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书记（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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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日
岳麓书社《周作人作品集》第一辑之《艺术与生活》，有自著，有译文，共二十一篇，系“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是周作人“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虽时过境迁，但读来依然有益，不仅可窥作者对“文艺与人生”的意见，也可侧面了解其对“改革与革命”的态度。
风中的雨：周作人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艺术与生活》的“自序”中说：“这本书中我近十年来的论文集，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共二十篇，文章比较长，态度也比较地正经，我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了。”还说：“在现今这种心情下，长篇大约是不想写了，所以说这本书是我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亦未始不可。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文集的最后五篇《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译文）《日本的新村》（内容多为译文）《新村的理想与实际》《访日本新村记》《游日本杂感》，似乎与“文艺”的“意见”关联度不大，而是对当时俄国革命、日本新村实验的理论探讨、实际观感。从这几篇文章特别是他对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牵头的“新村”实践的赞誉可看出，周作人并非只对“文艺与人生”感兴趣，对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社会“改革与革命”也很关心；他不仅仅是躲在“苦雨斋”里喝“苦茶”，“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的文人，也是对时代潮流、家国命运、改革与革命在在上心的学者。读《艺术与人生》，对书里那些关于“文艺与人生”论文里的“意见”并不特别在意上心，倒是周作人对“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和“日本新村”实践的赞誉，令我对周作人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觉得在他的思想里，还有并非“文化”的内涵存在。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语句来准确阐述这种存在，但它的存在，至少令周作人的形象在我以上中比以前更丰富，或许更完整了。


2022年12月5日
桑格格的《小时候》（全新编订本）是部“半自传体和半虚构的小说”，以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成都女孩的视角，写自己成长、世道演进、时代发展里的细微、赏心之处，比如玩具、游戏、口头禅、流行物等等。故事简短却妙趣横生，看似零乱却前后连贯。许多成都方言口语，读来令人忍俊不住，亲切有加。
风中的雨：并不知道桑格格，见网上说她的作品“混合着四川方言的口语”，想到自己一直在写的《方言与识字》正需要书证，于是就把她的作品搜出来，买了回来。除这本《小时候》外，还有《黑花黄》（孔网上买二手书）《不留心，看不见》，另外还有一本是诗集，因为不太懂诗，便放弃了。《小时候》的体例不同一般的小说，由2258段独立的文字组成，每段差不多就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正如封底上介绍所说：“小说几乎可以从任何页码读起，而在进入之后又能发现故事之间的精妙关联。”小说以“我”为中心，从“我”出生写到27岁，既写了“我”出生、成长的成都，也写了“我”闯荡过的北京、广州、上海。小说的特色，封底的介绍最为恰当：“这部小说被定位成‘给成人阅读的小人儿书’，虽然是长篇，却同时也是一本大部头的小人儿书；而其内容的举重若轻则令读者在捧腹之余，不经意地划过二十年的时间。整个阅读的历程不仅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也让人看到了时间所吞噬的一个消失的时代；一个孩子的鲜活形象和她的童心，映射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中。”不管这些介绍说得多天花乱坠，但在我看来，这书似乎离“文学”有一定的距离。其实，桑格格似乎也这么看。她在《小时候》的《新编版后记》里说：“我恢复了写作，完成了第三本书《不留心，看不见》。这本书，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于我来说，读《小时候》有两点收获：一是回忆起许多童年时光。虽与桑格格不是同年代的人，也与她是都市人不一样是在乡村长大，但她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些场景却似曾相识，仿佛亲历。二是收获了一些四川方言书证。虽桑格格对方言的书写并不特别上心，有的方言完全是按音索字，但她小说里这些方言至少可备为一写。


2022年12月7日
王笛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是一座城的微观历史。30个专题从城市规制、人际邻里、社区功能、新旧交缠、战乱恐慌、改良改革等诸方面，将成都百余年近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演进、街区迁移、习俗变化等，细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插图丰富，古旧照片里的成都影像，令人生穿越之惑。
风中的雨：从某种角度讲，《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著作，而是关于成都的“历史随笔”。王笛从中外关于成都的旧籍，特别是上世纪初的一些旧照片入手，从不同的横截面，将“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个横截面，组合成一个整体，古城成都在文字里复活。只是，这一切都只存在于文字、图像里。今日的成都，已经是一座完全彻底的现代化都市，虽不敢自居“新一线”之首，却是“新一线”里必然而且位于前列的一员。旧城的彻底消失，新城的不断崛起、扩张，演进过程里缺乏宏大的必要传承。或许保留的一些古旧地名、街名和与这些名字相关掌故、传说，多多少少还令今天的人们回想一二，并沿着这些零星的内容回溯这座城的历史，但李劼人津津的那个“古城”（《成都是一个古城》），王笛喋喋的这座“古城”（《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已难寻踪迹。“古城”早已成为历史，“古城”只存在于文字里。那些不管是值得留恋还是有些鄙陋的“日常生活”以及这些“日常生活”的“记忆”，正从人们的记忆里一点一点地消失。王笛的这本书，或许便是留住“记忆”的一种努力。只有留住这或许存在的“昨天”的成都之为成都的“根”，“今天”的成都才能向前走得更远而不至于迷途，才会更具成都个性成都魅力而有别于“今天”的其他城市。


2022年12月11日
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以“陈诚”为主线，写他的成长、成才，对厨艺颇多心得，凭厨艺在国内国外谋生；下卷以“她”为辅线，写“她”对新政权的热情，对运动的思考，因公开表达自己的清醒，成为烈士。在曾经国内的纷纭、当下国外的平易里，书写命运的无常、人生的意义，思想的价值。
风中的雨：看上部，以为这是一部写淮扬菜的“人间小温”，去国的“陈诚”在异国他乡凭厨艺立身，生活平淡，虽有偶有波折起伏，也难脱细腻细微。及读到下部，突然奇峰突起，特殊年代里的“她”从文字里“高贵”地显身出来，娓娓的文字掩不住岁月血腥与时代风云。原来，并不是“人间小温”，而是“思想热血”。虽没有名字，全书都用“她”，“她”有一女一儿，儿女现都在国外，却似有所指，只是不愿点明。东北，女性，热爱音乐，独立思考而成为烈士，这些暗示强烈的符号，令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略有所知的人，不自然地要想到一个名字：张志新，她就工作在东北，她就是女性，她也有音乐天赋，她就因为表达自己对时局的思考、思想而牺牲。而且，她也有一女一儿，现今儿女都在国外。但终究是小说，是文学创作，不是张志新的传记，也不是历史小说，虽有她的人生的轨迹、家庭的印痕，却似乎并不特指一人。只用“她”，不具名，连一个虚构的名字也不要，这就清楚地向读者表明作者的匠心，不是为某一个人树碑，是要书写那个特殊年代的独立思考的清醒者，不怕上祭坛的思想家，是那个特殊时代所有“英雄”的代表。所以，“她”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就是“无名”，“她”是“无名英雄”。像世上许多无名英雄纪念碑一样，《一把刀，千个字》，应该也是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
风中的雨：王安忆在《一把刀，千个字》的扉页正面引有袁枚的联语：“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竹、梅，都是传统文化里“四君子”里的两种。所谓君子，多指有高尚品德的人。王安忆引此联，寓意很清楚。“霜高”一词很值得注意。霜高，自然寒冷，引申指严峻的环境、形势。梅花之所以被列为“四君子”之首，就是因为霜越高，越是严寒，它开得越艳丽。“她”就是傲雪的梅花，环境再严峻，形势再凶险，“她”都要保有自己的思考、思想，为之献身、牺牲而不悔。扉页的反面，王安忆提出两个疑问：“一把刀，故事从谁讲起？千个字，写到哪里结束？”小说全篇以“陈诚”为主线，“陈诚”喜欢、从事厨艺，最终成为厨师。一把刀，明面上肯定指“扬州三把刀”（厨刀、理发刀、修脚刀）之一的厨刀。但为什么要提出“故事从谁讲起”呢？难道在讲“陈诚”的厨刀之外，还有隐秘的寓意吗？如果有，或许便是临刑前残忍切掉张志新（“她”）喉咙的那把刀吧！小说结束，所有人的命运都有所交待，但为什么还要问“写到哪里结束”呢？或许，王安忆说的依然是“她”。从小说的整体结构与文字数量考察，特殊时段里“无名”的“她”显然是主线“她”儿子“陈诚”之外的辅线。小说对“她”（如果“她”有张志新的影子的话）并不浓墨重彩，而且多从成长、家庭等方面来写，对“她”也几乎没有“高大上”的评价，一切都是点到即止。但读完小说，脑里挥之不去的，萦绕纠缠的全是“她”以及家人今天生活里“她”的影子。如何文学地表现特殊时段的历史以及相关人物，在特殊时段已过去的几十年后，昨天与今天与明天，过往与当下与未来，谁才是文学创作的主体、重点，是每位作家不得不作的选择。王安忆的疑问，令人深思。


2022年12月15日
《鲁迅全集》第三卷包括《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己集》三部文集，是鲁迅1925年至1927年所作杂文汇集。有些篇目学过、读过，重新系统地读，能读出一些简要概括的“世传”文风之外的鲁迅更细腻的笔触。不敢说有什么收获，只觉读来过瘾。有些意思萦绕心中很久，不知如何表达，而鲁迅说出来了。
风中的雨：《鲁迅全集》是我的床头书。今年来来去去走走停停，不太安稳，床头书便读得很慢。近段时间，读周作人颇多。看着鲁迅孤儿地呆在床头，有点内疚。重新拾起，接着读，不止床头，案头也是。有人说，鲁迅的文章最适合中年及以后认真阅读，阅世越多、越深，也能体会鲁迅文章里的微言大义。几十年来，自己一直囿于小地方，没阅什么世，对世道人心体会不多，没什么见识，若有也只是一点小见识、一点小感慨，本不适合读鲁迅的。但偏要读，而且立下宏愿要把全集读完。读得懂不懂，有没有收获不管，反正要读下去。这种不管不顾的态度，于我来说，既是打发时间的方式，也是让生命多一些质量的追求，更算是我对鲁迅的一种衷心的纪奠吧。对比着读鲁迅、周作人，别有一番风味：看到他们对许多共同话题（比如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发言，读着他们言辞犀利风格相近却又有细微差异的文章，大略知道一点“周氏兄弟”之被称为“周氏兄弟”的原因。“二周”作为现代文学、文化史上不可回避的高峰，既肯定有区别，却似乎难以分开。这也是我要读一起《鲁迅全集》《周作人集》的原因。


2022年12月17日
止庵的《旦暮贴》是其继《比竹小品》后推出的又一本随笔集，书名取意于《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二十七篇随笔，既讲鲁迅、周作人、张爱玲、太宰治等具体作家的作品与掌故，也讲“杂志书”、翻译、推理小说以及竹久梦二、伊藤若冲、冷冰川的画作。读来有趣有味。
风中的雨：手里的《旦暮贴》是山东画报出版社2022年4月1版1印的“小写五种”之一种。因有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1版1印的《比竹小品》（列为“小写五种”之二）和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1版1印的《风月好谈》（列为“小写五种”之四），“小写五种”只买了之一《茶店说书》、之三《旦暮贴》、之五《苦雾抄》。《旦暮贴》的序与后记，既记此书的立意、内容，也谈自己的感慨，值得一读，抄录于此。序：《庄子•齐物论》云：“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假若真能这样，则将有如穿越时间隧道，彼此所隔漫长“万世”，即可化为“旦暮”；而一己短暂“旦暮”，亦因之获取永恒意义，得与“万世”相当。不过此事甚难。去年我在东京买到武者小路实笃一幅《甘百目实大图》，系昭和三十九年（一九**）所绘，题词意云，桃子和栗子栽种三年结果，柿子则需八年，达摩面壁九年顿悟，而我要用一生时间方能明白。对之每每心生感慨。有朋友说，那么咱们只好等来世了。但《庄子•人间世》明言：“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盖人只有此区区年头好活耳。我用“旦暮”作为新的书名，实在是对自己的一点激励。虽然末了或许仍然难免为友人言中也。（二○一二年三月四日）后记：我的上一本随笔集《比竹小品》扉页印着“献给我的母亲”，——此书交稿于二○一○年**月间，当时母亲还在住院；待到来年年初我在北京书展见到样书，母亲去世已一月有半。类似的情况还有我的《河东辑》，那是母亲病中为我编选的；二○○九年六月即收到校样，母亲在日记里写道：“送快递来了，是方方的三十年集，好重，序言中感谢我帮他编集，祝我健康长寿，我看的眼泪都出来了。”我一直想请她老人家以后在书上签个名字留念，但是校样被出版社压了太久，待到好不容易印出来已经来不及了。西谚有云“迟做总比不做好（Better late than never）”，可是有的时候，迟做与不做其实没有多大区别。//《旦暮帖》所收计二十六篇，均作于《比竹小品》之后。在此期间我还编订完成《周作人译文全集》，重校完成《周作人自编集》。我一直勉力去做计划要做的事情。我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关于生死问题的笔记，将来或许可以整理成书。（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2022年12月20日
岳麓书社《周作人作品集》第一辑之《儿童文学小论》，收有文章十一篇，最早的写于一九一二年，有七篇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等文集。关注儿童，应是关注“人”的起始或组成，作为“实在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早注意儿童文学和幼儿教育的一人”的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敏感或许是始终的。
风中的雨：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小论〉序》里说：“供给儿童读物是现今很切要的工作。”不仅在周作人为自己的《儿童文学小论》作序的“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如此，今天似乎依然如此。市面上适合儿童阅读的绘本多是引进外国的，真正国产而又真正适合儿童真正的创意的，的确不多。家里有小孩，给他买绘本时，特别注意买国产的，比如严文井、陈伯吹、张秋生等，但小孩感兴趣的却是汪汪队、小猪佩奇、100层的房子，大卫不可以、我爸爸、我妈妈之类的。比较二者的区别，简而言之：国内的重教益，儿童绘本是成人世界的“儿童化”；引进的重兴趣，儿童绘本只要小孩喜欢就好。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九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平孔德学校演讲》中说：“我们对于误认为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我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至于因了这供给的材料与方法而发生的效果，那是当然有的是产物，不必是供给时的唯一目的物。”周作人的话，适用于他讲话时的一九二○年，同样也适用于百年后的今天。当然，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和幼儿教育方面虽有用功，却着力甚微，他更关注是的成人的世界，是如何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更新、创造、向前的问题。


2022年12月24日
叶兆言的最新长篇《仪凤之门》，以由拉黄包车的街头混混因缘际会渐次发展为一代富商的杨逵为主要人物，以“南京的北大门”仪凤门、“江边的下关”为故事背景，穿插南京开埠、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军阀纷争、五省联治、北伐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等历史事件。城史寓于文学，文学阐述城史，值得一读。
风中的雨：喜欢叶兆言的随笔，市面上有的差不多都买了，都读过。他随笔里的那些掌故、那些体悟、那些笔底春秋、那些言外之意，常常触动我，令我会心不已，感同身受。叶兆言的“大型随笔”（这是我对《南京传》定位）《南京传》是不是开城市“传记”之先河，不得而知，但其后邱华栋的《北京传》、叶曙明的《广州传》、蒋蓝的《成都传》要说没受叶兆言的影响，似乎不可能。《仪凤之门》虽是小说，但书名与《南京传》有异曲同工之妙，似乎是《南京传》的“重点续笔”，所以8月份一面市，就买了回来。读完，既觉值得，又有失望。值得的是：可以通过文学的视角，旁观南京一个重要的局部——下关——从小到大、从荒郊到繁华的过程。对清末民初的一些影响南京人物，有了不同于习惯评价的南京人的理解。读完它，对南京、南京人又多了一份了解，这是读之前就知道肯定能收获的。尽管南京离我十万八千里，与我风马牛不相及，但作为六朝古都、作为江南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似有似无里，有意无意中，对它还是有一点点关注的。失望的是：因为要穿插历史，不得不线性叙述，故事显得平铺直叙，少起伏跌宕；因为“仪凤之门”的限制，只能就“下关”说事，人物囿于一地，个性不太鲜明有些单薄；总之，故事性强，文学性弱。与刚刚读过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比较，《仪凤之门》似乎要差一点。或许，不是二者有什么好、差之别，而是我阅读口味的问题：比较喜欢深入内心的作品，在乎细腻细微；对宏大叙事缺乏理解，找不到切入点。读叶兆言的随笔，觉得过瘾。和随笔比起来，不敢说小说《仪凤之门》不好，只能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这种对比，让我想起了止庵，读他的随笔、小说，也是这样：随笔读着过瘾，小说读来泛泛。看来，我终究是文学的门外汉，对于只是文学“擦边球”的随笔喜爱有加，对于正统文学甚至是文学主体的小说虽也时常在读，却只能读个皮毛，不知其一，更别说知其二三了。


2022年12月28日
龚明德的《文事探旧》，是文汇出版社“聚学丛书”之第一种。所辑六十多篇短文，利用作品原文、文字手稿、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对现当代文坛的轶闻密事、掌故细节等“细枝末节”处，进行察幽探微，烛照源流，洞见真妄，纠偏正误，不人云亦云。一文一得一见，每得每见都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读来过瘾。
风中的雨：《文事探旧》的封面折页上，有龚明德的照片与简介。简介很短，录在此，算是资料。“一九五三年七月生于湖北省南漳县乡下一个世代务农之家，自十六岁起历任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员，其间有二十五年服务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一直以一手旧书、旧报刊甚或手迹件等为原料业余研写，侧重侦探五四后三十多年中国文坛之人事真相实况，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主要著作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新文学散札》、《旧时文事》、《书生清趣》、《昨日书得》、《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等十余部。”上月刚读过他的《旧日文事》，近日又拿出这本《文事探旧》来读，二者文体、手法、表达一脉相承，前后连贯。书里的那些人，大都知道或者熟悉，那些事，约略知道或者茫然。知道熟悉的，读来如见旧雨；约略茫然的，如见新知。虽然称现、当代文坛那些风云人物为旧雨新知，很有点四川人所谓“冒皮皮”，但我愿意这样自以为是地认为。总之，读时会心，读来喜欢，读得过瘾，仿佛脑里有一根曾经默然的弦，被轻轻拨动了一下，弦颤之余，虽无乐音雅韵，却也令我陶然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虽然所谓“会”心，究竟会得准确不准确都不知道，但我还是陶醉在自以为是里。虽然这“瘾”只是“门外汉”的瘾，离龚明德的考证或许有十万八千里，但我还是自得其乐。虽然知不知道书中的那些真知新见，于我并没什么大要紧，甚至今天读了知道明天就可能忘记，但我还是自贻所得。
风中的雨：龚明德在《校看后记》里说：“其实，更早些的《新文学散札》、《文事谈旧》、《昨日书香》，更有近几年的《旧日文事》和《新文学旧事》，以及《有些事，要弄清楚》和《书生清趣》的部分篇章，都是《旧时文事》、《旧笺释读 现代文人书信考》、《文事探旧》和《文事叙旧》四部拙著的强度热身。”本来已下定决心，尽量少买书，甚至不再买书，但看及此，又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到了《旧时文事》、《旧笺释读 现代文人书信考》，下单买了回来。没搜到《文事叙旧》，不知是暂未没出版还是其他原因，关注着，只要有了踪迹，还要买回来。


2022年12月29日
岳麓书社《周作人作品集》第一辑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 “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做”的“八次讲演”，经邓广铭记录整理送周作人审阅后，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印行的。新“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八股“是中国文学的结晶”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风中的雨：周作人将中国文学分为“两种不同的潮流”：“（甲）诗言志——言志派”、“（乙）文以载道——载道派”。并认为：“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弯。”晚周、魏晋六朝、五代、无、明末、民国是（甲）潮流时代，即“诗言志”时代；两汉、唐、两宋、明、清是（乙）潮流时代，即“文以载道”时代。虽然中国文学并非只是简单地在“诗言志”与“文以载道”间此起彼伏，周作人的对大时代文学特质的划分也并非完全精准，但大略地看，还是有些道理，值得一观的。周作人认为：民初的“新文学运动”，并非只是抛弃文言、使用白话，文言也好、白话也好，都只是工具；“新文学运动”的目的是要将文学从“道统”的泥淖里救出来、重回抒发“情感”的怀抱。正因为如此，周作人才认为：新文学运动的方向 ，与明末公安、信陵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并由此得出结论：新“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刘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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