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春天
腊月二十二那天,天气异常暖和。没有风,红红一个太阳从东方升起来,愈来愈金黄,愈来愈明亮。栖在老枣树上的公鸡,呼达呼达翅膀飞到矮墙上,弓起脖子喔喔叫了几声。屋顶的炊烟直直地升起,升到很高才缓缓垂下来,在小村子里弥散着缭绕着。大姑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拉着风箱烧火做饭。暖暖的跳跃的火焰,大铁锅里小米粥,咕咕嘟嘟吟唱着。
久病在炕的奶奶,似乎受到这好天气的鼓励,精神突然好起来,招呼大姑给她穿上棉袄棉裤。大姑说:“寒冬腊月的起来干嘛,炕头上暖和。”奶奶说:“我好了,没事了。”昨夜还蜡黄的脸上,竟然泛起了熠熠的红光。大姑很是惊喜,小心将奶奶扶起来,一件一件帮她穿上棉衣:青布斜襟大袄、黑布大裆棉裤、尖尖的小小的布鞋。本就瘦小的奶奶,被肺病折腾了一个多月,人就显得愈发瘦小。皱巴巴的皮肤下,好像已没有一丝油脂和水分;秋天断了根的飞蓬一般,似乎一阵微风就能把她吹远。
大姑兑好温水,给奶奶洗手洗脸。我看见奶奶的手,干枯且长满了老人斑。青色的筋脉一根根塌陷,输液时刺下的针孔清晰可见。也许是那一瓶瓶液体真的起了作用,让奶奶这棵即将枯萎的树,抽出了嫩黄的叶芽;就像春雨滋润了大地,让枯黄的世界重又新绿起来。大姑盛一碗小米粥,给奶奶递过去。奶奶摸索着端住白瓷碗,微微颤抖着送到嘴边,吸吮米粥的声音,比以前有了力气。
大姑问:“好喝不?”
奶奶说:“好喝,还是谷子养人,吃了有精神。”
又说:“你也赶紧吃,别凉了。俺那孙子们都吃了么?”
大姑说:“都吃了,甭挂着。”
喝下一碗稀粥,奶奶身上就多了些热量,问道:“天真暖和,打春了么?”
大姑说:“早着哩,才腊月二十二,赶明儿是小年。”
奶奶又问:“几点了,出太阳了么?”
大姑说:“都快十点了,太阳老高了。”
奶奶就探出手在空气中摸索,似乎要将阳光抓住,感受一下它的形状和温度。大姑就给奶奶戴上黑色绒布帽子,扶着她来到天井里,坐在太师椅上晒太阳。学校已经放假,不必骑着自行车去镇上读书,我也就搬个小板凳,靠着奶奶坐下。安静的蓝天上,暖融融一个太阳。金黄的阳光倾泻下来,慷慨地泼在奶奶身上。这明亮的久违的阳光,刺激着奶奶的瞳孔。她的眼珠动了动,抬起头迎着光线最充足的方向,就像圆满开放的向日葵一样。
自打六年前患了眼疾,奶奶就再也看不见东西。在那片暗黑的世界里,奶奶神色迷茫,时常伸出手在空气中摸索着什么;就像坠入深渊的人,想抓住一根枯藤,或者是一根茅草。有时身边没人,奶奶就会呼唤父亲的名字,亦或是我的名字;就像迷失在黑夜里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且身边潜伏着一只凶恶的动物。从奶奶那沙哑而微弱的喊声里,我体味到了她的孤独和恐惧。姑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土地和生意,不能轮流守在奶奶身边。爷爷、父亲和母亲,也大多数时间忙碌在田野里,侍弄那二十亩薄地。
每每放学回来,听到奶奶的纤弱的呼唤,我都会急急跑过去,捧住她那颤抖的手,坐在炕沿上和她偎在一起。此时奶奶才会安静下来,摸索着抚摸我的头发和脸颊,口中喃喃道:“是石头吗,是俺石头吗?”那失水过多而皴裂的手,僵硬且枯瘦,完全失去了年轻时的洁白和柔软,如寒风中萎蔫的菊瓣。我想奶奶年轻时,双手一定白嫩、灵巧且勤劳。如此,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才能在她的哺育下慢慢长大,才能在他的操劳下个个成家。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总是早于太阳起来。绑着裹腿,迈着小脚,吱呀呀拉开屋门,吱呀呀拉开大门。从闲园子里抱来柴禾,从大水缸里端来井水。灶台前,左手拉着风箱,右手拿着烧火棍,为一家人蒸窝头熬稀饭。风箱的呱嗒声,总是将我吵醒。醒来也不愿下炕,趴在被窝里,看热热的蒸汽从莎木锅盖下钻出来,听柴禾在灶膛里哔哔啵啵响,享受着一种童年的散漫而温馨的时光。若是在冬天,大人们也没什么活干,那种闲散的时光就会被无限拉长。而奶奶总是催促我起来,让我跟着他去野地里拾些柴禾,或者帮她撕些破布片打几张袼褙。我说棉袄太凉,奶奶就会把我的棉袄在灶火上暖一暖,就这那股热乎劲赶紧穿上。厚厚的棉絮吸收了柴草的热量,贴在身上感觉暖暖的阳光一样。
那时生产队并不种棉花,也就没有棉柴分给大家烧火做饭。而麦秸和玉米秸,都要用铡刀切碎,拿来饲喂集体的青骡白马、黄牛黑驴。幸喜村外的杂树林子里,总有些枯枝落叶,荒岗坡上总有些茅草和蒿草。跟着奶奶搂草拾柴禾,便是我经常要干的活。一捆柴草好几十斤,奶奶用麻绳绑紧,一捆一捆背回家中去。锅着腰捯着小脚,来回好几里地。我想替奶奶背一小捆,奶奶却不肯,说我骨头太嫩,怕是把腰压坏,或是压得个头长不起来。可尽管奶奶如此呵护,我的个头还是没能长太高,怨不得那些沉重的柴草。
有时柴禾拾得多些,一次不能背回家中去。奶奶就让我在野地里看守着,怕是别人给偷了。可五六岁的孩子总是捣蛋调皮,失去管束便在树林里跑来跑去。看花啄木鸟,嘟嘟嘟地啄响树干,看喜鹊叼着枯草飞向高高的巢。奶奶回来寻不见我,就扯开嗓子呼喊着。我却躲在树杈上,故意不言语,故意让奶奶着急。待奶奶忽然抬头望见我,就焦急地说:“快下来,可别摔着。”待我猴子一般从树干上滑下来,奶奶就举起手在我头顶上比划,可那巴掌却始终不会落下。
每当奶奶蹲下身子,去背那沉甸甸的烧柴,我就会使出吃奶得劲,努力往上托一把,然后影子一般跟着奶奶回家。奶奶弯着腰,稀疏而花白的头发散乱于鬓角。尖尖的黑布鞋,在土路上留下一串小小的蹒跚的脚印。树林站在身后,小村等在前方。若是在黄昏,红红的夕阳会把奶奶佝偻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将路边白杨树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有时长长的影子投射在我身上,像梦一样,模模糊糊却又终生难忘。
那时尚小,并未体味到奶奶的辛苦与疲劳。现在想来,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小脚女人能把七个儿女拉巴成人,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与艰辛。我想奶奶纳的鞋底,摞起来肯定比竹梯还高;孩子们踏着那些鞋底,就能爬到屋顶上。我想奶奶纺的棉线,连起来肯定比赤道还长;孩子们穿着那棉线织成的衣裳,就能暖暖和和闯荡四方。我的童年,大都是在嗡嗡嗡的纺车声中慢慢睡去,在呼哒呼哒的风箱声中渐渐醒来。深夜,洋油灯点亮昏黄的火苗,灯花红红;奶奶转动纺车的影子,在熏黑的墙壁上摇动。黎明,柴草燃烧明亮的火苗,火焰融融;奶奶拉动风箱的影子,在熏黑的墙壁上摇动。
奶奶说,鬼是没有影子的。奶奶还说,顺着烟囱就能爬到天上。童年懵懂的我,并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奶奶走后,渐渐长大的我才懂得。灯光里、夕阳下,待我再也寻不见奶奶长长的影子,奶奶就真的走了;顺着屋顶上的烟囱,袅袅的炊烟一样升到了天堂。
我想,若是那年春天来得早些,亦或那年冬天不是特别干燥,特别冷;奶奶的肺病就不会一日比一日严重,就不会在打春之前离开满堂的儿女,独自孤零零向远方走去。要是奶奶能坚持到春天,一场春风万物苏醒,一场春雨,草木萌动;奶奶的咳喘定然会减轻,定然像天井里那棵老枣树,在光秃秃的枝条上萌出嫩黄的叶芽,开出蜂蜜一样甜的稠密的花。
腊月二十二那天,大姑把奶奶病情好转的消息告诉我的父亲。父亲很是高兴,放下扫帚走进奶奶居住的小屋,默默望着奶奶泛起光泽的脸。奶奶也摸索到父亲粗糙的的大手,久久握住不肯松开,像是要从那掌纹里读到某些信息。全家人,只有爷爷脸上看不到兴奋。他搬个马扎坐在奶奶身边,一会儿望望太阳,一会儿望望奶奶的脸。那张脸颧骨突出,腮部塌陷,深深的皱褶满含着人间的烟火。在正午的眼光下,那张脸的色泽,宛若成熟的风干的瘦小的麦粒。
那天夜里北风突起,树木呜咽,沙粒抽打着木格窗上发黄的旧报纸。油灯摇曳里,奶奶又开始咳嗽,脸憋得暗紫,喘不过气。父亲顶着北风感到镇子里,驮来老先生给奶奶扎上针,输上液体。来回三十里路,零下十七八的温度,父亲的鬓角却流下大颗的汗珠。也许是油灯过于昏暗,老先生扎了四五下方才找准血管。灯影昏黄里,那液体却流得极慢,好几秒钟才缓缓落下那么一滴。小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甚至是血液的流动声。四个姑姑皆不在身边,小屋里只有我的爷爷和父亲、母亲。大伯父一家八口,在遥远的生产建设兵团;二伯父一家六口,在五十里外的城里上班。我的两个弟弟尚小,睡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并不知晓这小村的寒夜里将会发生什么。
那晚奶奶走了,我也明白了什么叫“回光返照”。临走时,她枯干的手在昏暗中摸索着,像是在漆黑的寒夜里,摸索一根火柴,摸索一盏油灯。最后她的手摸到了父亲的手,又摸到了我的头,然后从我的头顶无力地滑落,慢慢滑过我的脸颊。那颤抖、僵硬,却仍然保留着一种温暖的触感,现在想来还在我的神经里微微抖动,还在我的血液里缓缓流动。虽然许多儿孙都不在身边,可奶奶的神情里并没有什么遗憾,有的似乎只是一种对于生的留恋,对于孩子们的依恋。奶奶的眼像蒙着一层纱布,除了黑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儿女日渐苍老的脸,看不见孙辈日渐成熟的容颜。我们也看不见她,看不见她眼眸深处,右边是冬天,左边是春天。
虽说春天就站在年关的那面,抬眼可见,可她就是趑趄不前;腼腆,像奶奶出嫁时那张红扑扑的脸。若她能早来些日子,也许奶奶就能将她的肺病压下去,就能看见柳树发芽,杏树开花,就能看见芦芽尖尖的水面上,游动着的野鸭。可天不遂人意,春天总是迟疑,冬天总是迟迟不肯离去。坟头上那白白的魂幡,那花花绿绿的花圈,推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或许就是万紫千红的春。
我想,春天若是早来些日子,奶奶定然不会离去,定然会领着我去田野里挖野菜,亦或是我领着奶奶。春天,老家的野花很多。苦菜花是黄的,地丁花是红的,点地梅是白的。野菜自然也很多。荠菜和苜蓿菜,多用来蒸棒子面窝窝、高粱面窝窝。蒲公英和苣荬菜,都是用水焯了,泼上蒜泥凉拌。若是能滴上那么一星点棉油,就是我小时候吃到的极好的美味了。
每年,当屋后的老杏树开出粉白的花朵,奶奶就会擓一个柳条篮子,捯着小脚走进田野间。春风拂着她花白的稀疏的头发,脑后绾的那个髻一年比一年小了。我拿把小镰刀,提个小竹篮,就在奶奶后面跟着。如此,奶奶就不会孤独了,调皮我也就有人看管了,且并不需要干多少活。大多数时候,手里那小小的镰刀和竹篮,都是用来耍玩。
青青的野菜一颗颗挖下来,很快就装满了奶奶的柳条篮子。而我的竹篮里却只有那么七八颗,轻轻的空空的。我的精力大都在那些蝴蝶和野花上面,每每追着蝴蝶跑出去百十米远;又每每蹲下来,鼻子嗅着那些香气或浓或淡的花瓣。有时我会摘下一朵,插在奶奶的头发上。可是奶奶的头发太稀疏了,那些花朵总是插不牢,奶奶一低头就会往下掉。大多数时候,奶奶都是沉默的,不笑,也不说什么。可每当我固执地把野花,插在奶奶的鬓发上,奶奶就会咧开嘴笑着。笑得皱纹开放,露出红红的牙床。不知为何,奶奶的牙齿早早脱落了。嘴边的皱纹也就以她的嘴唇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就像花瓣之于子房,就像光线之于太阳。
听父亲讲,他小时候吃饭时,大铁锅里的窝窝头用两种,一种是米糠的,一种是棒子面的。爷爷、奶奶吃米糠的,父亲和略大些的姑姑吃棒子面的。棒子面香,吃到肚子里也有营养。米糠就跟稻草一样,粗糙得难以下咽。好不容易咽下去,又好像卡在了嗓子眼里,迟迟不肯到胃里去。若是春天,挖些野菜采些榆钱掺进窝窝头里,不仅仅是一种新鲜,更是一种美味的大餐。甚至有那么两年,米糠的窝窝头也不是顿顿有,顿顿能吃饱。半夜里,奶奶坐在织布机上咔嗒咔嗒地织布。肚子咕噜咕噜叫了,就掀开锅盖,捞一碗杜树叶子吃下去。那叶子里没有一滴油,只略略撒了那么一点点盐。吃得多了,肠子肚子都变成绿色的,隔着薄如白纸的肚皮,能模糊看见那里面的绿意。即便那样,奶奶也没有倒下去,黑夜白日里,拾柴做饭,洗衣缝衣。
七个儿女就像地里的高粱苗,一节节长高,一棵棵结出红火的穗子,沉甸甸地略略弯下腰。十几个孙子孙女,也忽地生下来,又忽地长大,读书的读书,成家的成家。而瘦小的裹着小脚的奶奶,终于还是慢慢倒下去,化成田野里一捧黄泥,肥沃却又沉默不语。
当人们把奶奶抬到毛驴车上,拉到县城去火化,父亲抓住车轮,不肯让奶奶离去。薄薄的棉被底下,奶奶的身体是那么的枯瘦且孤寂;似乎一阵北风,就能将她吹到遥远的南方去。之后,奶奶会乘着春风,乘着燕子的羽翼,回到他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里。衔泥筑巢,停在屋檐上向着我,向着她的孩子们,呢喃,凝视,或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