者的电影与“我”的人生并行演绎的手法。后半部分首次读到，他对影片的专业评论或文学理解，既不脱离影片的主旨，又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仰视之余，才知自己看电影只看热闹。


读完小说《朱雀》，无由地喜欢上葛亮的文字，总觉得他的文字里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特别味道。有时觉得是上海味，有时觉得是香港味，还有的时候竟然觉得是民国味，甚至认为颇有张爱玲文字的味道。读完《朱雀》，把能搜到的葛亮的书都买了回来，一一读来。因为知道《绘色》是影评结集，所以放在最后来读。不是不喜欢影评，只是觉得影评终究是第二次创作，是对别人原创（其实大多数都不是原创）作品的阐释、咀嚼，不管视角有多独特、理解多有深刻、评说多有创意，都无法脱离影片故事的“母本”与摄影技巧的规范，不像原创的小说、散文等艺术作品，全是作者自己的东西。《绘色》的“前章：自在”与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戏年》之“戏年”完全一样。通过“我”童年、少年、青年时期与电影的交集，既写当时的电影，也写生活中的世态变迁、人情流转，颇有意趣。影院、影片并不是书写的主体，而只是写人的背景亦或创作的道具。《绘色》的“后章”分“譬若少年”、“恋栈四时”、“英雄五种”、“浮生六记”“此戏经年”几个部分，是专业影评或对电影的文学解读。其中虽也有大陆的电影，但更多的却是域外的影片，有些熟悉，有些不知道。熟悉的，读其评论，有所会心。不知道的，浏览下来，虽非如读天书，但所得也只一鳞半爪，难突击全豹。而且，不喜欢太过专业特别是对摄影技巧阐释过多的影评，所以虽有葛亮这个我喜欢的名号、有书里“前章”的精彩，但《绘色》之于我，却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书。将其放在已有的葛亮书籍的最后来读，恰如其分。

2020年9月25日
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写“我”一家人在喀吾图、巴拉尔茨、沙依横布拉克、桥头、红土地的见闻经历。文字清新，情感真实。气候特别是冬日虽凌厉异常，但景色却有醉人的美。人与事有原生态的粗犷朴实、艰辛困苦，也有人世间的世道轮回、温暖柔软。再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抑制人类前行的脚步、奋进的决心。


总觉得书之为书最重要的要素是厚重。厚重，虽也要求于书的外观，但更多的是靠书里的文字体现。而文字体现不仅在于文字蕴涵的内容，也在于文字组合的形式：句段。在我看来，书必须多长句长段，长句长段才有文字与书之厚重相匹相称的形式美。在书的厚重要求面前，流行于新媒体的短句短段，显得太过轻盈、娇俏。几字一句，一句一段的格调，或许适合于手机的窄窄屏幕和读者的快速浏览，却与书有天壤之别，是书之外的东西。读过李娟最著名的《遥远的向日葵地》，不喜欢书里的短句短段，短句短段的文字组合形式，不能承载她笔下那些辽阔壮美的原野、粗砺艰辛的日子。虽然书柜里好几本李娟的书，但读完《遥远的向日葵地》当时下定决心：再也不读李娟的书了。不过，决心只是决心，而且还只是当时的决心。时过境迁，决心涣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从书柜里拿出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还好，不是娇俏、轻盈的短句短段，而是与内容相匹配的句段形式，读着给我以书的质感。与《遥远的向日葵地》类似，《阿勒泰的角落》在写原生态的生活之外，有细微的景色描写和关于人与自然的一些深入思考。那些粗犷的时日艰辛的生活，给高楼大厦里的人异域异境的感觉。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色，使李娟的文字有女性纤细柔美之外的辽阔大气，使细腻得有些细微的读者眼前一高。她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思考，虽并未到达哲学的高度，却也令天天在职场计较与争斗的人心突然有了回望的冲动。这些，或许就是李娟的文字能抓住读者的心、屡屡得奖的原因。

刘彦林

问好老师。非首发作品不能作为计酬推荐对象，望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