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户读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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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吉日”，周作人写过一篇《闭户读书论》，后收入1929年5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自编集《永日集》。据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考证：一、“十一月吉日”，即11月1日；二、此文未在报章上发表过。

    周作人先描述民国十七年的严峻形势：

    “此刻现在”，无论是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和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隔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那么，有什么法子可以除掉这个痞块呢？我可以答说，没有好法子。假如激烈一点的人，且不要说动，单是乱叫乱嚷起来，想出出一口鸟气，那就容易有共党朋友的嫌疑，说不定会同逃兵之流一起去正了法了。

    这段文字有两处重点强调的地方，用引号作了标注。“此刻现在”本指即时之当下、眼前等，在周作人笔下应该是指他写作《闭户读书论》的“民国十七年”。“痞块”本是中医用语，是指胸腹间气机阻塞不舒的一种症状，在周作人笔下应是指郁积于胸的“不满和不平”。民国十七年为什么是“危险时期”呢？又有些什么“不满与不平”郁积于周作人之胸呢？

    1928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当年6月6日，北伐军进入北京，北伐几告结束；国民政府统领了除东北以外的全部国土；二是当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全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在此大势下，国民政府的统治开始渗入社会方方面面，对自由言论的控制逐渐增强，特别是对共产党的搜捕、屠杀更变本加厉，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周作人显然不喜欢这种状态，胸中郁积了种种“不满与不平”。其实，民国十六年周作人对时局的看法就比较悲观，他在当年所作的《〈谈虎集〉后记》里说：

    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到来了，殊有康圣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

    “此刻现在”，北方“讨赤”的张大帅走了，南方“清党”的国民政府来了。北伐军进入北京，北京变成了北平，形势不但未发生改变，甚至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28年11月24日，周作人在致江绍源的信中说：“北平一切如旧，唯丘8横行，更甚于张老帅时，不知南方报上亦言及否？”表面上说的是兵痞横行，骨子里应该是对整体形势的判断。对于喜欢对“时事”说三道四的周作人，“此刻现在”之种种激荡聚合，渐渐形成无言的威胁与涉险的高压。既然“乱叫乱嚷”“容易有共党朋友的嫌疑”，“说不定”就会被“正了法了”，那就只能另辟蹊径，另想办法。

    由此，周作人提出自处的办法：

    我看，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不过这如不是圣贤，只有做官的才能够，如上文所述，所以平常下级人民是不能仿效的。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讨姨太太，赌钱，住温泉场等，都是一种消遣法，但是有些很要用钱，有些很要用力，寒士没有力量去做。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个方法，这就是“闭户读书”。

    周作人对自己在“此刻现在”的“危险时期”，选择“闭户读书”很是看重。1929年1月13 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说：“以前的小文拟结集为一册，以后当闭户读书，偶写文章亦拟乱谈外行话（文学）为限，而不再来谈时事矣。”“以前的小文拟结集为一册”，指1929年5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永日集》。在“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所作的《永日集》序言里，周作人说：“我的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不再来谈时事”，自然是要废其一端了。1929年2月7日，周作人在致江绍源的信中，再次提及“闭户读书”：“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们只可‘闭户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说是“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但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底便有《闭户读书论》，所谓“新觉悟”，其实只是“旧话”重提。

    很奇怪，江绍源在1929年1月27日回 “一月十三日手谕”的信中，并未就周作人“想了一天才算想到”的“闭户读书”这个“方法”发言。在1929年2月15日回“二月七日手谕”的信中，依然未提及周作人津津不已的“闭户读书”。或许在差不多年轻一辈的江绍源眼里，老师周作人所谓的“闭户读书”，只是在发牢骚，说说而已，当真不得。

    周作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查《周作人散文全集》，周作人1927年作文155篇，1928年63篇，1929年22篇，1930年36篇，1931年25篇，1932年28篇，1933年26篇。直到1934年，又才慢慢恢复为53篇，1935年达到了100篇。1929年的22篇，公开发表的仅有12篇，除《在女子学院被囚记》《劝胡适回平教学书》稍涉时事外，其余的多为谈文学、谈风俗、谈翻译的文章和与友人的通信、文集序言等。可以看出，周作人说“闭户读书”，并不是发牢骚，也并非只是说说，而是“危险时期”的真诚选择。

    从“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到“不再来谈时事”，不但不谈，甚至不想听闻，只“闭户读书”。面对汹汹时局，周作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退回书斋，“闭户读书”。周作人的选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在“民国十六年八月七日”所作的《泽泻集》序言里，周作人就曾假蔼斯理而说自己：

    戈尔特堡（Isaac Goldberg）批评蔼斯理（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我想援蔼斯理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倪墨炎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的《小引》里说：“叛徒，是指旧社会、旧秩序、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的叛逆者；而隐士，却是脱离现实、回避社会矛盾、追求闲逸生活的人。”倪墨炎对叛徒的阐释很准确：叛逆者，就是反抗者；反抗者，就是战斗者；叛徒也就是战士。但“此刻现在”是“有理说不清”的“乱世”，要“苟全性命”，就只能收起战斗的笔，“不再来谈时事”，成为隐士。倪墨炎对隐士的阐释稍嫌偏颇：中国文人历来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能惩恶扬善，便洁身自好，不与世事纠缠，不作无谓牺牲。这种态度，往贬处说，是明哲保身；往褒处说，是生存智慧；不贬不褒，便是孟子所说的独善其身了。倪墨炎显然是在往贬处说。

    叛徒是永久的，隐士只是一时之选。周作人寄希望于未来：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现在不甚适宜”不等于永远不适宜，未来可期，周作人对未来抱有希望。不但“努力读书”，还学以致用，将“故纸”与“活人对照”，将“死书”“变成活书”。怎么看，都不是“脱离现实、回避社会矛盾、追求闲逸生活的人”。

    所以，周作人的“闭户读书”，不是回避，不是逃避，而是与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样，是暂时隐蔽，是战略潜伏，甚至是另类战斗。至于隐蔽、潜伏后，积聚起来的力量指向何方，喷发出来的是什么玩意，那是《闭户读书论》之外的问题了。

刘彦林

老师的文章来得如此之早。敬茶一杯！

刘彦林

提上来，随后抽空认真学习。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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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林 发表于 2022-11-9 14:42
提上来，随后抽空认真学习。问好。

谢谢版主提读一点小感慨而已，但从中似乎看到了另一个周作人，所以写写

万里山水

努力无处不在，咸鱼翻身亦不是不可能。想某剃头，后代以他为羞耻，哪曾想到先上百家讲坛风光，后又各种书籍著作堆满华夏卖家书柜平台。此一时彼一时，迅哥的文章也是可以被挤出课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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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山水 发表于 2022-11-9 19:11
努力无处不在，咸鱼翻身亦不是不可能。想某剃头，后代以他为羞耻，哪曾想到先上百家讲坛风光，后又各种书籍 ...

从纯文字的角度看，鲁迅有鲁迅的精彩，周作人有周作人的散淡。人是人，文是文。

刘彦林

《“闭户读书”谈》是又一篇读书类文章；由周作人的《闭户读书论》引入话题，对该文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并以具体实例作为补充材料，进行延伸和拓展，融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周作人及其散文特征。欣赏学习，问好老师。

刘彦林

提读一下。新的一周，新的希望。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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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林 发表于 2022-11-16 09:23
提读一下。新的一周，新的希望。祝好！

近日周作人读得多一点，感慨也多一点，所以瞎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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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鲁迅《三闲集》，在序言中读到一段文字：“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己集》里。”看来，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周氏兄弟虽不再往来，选择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