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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19日，《京报副刊》第415号发表了周作人的《〈忆〉的装订》一文，署名岂明，收入自编文集《谈龙集》。
文章先谈《忆》的装订的三点特色。“第一点特色是，全部的诗都是著者手写的。”“第三点特色是，用的中国连史纸。”而“第二点特色是，里边有丰子恺君的插画十八幅，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然后是一段专谈画的文字：
我当初见平伯所持画稿，觉得很有点竹久梦二的气味，虽然除另碎插绘外我只见过一本《梦二画集•春之卷》。后来见佩弦的文章，大约是丰君漫画集的题词吧，显明地说出梦二的影响。日本的漫画由鸟羽僧正（《今昔物语》著者的儿子）开山，经过锹形蕙斋，耳鸟斋，发达到现在。梦二所作除去了讽刺的意味，保留着飘逸的笔致，又特别加上艳冶的情调，所以自成一路，那种大眼睛软腰支的少女恐怕至今还盅惑住许多人心。德法的罗忒勒克（Lautree）与海纳（Heine）自然也有他们的精采，但我总是觉得这些人的挥洒更中我的意。中国有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外行人不能乱说，在我却未曾见过，因此对于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所谓“装订都是很好的”，应该指书的三点特色，也包括“丰子恺君的插画十八幅”。也就是说，在1926年，虽然“更中”周作人“意”的是日本的竹久梦二等人的画，但他依然将丰子恺的画归入《忆》的装订的三点特色，认为“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并对“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这样的评价，如果不能谓之为赞扬，至少也可说是关注；即使不是褒，至少也没有贬。
1940年3月1日，《中国文艺》每第2卷第1期发表周作人的《关于阿Q》一文，署名知堂，收入自编文集《秉烛后谈》。
文章开篇即谈丰子恺画的阿Q，并将其与蒋兆和所画的阿Q进行对比：
阿Q近来也阔气起来了，居然得到画家给他画像，不但画而且还有两幅。其一是丰子恺所画，见于《漫画阿Q正传》。其二是蒋兆和所画，本来在他的画册中，在报上见到。丰君的画从前似出于竹久梦二，后来渐益浮滑，大抵赶得着王冶梅算是最好了，这回所见虽然不能说比《护生画集》更坏，也总不见得好。阿Q这人，在《正传》里是可笑可气而又可怜的，蒋君所画能抓到这一点，我觉得大可佩服，那一条辫子也安放得恰好，与漫画迥不相同。不过蒋君的阿Q似乎太瘦一点了，在有些场面，特别是无赖胡扯的时候，阿Q如是那么瘦便有点不相称的，实际上阿Q本人也还比较的胖。文学家所写，艺术家所画的人物，自然不必全要照原样，但是实物的比较有时也不是无用。
对于丰子恺所画的阿Q和其广为人知的《护生画集》，周作人评价颇低：“这回所见”的阿Q，“不能说比《护生画集》更坏”，但“也总不见得好”。在周作人看来，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应该是“坏”，所画的阿Q也“不见得好”。
而蒋兆和所画的阿Q ，虽然“似乎太瘦一点了”，但“能抓住”阿Q“可笑可气而又可怜的”特点，令周作人“觉得大可佩服”。相对于丰子恺画的阿Q，蒋兆和画的阿Q，要好得多。
1926年，周作人还将丰子恺的画视为《忆》的装订的一个特色，认为“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是新鲜事物，对“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但到了1940年，周作人对“后来渐益浮滑”的丰子恺的画的评价就低得多了。所谓丰子恺能“赶得上王冶美算是最好了”，其实就是说丰子恺不如王冶美。
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谈及丰子恺的画，似乎只此两处。不同时期对同一人的画的评价迥异，一褒一贬，前褒后贬，是因为周作人的识见愈深、要求更高、越来越挑剔，还是因为丰子恺的画愈画愈差、真的“渐益浮滑”，外行不便置喙，懂行的大可作仁智之判。
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谈及丰子恺的画外，私底下周作人也曾与人谈及丰子恺的画。1963年4月4日，在给香港作家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谈及丰子恺为《儿童杂事诗》所插画时，说：
来信所说东郭生的诗即是《儿童杂事诗》，记得报上的“切拔”订成一册，曾以奉赠，上边有丰子恺为插画，乃系报馆的好意请其作画者，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但我这里没有插画本，故只能笼统地说罢了。
1950年2月23日至5月6日，上海《亦报》连载了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甲、乙、丙三编，为使诗生色，特邀丰子恺为每首诗配画。周作人致鲍耀明的信中所说“上边有丰子恺为插画”，即指此。那么多幅插画，“可取者”仅“十分之一”，这个比例低得可怜，而且还只是“可取”，不是好。虽时隔20多年，周作人不但依然保持1940年3月1日发表的《关于阿Q》一文里对丰子恺的画的评价：“浮滑”，而且更进一步地认为其“肤浅”、“不懂‘滑稽’趣味”，还找到了导致其“浮滑肤浅”原因：“殆所谓海派者”。不仅对丰子恺的画的评价愈来愈低，还顺口刺了“海派者”一下。
周作人1926年2月27日曾作过一篇文章，名为《上海气》（收入自编文集《谈龙集》）。文章开头即言：
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多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
周作人或许认为：丰子恺作为“所谓海派者”，肯定沾染了“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的“上海气”，所以必然“浮滑肤浅”。幸好，周作人还笔下积德，没有说丰子恺的画“是俗恶的”，“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
有差不多全部的丰子恺画集，一一翻看过。见周作人说丰子恺的画“出于竹久梦二”，又买了一本竹久梦二的画集，一一翻看了。因为不懂画，便只求直观。丰子恺画里的古典诗词、旧时情致、平常景象、世俗生活，既充盈着稚气童趣，又满满的市井烟火气，真实真切，颇得我心，很是喜欢。竹久梦二的画太“飘逸”、太“艳冶”，虽从艺术的角度考察，或许优于丰子恺的画，但所画皆是异国人物、异域风情，终究隔了一层，不及丰子恺的画平易亲切。但愿我这点对丰子恺画的喜欢，不是周作人“所谓海派者”的“浮滑肤浅”。
在前褒后贬评判丰子恺画的同时，周作人对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也颇多微辞。1963年10月11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说：
所云钱稻孙的译源氏，恐系旧话，已经早成为过去了（曾译了一两篇，只在《译文》上登载过，现在亦找不到了）。目下是丰子恺译，请钱君一阅，算是校阅，日前曾问过他，答说只求文意与故事不错，也就算了。其语颇为幽默，其实丰君是不能胜任的——曾见他翻译石川啄木的小说，里面说一个女人“ハシヤゲ”，意思便弄错了，这是我私下说话，所以无妨说了。大概出版社是取其译述颇快这一点，因钱君太是古板执滞，几个月也搞不出一帖来。不过钱君系据原文，不是据与谢野或谷川的现代语本耳。
1964年7月13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又说：
“十三妹”最近论丰子恺，却并不高明，因近见丰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在听说丰子恺将翻译《源氏物语》时，周作人即断定丰子恺“不能胜任”，出版社之所以选择丰子恺，只是“取其译述颇快这一点”。见到译稿后，周作人更是认为丰子恺的译述只“是茶店说书”，甚至“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这样的评价，与说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异曲同工，意蕴一致。
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周作人还比较注意的措辞，在同时期的日记里，周作人谈及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便毫不留情了。
1964年2月27日日记说：
上午开始阅源氏校记，发现译文极不成，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王朝文学的空气，似全无了解。
1964年3月5日日记说：
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
1964年3月16日日记说：
文洁若来访，力请写意见，因领导上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虽颇麻烦，只得应之。
周作人认为：丰子恺的“上海派手法”，“喜用俗恶成语”的习惯，“对于平安王朝文学的空气，似全无了解”的无知，使“译文极不成”，导致“此译根本不可用”，因为“领导上反以丰译俗恶为佳”——在公开的文章、致人的信件里评价丰子恺的画时没用到的“俗恶”一词，终于在日记里两次用于评价丰子恺的译作了，——所以周作人也“只得应之”，为其写“意见”。周作人的“意见”写没写，写成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以周作人之老辣世故和建国后为人为文的态度可以推测，若他真写了呈给“领导上”的、关于丰译《源氏物语》的“意见”，肯定不是日记里那般尖锐犀利、轻视轻蔑，而是另一番和风细雨的模样，甚至赞赏称颂有加也不以为怪。
有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草草翻过。也有周作人译的《古事记》《枕草子》《平家物语》《浮世理发馆》《浮世澡堂》《如梦记》，有的读了，有的还在计划中。在我这个外行眼里，周作人所说的丰子恺译文的“上海派手法”是否“俗恶”不敢肯定，但丰子恺的译笔初看精致华美、细究却颇为生硬甚至做作，读起来不如周作人的既随和平易又大气深沉、愈嚼愈香越品越醇，却是事实。或许，就翻译日本古典作品而言，丰子恺与周作人相比，真有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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