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至十点半这一段,是我查房的时间,我去各个病房、去每张病床前看看病人的近况,与病人做一些简单的交流。
病人把我的话当做圣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我察言观色,如果我说:“你的病情很乐观。”病人就精神振奋,如果我对陪护的病患家属多耳语几句,病人就垂头丧气。
你大概也猜到了,我是一个肿瘤科医生,而我的病人,是癌症患者或者癌症复发者。
出于职业习惯和保护自己的动机,我很少对病人说打包票的话,我的话多数是模棱两可的,令病人如坠云里雾里,只因为见到了太多痛苦的死亡,以及不少的医闹。
我去与病人做简单的交流,只是为了了解病情,完善下一步诊疗方案。
十床病人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说老人其实不太准确,甑先生看起来饱经风霜,床位卡上的年龄只有五十五岁,他是胃癌晚期患者,刚住进来时,他衣装整洁,谈吐优雅。他也不麻烦护士,自己去楼下餐厅就餐,自己去楼层的茶水间打水,但是病情一天天严重,他也就变得一天天虚弱。
我有一次看见他扶着床框,一点点往卫生间挪,卫生间就是病房北边,他却要挪十分钟,挪得满头虚汗,我伸手去扶他走,他却推开了我的双手。
他是一个自尊的男人。我每次查房看到他,总要勉励他两句,说些宽慰的话,虽然我知道那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腊月二十那天,我又去查房,病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另外两个病人被子女接回家过年了。癌症病人能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不多,可能只剩下一次。很多病人在年前回家,过了正月初五再回病房。
他一个人在病房孤孤单单,形影相吊,看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不好意思地搓着双手,说:“郑大夫,我有一个难为情的请求。”
“请讲,只要我能办得到。”
“我想死在这里。”他指了指有点发黄的白床单。
我大吃一惊,多数病人在弥留之际,就被家人接回去了,按照本地风俗,病人回家后最后一次看一眼老宅,洗个热水澡,换上新买的寿衣,安静地等待死神降临。也有少数病人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那是身体太差,突发内脏出血,即便如此,只要有危急情况出现在病房,我们就要立即对病人进行抢救,做最后一次努力。
甑先生头脑清晰,没衰弱到卧床不起,却说想死在病床上,我听得清清楚楚。
看到我一脸的困惑,他说:“我再治疗也没有意义了,就让我去死吧!”
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到骨头上,我给他打过杜冷丁。有一次,他疼得休克过去,还有一次,他疼到大小便失禁。他是一个自尊的男人,这样的生存状态,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羞辱。我能理解他的动机,可我不清楚他想怎么死。
我的脸上写满了问号,他的语速从容,语调温暖,说:“您放心吧,我绝不会在医院跳楼,也不会割腕,我绝不连累你们,我从明天开始绝食,你们也别再给我用药了,不要给我挂营养针。”
“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难道他就没有家人了?他的家人也容许他这样做?
他说:“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和妻子就离异了,这辈子,我没能给他创造什么物质条件。我有一个不大的房子,我死在外面,房子就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这是我能留给儿子唯一的礼物了。”
我恍然大悟,这个老父亲费尽心机,只是为了多给儿子一些遗产。在本市,有这样的风俗,如果房子里死过人,买家会认为不吉利,价格通常也卖不高。
我依然给他开了药和营养针,护士去给他打针,他不让打,我赶过去严厉地批评他,吊瓶挂上了,等我们去了下一个病房,他就自己拽了针头。
他去意已决。
我只好尊重他的意愿。
临近冬至,整个城市上空白雪飘飘,癌症病房的病人很少,我坚持每天查房,每天去看十号病人郑先生。
他奄奄一息,看见我就露出了微笑。后来,他已经没有力气讲话,甚至不再微笑了,但是他头脑还是清醒的。
这一天,我去查房,我把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白纸放到他的右手边。他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一句话,“还有几天?”字写得歪歪扭扭。我写了四个大字“还有三天”,举到他脸前,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三天以后,甄先生溘然长逝。
绝食前,他给自己估算,顶多十天,果然如此。我让护工把甑先生的遗体送到太平间,然后我去了办公室,拿着十天前甄先生给我的字条开始打电话,正是午夜时分,雪光映入房间,与灯光混在一起,我精神恍惚。
几分钟的忙音后,越洋电话打通了,一个脆生生的年轻人的声音:“喂!您哪位?”我努力压抑着悲痛的心情,说:“我是你父亲的床位医生,你的父亲甄老先生,今天过世了。”
那边一片寂静,然后传来低低的啜泣。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大声抽噎。我想起了十五年前,我参加高考,父亲病重,却让家人瞒着我,等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满心欢喜,从县城回到那个山村,迈进门槛的一刹那,迎接我的是父亲的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