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话”与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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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3年1月24 日起至同年5月止（5月所写四篇未能刊载），鲁迅以“何家干”、“家干”、“干”等笔名，陆续为《申报》的“自由谈”栏目写了几十篇杂感。于1933年10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的名义结集出版，鲁迅将书命名为《伪自由书》，并亲自设计封面。作于1933年3月21日的《“人话”》是其中的一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28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在《“人话”》中，鲁迅说：


    “人话”之中，又有各种的“人话”：有英人话，有华人话。华人话中又有各种：有“高等华人话”，有“下等华人话”。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之无知的笑话——


    “是热天的正午，一介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然而这并不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也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


    《圣经•创世纪》第11章载：最初，“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彼此商量”，“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见人类“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怕“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于是“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那塔就是巴别塔。语言被变乱后，人类纷争不已，“所要作的事”也就难以成功了。《圣经》里的传说，既有宗教意味，也富含哲理，但终究只是传说，当真不得。不同国别、不同种族有不同的语言，比如鲁迅所谓“英人话”、“华人话”，是自然进化、历史演绎、人文选择的结果。同一国别、同一种族里的不同阶层，在同一语言范畴里，形成有阶层特色的语言，比如鲁迅所谓“高等华人话”、“下等华人话”，也是正常现象。人类语言的丰富多彩，见证的不仅是变乱纷争，更多的是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缤纷纷呈、异彩夺目。


    鲁迅将“高等华人话”、“下等华人话”用引号引起来，明显是暗讽。所谓“高等”，只是自视“高等”，究竟高不高，谁也不知道。所谓“下等”，也只是被那些自视“高等”的视为“下等”，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下。自视“高等”的或许更下流，有可能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被视“下等”的或许更纯朴，完全是清水同芙蓉，天然去雕饰。同样，“高等华人话”或许更规范、更“文雅”，但也可能更做作、更空洞无物；“下等华人话”或许更随意，更“粗俗”，但大概率更真诚，更有人间烟火气。


    高、下、大、小用之于称人，是等级制度、官本位的产物。只要有一星半点官职，甚至并无官职的吏，都是“大”人。富绅豪强也属于“高等”，虽不能称官吏专属的“大”人，也要和官吏一样享受“老爷”的敬称。普通老百姓在“大”人、老爷面前，自傲一点的自谦为“草”民，更多的则自贱为“小”人、“贱”民。为官吏、富绅豪强服务的奴仆，则被称为“下”人。当然，高、下、大、小也是相对的，也可以用之于虚指，甚至相互转换。鲁迅在《一件小事》里说：“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起初被视“下等”的“他”，“刹时‘高’大了”；而曾自视“高等”的“我”，却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被视“下等”的转而为“高”，自视“高等”的被榨出了“小”，在人性光芒的照耀下，品行的高下立判。


    不过，鲁迅并不只是要讽刺有些“华人”自视“高等”，瞧不起、时不时地要戏谑被他们称之为“下等”的“华人”；也不只是想讲一个“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笑话，供人开怀喷饭。鲁迅有他更深的寄予。在文章的结尾，鲁迅将文章的主旨说得很明白：要说人话。


    现在很有些人做书，格式是写给青年或者少年的信。自然，说的一定是“人话”了。但不知道是那一种“人话”？为什么不写给年龄更大的人们？年龄大了就不屑教诲么？还是青年和少年比较的纯厚，容易诓骗呢？


    本来，人说出来的话，都是人话。“英人话”、“华人话”是人话，“高等华人话”、“下等华人话”也是人话。不管是真是假，是好是坏，是赞扬还是贬损，是恭维还是讽刺，是由衷还是做作，是雅致还是下流……只要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人话。但实际上，并不是人说出的所有话都是人话，有些话即使从人嘴里冒出来，也不是人话。在乡间，如果小年轻说话太粗鄙下流、太自以为是，长辈就会教训：怎么说话的，连人话都不会说吗？从小年轻嘴里冒出来的，应该是人话；长辈却认为他说的不是人话，认为他连人话都不会说。


    人话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人话，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人说出的话都是人话。狭义的人话，立足于人的社会属性，适合特定场景、氛围、人群，真诚不虚伪、由衷不做作、雅致不下流的话，才称之为人话，才是真正的人话。鲁迅将人话用引号引起来，人话成为“人话”，所指就是广义的人话，即人说的话。“说的一定是‘人话’了”，即信里的话，都是人说的；“不知道是那一种‘人话’”，即这些人说的话，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人话，至少鲁迅“不知道是那一种‘人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引号的“人话”是对真正的人话的否定，即“有些人做书”，只会说“人话”，不会说人话。鲁迅想表达的或许是：希望“做书”的人，不要说“人话”，不要信口开河，不要“诓骗”“青年或者少年”；而要说人话，以由衷真诚的文字，给他们以真正的指引指导。


    不止鲁迅文章里那些“做书”的人只会说“人话”，不会说人话，当下许多写诗写文、出书出集的人也只会说“人话”，不会说人话。他们说的、写的，要么是日常絮语、唠叨不已，自以为好，真实不然；要么是术语堆叠、倔曲聱牙，只自己懂，或许自己都不懂。王小伟在《日常的深处•文字的祛魅》中说：“文字在当今的生活中堕落为一种纯粹传递信息的媒介，变成了一个纯工具，可以任性使用。这时候，人们开始说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这样一闹，文字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在古人眼里，并不是所有日常生活中说的话都值得一写。打印时代的人就不同了，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写，都允许写，也值得和别人分享，于是放肆码字。”还说：“现在的情况是，退化的文字大泛滥，新词儿不断，词语越来越轻率，每句话都是未完成的。语言必须幽默、俗气，甚至略带狡猾，以至于严肃的表达在网络上会被人轻视排斥，认为是装腔作势。”一句话：许多人都通过文字不停地说着“人话”，并扩而散之；至于这些“人话”究竟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去听、去读，谁也不知道。用鲁迅的话说：他们“说的一定是‘人话’了。但不知道是那一种‘人话’？”


    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文字书写，最好不要说“人话”，而要说人话。

刘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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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林

对鲁迅以何家干为笔名发表于933年3月28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人话”》的书评文章；分析透彻，解读到位的一篇。拜读。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