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书记（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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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9日
张经纬的《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从东亚大陆人群迁徙的“地理通道”入手，通过分析周、秦、汉、唐、宋、明建立、稳固、衰亡过程中与戎、狄、夷、匈奴、鲜卑等的互动，阐明“主要平原农产区”对其它“板块人群迁移的强烈影响”，描绘人群迁徙的动力“齿轮”模型，进而提出夏、商的立国猜想。
风中的雨：《四夷居中国》封底有几句介绍作者和阐明本书主旨的话：“新锐人类学学者，以全新视角解读中国历史，揭开夏商周三代迷雾，提出国家起源新假设。”虽然很能说明本书主旨，但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夸大：迷雾是否揭开，不敢说；假设是否成立，不好说。至于作者想用“齿轮模型”来阐释整个人类历史（不止东亚史，还包括世界史）的立意，似乎也难以服人。尽管或许有一些不足，但读《四夷居中国》，还是有几点令人脑洞为之一开：一是关于人类迁徙的解说。地形地貌、压力传递、经济互动三管齐下，为中国历史上的人群迁徙、征伐路线等提供了新鲜的证明。二是关于中原居住人群的结论。“四夷便是中国，中国亦是四夷，因为人类迁移的齿轮始终转动不息。”原来，自居为天下之中的并非“纯种”，夷夏从来相混不分。三是经济互动对历史的深刻影响。周取代商、迁都洛邑，秦的建立、强大、统一、衰亡，汉的无为而治、主动出击、扩张、收缩、崩溃，唐、宋与北方诸族的关系，明与清角力，都可以用农产区人群与非农产区人群的互动来解释。
风中的雨：书中有一处硬伤。208页第二段第四行：“而后唐作为五代的开端，具有一项非常显著的特征。”五代的开端，似乎应该是“后梁”，后梁之后才是后唐。张经纬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民族史与当代民族文化研究”的“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学者、专栏作家”，出现这样的错误，不应该。


2022年9月13日
止庵的《比竹小品》是读书随笔，主要对鲁迅、周作人、张爱玲、谷林、黄裳等书人书事进行考证、校勘、辨别，偶有点评。文虽短小，读来很有味道，了解了一些文人掌故与作品本事。自称小品，应是谦虚，看似信笔写来，其实却下过深功夫。特别是对前三者，爬疏剔抉，挖掘探微，不人云亦云，多有自见。喜欢。
风中的雨：书前有止庵自己写的短序，只两段，阐释“比竹”，很值得一读。录此分享：《庄子•齐物论》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苔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看出“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答以“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又说：“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人籁”不如“地籁”，时下倡导“返归自然”者亦如是说；“地籁”不如“天籁”，大概只有庄生才有这般见识。无论“人籁”“地籁”，皆系人家借声；自然而然方为“天籁”。赵德《四书笺义》：“就己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我之于吾，乃是外来影响，犹风之于窍，人之于竹也。“吾丧我”，即“使其自己”；说真正属于自家的话，就是“天籁”。然此事“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我作文多年，自愧仍是“比竹”而已。
风中的雨：《比竹小品》与《茶店说书》《旦暮帖》《风月好谈》《苦雾抄》2022年4月被山东画报出版社重新集辑为“小写五种”推出。有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1版1印的《风月好谈》，花城出版社2011年1版1印的《比竹小品》，又下单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推的“小写五种”之《茶店说书》《旦暮帖》《苦雾抄》，算是把“小写五种”凑齐了。近段时间买书有点“疯”，得控制才行。


2022年9月14日
岳麓书社《周作人作品集》第一辑之《谈虎集》，“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所涉较广，政治、文学、风物、习俗、人物、时事，有闻见即书写，书写即表明态度，态度一以贯之：以思想杀人，是最可恐怖的。
风中的雨：《谈虎集》后记里有一段话，或许可以概括本书的要旨：“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这比自以为能够降魔，笑迷迷的坐着画符而突然被吃了去的人要高明一点了，然而我还缺少相当的旷达，致时有‘来了’的预感，惊扰人家的好梦。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到来了，殊有康圣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中国如想好起来，必须立刻停止这个杀人勾当，使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与言论才好。《孟子》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句老生常谈，到现在还同样地有用。但是有什么用呢？棒喝主义现在正弥漫中国，我**年前便怕的是这样，至今一直没有变，只是希望反动会匿迹，理性会得势的心思，现在却变了，减了，——这大约也是一种进步罢。”后记作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1927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周作人竟敢说这样的话，出版社竟敢出版这样的书，他和它的胆子也真是有点大。


2022年9月21日
止庵的《沽酌集》分三卷，第一卷是域内作家作品轶闻趣事掌故；第二卷与第一卷大同小异，重在作品本事；第三卷为域外书评。喜欢第一、二卷，读得津津有味。第三卷所涉之书有的看过，有的知道，有的第一次听说；评论多“我见”，有深度，有点“敲脑壳”。似懂非懂地读完，长叹复长叹：我的阅读终是低层次。
风中的雨：读过好几本止庵的书，觉得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边读边颔首，还自以为是地会意微笑。因为他说的，不仅正是我想知道的，而且正是我想说的，即所谓正中下怀。读《沽酌集》前两卷，因为谈的都是域内作家作品，感觉一如既往：喜欢，享受。但读第三卷，却大异其趣，令我汗颜不已。一是他提到的那些书，虽然有一些读过，但有一些只是知道，更有一些是第一次听说；二是读他的评论，虽也觉得勉强懂得，却既少意会，又考脑力，甚至看得瞌睡欲滴，鼾声时起。看来，我的阅读真的只是“我的”，只是一种很自我的、低层次、浅水准的阅读。既没有宽阔的“国际”视野，也不能领会“大家”要旨。随随便便，读读翻翻，草草浅浅，零乱无序，说有点数量或许勉强，若考究质量或许全无。一句话：只是在读！


2022年9月25日
张经纬的《诸子与诸国》是“继《四夷居中国》后又一创新之作”。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王室与诸侯、诸侯与诸侯间纠缠、争斗的简要描述，在揭示自西向东的人口迁移潮流对不同“国度”造成的不同影响与不同反应的基础上，提出诸子百家都是对这一潮流的对应之策的结论。诸子其实只是“一子”。确很新颖。
风中的雨：与《四夷居中国》的遍览古今、纵横中外的宏观视野不同，《诸子与诸国》用微观的笔触，重点考察东周即春秋、战国约六百年东亚大陆的各种生态。所谓微观，是相对于五千年中华史而言。其实，作者的视野依然是宏观的，对这约六百年间的军国大事、政坛风云、重要人物，多只约略提及。作者所持的，依然是《四夷居中国》里特别注重的所谓人类学史观。也就是说，此书与《四夷居中国》一样，是人类学著作，而不是历史学著作。在作者笔下，平王东迁，缘于西周末年西部人口东迁的压力；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此攻彼伐，皆因西部加诸东部传递的人口迁移压力。不同的国度对人口迁移浪潮的不同反应，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主弦律。所谓的诸子百家，其实都是对这一人口迁移潮流的不同对应之策；诸子百家要回答的问题是相同的，按作者所说，概括起来也就只有三个：对战争的态度，对增税的态度，对国家的定位。作者认为：这些回答都源于儒家，只是侧重不同而已。所以，诸子百家，其实只是一家。春秋、战国时期约六百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思想碰撞，被作者简明扼要地介绍得一清二楚，的确令人眼开。当然，并不特别信服一切都是人口迁移引发的这一结论，更不太接受自西向东的顺流而下是必然趋势的说法。因为，历史终究是复杂的，即使可以抽象出暗藏的规律，也不能一言以蔽之。作者立足于更高处，以更宽更广的人类学观点来解说历史，自有新意，但其所说，还需要历史的进一步检验。目前，还只是一家之言。


2022年9月27日
岳麓书社《周作人作品集》第一辑之《永日集》，收入“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九年间所作文三十九篇”，分译介、创作两部分。虽然周作人认为这些译文，“在这集内是最值得读的文字”，但终究是别人的“牙慧”。创作部分一如周作人的其他文集，“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读来格外吸引人。
风中的雨：周作人在本书序言里对译介和将译介列入自己的文集表达了他的观点。“有人或要不赞成，以为翻译不该与自作的文章收在一起。这句话自然言之成理。”的确，我一直就这么认为。“但我有一种偏见，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是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正如大家引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样，我便来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其实，借用是可以的，但如果“整章整节”照录，并不只是夹在自己的文章里，就不再是引用了。所以，对前五篇翻译，读得比较粗略。虽然周作人很欣赏这五篇文章，必然有他的道理，但我要读的是周作人的创作，不是周作人译作，所以不管怎样也喜欢不起来。

刘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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