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芳和艳艳
文/胡艳艳
今天芳芳生日了，时间过的真快。她的《华彩序章》出了也一个多月了，想给她写个书评，几次开头，总感觉写作力度不够，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想把《艺术概论》读完了再写，无奈天热，每天读不了几页书就困了。
认识芳芳很早了，在她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相识了，只是那时岁数还小，没记住她出生时的模样。据母亲讲，芳芳一出生护士就夸奖是个漂亮的姑娘，雪白的脸蛋，胖胖乎乎，明亮的眼睛超乎寻常的大。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是在甘肃渭源保姆家，保姆爷爷带我们去气象局找妈妈吃饭。我穿了一件蓝色的大“棉猴”，芳芳也穿了一件蓝色的大“棉猴”，厚厚的大棉猴都过了膝盖，穿在身上又厚又重，走在路上像两个胖胖的小企鹅。当时，穿棉猴的孩子非常少，整个渭源可能也没几个。我那件是母亲回天津姥姥家在天津做的，后来有了妹妹，母亲又请渭源的一个上海裁缝给妹妹也做了一件。保姆爷爷给我们穿上棉猴，再给芳芳围一条驼色的大方格的网子围巾，那么大的网子，不知母亲是咋想的，围这样的围巾能暖和吗？当时芳芳刚学会走路不久，我也是，我因为生了一场大病，等病好了原先学会了说的话不会说了，也不会走路了。等于又跟着妹妹一起学说话，学走路。
我感觉我那时好傻，每次看爷爷给妹妹围围巾，我都是傻傻地在旁边想那个问题，那么大的网子围在头上能暖和吗？我站在地上抬头呆呆地看着爷爷将妹妹抱在炕上，将大方围巾斜对角对折一下，然后裹在妹妹的头上，再将妹妹从炕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又开始给我围围巾，我的那条围巾我记忆倒不那么深刻，一条枣红色的大围巾，也是母亲的围巾，这条围巾很普通，没有那么大的网眼，围在头上暖不暖和我从来没有在意过。
童年啊，朦胧的就像一个梦。我们在寒冷的冬天，到了饭点就要穿戴严实了去气象局找妈妈吃他们单位的大锅饭。饭不好吃，路途又远，对于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来说，走那段路实在是累。走不了几步就想让爷爷抱着，去的时候，可能怕去晚了赶不上饭，在我们不想走的时候，爷爷就前面抱着芳芳，后面背着艳艳。回来的时候，爷爷就不想这样前面抱着后面背着了，在我们磨蹭着实在不想走的时候，爷爷就躺下装死。这是我们最怕的，我们真怕爷爷就这样死了，我赶紧将爷爷的头抱起，想把爷爷扶起来，就怕爷爷的头一挨地就真的死了。妹妹边哭边扒爷爷的眼睛，怕爷爷的眼睛闭上了从此再不睁开。我们边哭边向爷爷保证，我们不让爷爷抱了，我们自己走。爷爷的头那么重，在我实在累得抱不动了的时候，妹妹终于扒开了爷爷的眼睛。爷爷又活了。我们破涕为笑，再不敢央求爷爷抱，我们多累也自己走回去。我至今记得爷爷那金黄色的眼睛，那里面有金色的太阳，有我们的泪水和欢笑。
芳芳三岁的时候，母亲带我们回河北老家探亲过年，从堂二里车站到马家堡老家差不多有二里多路，母亲背着行李，我和妹妹穿着蓝色棉猴，迈着小企鹅的步子，一步一摇地往家摇，那一路走的很辛苦，也很劳累，那也是我们出生后第一次踏上故乡的路。因为之前有了保姆爷爷的训练，无论我们走多累，也没有缠着让妈妈抱。我们很听话，也很懂事。
在华北大平原辽阔的土地上，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个人也没遇见，想找个帮我们的人都没有。母亲带的东西也不少，我们只能帮母亲提很少的东西。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家了，刚进门，看到一个穿黑色棉衣黑色棉裤的老奶奶正好从厕所里走不来，母亲说，叫奶奶，这是你们的奶奶。妹妹嘴很甜，张嘴就叫起了奶奶。我却诺诺着半天没有叫出来，在我心里一直把保姆奶奶当奶奶了，我心想，这就是我的亲奶奶吗？这么陌生，这么遥远。
我听不懂老家的人说话，我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我就像那认生的孩子一样，不愿与人交流。而妹妹却和谁都是见面熟，什么大爷大伯，姑姑婶婶，她都能很快就认识并且熟悉起来。
过完年，母亲要回西北工作了，想留下一个孩子在老家让奶奶照料，不用说自然是留下妹妹了，因为他们都喜欢妹妹，能说会玩好交流。我和母亲临走的前夜，母亲将妹妹抱在怀里问她，妈妈走了你会不会想妈妈？妹妹说，会。母亲又问，你怎么想？妹妹天真的说，像天上的飞机那么响。母亲又问，还怎么想？妹妹说，“呜呜呜”的响。她的话把大伙儿逗笑了。母亲接着又问，你用什么想呢？妹妹说，用耳朵想，用眼睛想，用嘴想。她还不知道用心想。我的理解，一定是妹妹把“想”想成了“响”，她所认为的想就是飞机“呜呜呜”的响，火车“哞哞哞”的响。当时，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想妈妈，听妹妹海阔天空地描述“响”，觉得很新奇。快睡觉的时候，妹妹拍着自己吃得鼓鼓的肚子说，我可以用肚子“咕咕咕”地想妈妈。
我和母亲走后，不知妹妹是怎么想妈妈的。在她想妈妈哭闹厉害的时候，哥哥就带她去井边，让她对着深井喊妈妈，井会告诉她妈妈去哪里了。
三年后的暑假，再次见到芳芳，她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了，大大的眼睛始终像含着一汪水，那里可能储存着过多的眼泪，比一般的孩子多情又深情。两条令人羡慕的大辫子，有时盘起来，有时随意地编起来。她长得又高大又强壮，和她站在一起，她像姐姐，我像妹妹。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父母就没有教给她叫“姐姐”，爸爸让她叫我艳艳，让我叫她芳芳，说我们像双胞胎，给我们穿一样的衣服。
我也真的没法给她当姐姐，她比我高大强壮，懂得比我多，会干许多活我都不会干。她会扫地，我不会扫。她会洗碗，我不会洗，我想洗，奶奶怕我把碗摔了。我们玩架大炮的游戏，她能将我扛在肩膀上举起双手架成大炮去院子里转一圈打飞机。我架上她根本站不起来。
她带我去田地里玩，我连最起码的花生、芝麻、红薯都不认识，我以为花生也像茄子辣椒那样挂在枝上。看见螳螂以为是蚂蚱，听见蚊子叫，不知道那是什么，还问她这是什么小虫子？怎么唱的那么好听。
我看懂的第一部电影《小兵张嘎》就是妹妹一遍一遍给我讲我才看懂的，我生活的甘肃渭源比河北要落后很多，我们去看一场电影要下山走很长的山路，走到电影院我也累了，看电影就是睡电影。母亲也从来没耐心给我讲电影，别看我比妹妹大两岁，我还分不清电影里的好坏人呢。每天傍晚，只要放电影，我和妹妹就早早地搬着板凳去看，就在家门口，方便的很，我不用走那么长的山路，看电影也有了精神，有了妹妹这个讲解员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我终于分清了好坏人，也看懂了故事情节。我很佩服妹妹，她还那么小，一个没上学的孩子，能把电影里的故事讲的那么好，最主要的是，她让我看懂了电影。后来，妹妹又说，哪天带我去大队部看看电视。看电视？什么是电视？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电视”。我问妹妹，电视什么样？妹妹说，电视长得就像一个木头盒子，它会说话，会唱歌，也会演电影，很神奇。我想象不出这样神奇的木头盒子来。盼着天赶紧黑了，好跟着妹妹去看电视啊。
妹妹给我介绍电视的时候，我们正在我们家后面的大沙坡上玩，我们在大沙坡上跑上去，又四脚着地蹬着砂子滑下来，一趟一趟玩得不亦乐乎。那天因为知道了电视这样一个神奇物，我高兴地躺在沙坡上往下滚，一个大翻身，一个大翻身地往下滚，越滚越快，“哐当”一个翻身，“哐当”一个翻身，太开心，太刺激了。跟妹妹一起玩怎么这么开心呢。在妹妹送回河北老家的那几年，我几乎是没有这么好的好伙伴的。
秋天的时候，妹妹跟着我们一起回甘肃渭源。入冬，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又从渭源来到了靖远，刚到靖远，人生地不熟，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去上学，当地的孩子很欺生，在路上劫着不让走。父亲有时间，父亲就送我去上学，父亲要是上班没时间就由妹妹送我去上学。我上二年级，妹妹还没上学，她和路上那些劫道的坏孩子一路打着，把我送到学校，然后再一路打着自己回到家中。那个头上长着秃疮的男孩子最坏，每次都是他领着一帮小孩子喊着我们的名字，又骂又嘲笑我们不会讲当地话，还手拉手站成一排不让我们过去。妹妹瞪起大眼睛对着他冲过去，扭打在一起，我害怕地站在旁边看着，想帮妹妹，却不知如何下手，我怕妹妹打不过他们，他们人多，我们只有两个人。其他孩子看妹妹这么厉害，也不敢动手了。扭打几个来回后，妹妹终于将“秃疮”摔倒在地，骑上去一顿很揍，打得他呼爹喊娘，求饶认错。很明显，他不是妹妹的对手。看来父亲派妹妹去送我上学是对的，妹妹从小在河北农村长大，那里人尚武，平时大家聚在一起喜欢摔跤练武，妹妹肯定耳濡目染也学了一些。妹妹不但打败了新城的那帮坏小子，也征服了气象局所有的男孩子，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摔跤都摔不过他。在孩子们眼中，芳芳就是大力王。虽然她有这么厉害的打架本领，但她却从来也不欺负人，也从来不主动打人。我和妹妹只打过一次架，我忘记我们那是为什么了，我生气地揪住了她的头发，她也揪住我的头发，我揪她一下，她就揪我一下。我抓住她的耳朵拧了一下，她就抓住我的耳朵也拧了一下。我们就这样，你揪我一把头发，我拧你一下耳朵地干起了仗。母亲看见了，急得大叫：“老胡啊，你快来啊，你的两个宝贝女儿打起来了。”父亲从外屋走进来，看着我们打架不劝也不吓唬，竟然看起了热闹，父亲像看两只小狗打架一样给我们喊着加油：“打！打！打！看谁打得过谁。”
听父亲这样说，我们瞬间就失去了打架的兴趣，几乎是同时，她的手放开了揪着我的头发，我也撒开了拧着她耳朵的手。我们被父亲的举动逗笑了。那次打架我们没分出胜负，我知道是妹妹让着我，如果真打，两个我也打不过她。妹妹虽然外表强悍，性格却温柔。至于我呢，我总以为我外表柔弱，内心强大。谁知道呢，我只是这样安慰我一下而已。芳芳已经出书了，我还在里格朗呢。艳艳要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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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1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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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2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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