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4-9-24 11:22 编辑
通俗意义上聊历史，一般都是唐宋元明清之类的说法，其实，朝代与朝代之间的连接从来就不是那么规整的。比如说，西汉和东汉之间有个新朝，法理上完全是从汉朝禅让过来的，一共存活了十六年，时间不算短；而大秦帝国还不到十五年，隋朝时间也不长，但是人们从来不关注甚至不大承认新朝，总是津津乐道于秦朝、隋朝，甚至在西方人的口径里，最看重的两个帝王就是秦始皇嬴政和隋文帝杨坚。
当然，你可以说，这两个朝代结束了漫长的分裂和动乱，然后成就了大一统的帝国，所以念叨的多。问题是三国、东晋、五代十国，南宋也都只是半壁江山，甚至一半还不到，也不影响人们对于他们的兴趣。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与历史的普及程度有关。中国人的历史启蒙多半来源于小说、评书、曲艺以及基础教材，这上面讲的多，关注的就多，比如三国，南北宋交叉之际，还有后来火热的明史；这些上面讲的少，关注的就少，比如漫长的春秋战国、南北朝，汉武帝之后的两汉，岳飞之后的南宋，包括整整一个元朝，感兴趣的就不多。显然，这不代表这些阶段就是波澜不兴，同样有不为人知的波诡云谲和刀光剑影。
南明也是，从崇祯上吊到永历被吴三桂勒死，前后二十多年，皇帝好几个，弘光、隆武、永历，还有鲁以海监国，朱常淓短期监过国，绍武也短期称过帝，大王旗在城头换了好几茬，名臣良将也不少，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钱谦益、黄道周、李定国、孙可望都是能在历史上留一笔的。明清之间、还有大顺政权、大西政权之间的角逐也是互有胜负，有起有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展开来更是波澜壮阔，荡气回肠。很多人图省事，说南明小朝廷腐朽不堪，大清入关，八旗子弟战力无边，摧枯拉朽，三两下搞定，然后又抬出历史周期律，其兴也勃，其亡也倏。这样的表述既不真实，更是不负责任。
南明有着太多的机会翻盘，但是一次次地被自己断送，南明的失败不在于清朝有多么厉害，而在于南明这边一般人颟顸昏聩，最后自毁长城，因为实际上南明多半是被汉人灭掉的。这里面有君臣的短视、自私、狭隘、固执，更有人性的隐晦、昏暗、贪婪。而当这些人一旦能左右局势，他们的这些缺点无限放大，最终无法逆转，然后终于暗淡在历史的尘埃里，陪葬的还有他们那个南明政权。
人始终是改变历史、定格历史的最关键要素，我们不能仅仅用一句“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就轻松绕开其中可能存在的变数，以规避可能出现在现在或者将来的类似情形。
顾诚先生说，南明的历史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内斗可以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未必全面，但是肯定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可以稍稍展开一下。
首先南明肯定不是一个小朝廷。
崇祯吊死，清军入关，表面上看是一个政权的兴起和另一个政权的消亡。哪有这么简单？从地域上来看，明朝是天子守国门的，北京是首都不假，也是边境。北京丢了充其量只是大门丢了而已，即便李自成在往山西那儿跑，大西军残部也占有一定的疆域，但是国土的大半面积还是在明朝手里，面积比南宋大多了，自然比清朝当时的疆域也大；从军队的数量来讲，清朝满汉八旗充其量不超过二十万人，南明当时能的军队不少于一百万，是清朝军队的好几倍；还有一个最核心的要素，就是钱。明朝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财力不济，《甲申三百年祭》讲的很清楚，就那几年不是持续的大旱就是地震，对付李自成、张献忠要钱，那边对付皇太极、多尔衮要钱。崇祯的偏执又让他坚决不动皇宫内帑里的钱，觉得那是败家，所以只能一边下罪己诏，一边继续挤轧老百姓，老百姓没活路又只能继续造反，陷入恶性循环，终至大厦坍塌。
现在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朝虽然死了皇帝，可是能当皇帝的人太多了，朱元璋的子孙到这个时候据说有百万之众，找个皇帝太容易了；明朝虽然丢了半壁江山，可是他们丢的全是老少边穷地区，剩下的全是江南富庶省份，两湖、浙江、福建、江苏、安徽都在手里，有的是钱和米。而大清朝原本就没什么家底子，茹毛饮血，打家劫舍习惯了，除了抢还真不见得有持续的财政支撑，所以人财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崇祯死后的南明不但不是一个小朝廷，而且方方面面都要好许多。
多尔衮和顺治一开始底气也不足，也不大认为他们当真就可以坐稳北京城，随时准备回盛京的，好几次东西都收拾好了，后来一看南明这拨人是真不行，就又壮着胆子没走。就这么一坚持，混了二百六十八年。说到底都是拜南明所赐。
就像下棋，面对一盘错综复杂尚未明朗的棋局，南明的棋手们错误地预判形势，怀揣偏安的幻想，笨拙地应付着局面，从一片形势大好，到疲于应付， 再到捉襟见肘，终于回天无力，葬送前程，共同写就了一曲南明悲歌。
天灾乎？人祸也。人祸乎？人性也。
既没有坚定的匡扶社稷的战略目标，又没有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国难面前，无家国情怀，无牺牲之精神，盘算于个人得失，苟活于眼前利益，内斗不止，内耗不止，哪里就能挽乾坤于倒悬？
让人扼腕的是，这些人很多并非腌臜猥琐之人，有些都是名垂青史的英雄，至今受人膜拜，而且应该受人膜拜。
一
比如史可法。
明朝灭亡的时候，南京有一套现成的行政班子，来个皇帝就能上班，这是朱棣特意留下的设置，在这个时候正可以有用武之地。当时南京的实权人物是史可法，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见面都称史阁部，谁来当皇帝，他都是内阁首府的不二人选。而且很幸运的是史可法本人是一个正人君子，为官清廉，人品高洁，拥趸甚众，威望很高， 此时主政南明，似乎是上天对于老朱家的格外开恩。
然而，史可法的第一步棋就下错了，他错在拥立谁当皇帝上。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很明确的，没有嫡长子的情况下，完全按照血统的亲疏确定继承人的顺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当时朱由检死了，法定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但是三个儿子都生死不明，他哥天启也没儿子，那么只能往上一代追溯，也就是在万历的孙子当中去找。最有说服力的朱由菘。万历当时最宠的是郑贵妃，一度想让郑贵妃的儿子福王继位，只不过东林党不干，皇帝和文臣僵持了几十年，他长期不上朝也有赌气的成分，最后才让朱常洛继位，然后传给天启和崇祯。现在崇祯没了，三个儿子也没踪影；天启也没儿子，皇位回到福王朱由崧顺理成章。史可法完全可以顺手推舟，在原有地位上再加一个定策拥立之功，应该就是南明最大的权臣了。以他的操守品性，包括军事能力，很有可能是另一翻局面。
然而史可法迟疑了，摇摆了。当钱谦益等东林大佬反对朱由崧而提出立朱常淓时，他没有坚决支持朱由崧，也不完全听钱谦益的，来了个两头不得罪，提出了一个介于朱由崧和朱常淓之间的桂王朱由榔作为人选，然后让朱常淓当天下兵马大元帅。之所以这样的选择，也可能是碍于钱谦益的面子，虽然他本人不是东林党，但是他老师是左光斗，著名的东林党人，看似公允，其实还是偏向于东林党。至于东林党的理由是立贤不立亲，听起来冠冕堂皇，根子在于他们就怕福王系上台后找他们秋后算帐，想继续遥控由他们策立的皇帝。朱由崧的爹老福王很惨的，皇帝没当上，封到了洛阳，李自成打下洛阳，看到这么个大胖子白白净净的，又看到院子里养的那些鹿，直接把福王和鹿放在一起煮了，名曰福禄羹，一人来一口。当时要是福王当上了皇帝，最多三尺白绫，也不至于让人直接吃了吧！所以东林党是真不希望朱由崧当皇帝。朱常淓贤吗？当然不！写诗填词画画可能还行，主政肯定不行，后来也监国，投降倒是很快。东林党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还是眼睁睁地看着朱由崧继位，搭进去的是史可法。因为这样一来，南明真正的策立的人变成了凤阳总督马士英，内阁首辅也变成了马士英，他还网罗了另一个阉党阮大诚把持朝廷，除了卖官鬻爵，搜刮民女、大兴土木女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军事上的作为，半年不到的时间，把个南明小朝廷弄的乌烟瘴气，一派亡国气象。史可法被边缘化，在军阀之间赔钱赔笑脸，最后主动守扬州，战死殉国。
史可法是君子，是英雄，更是忠臣，但是在政治上的确缺少深谋远虑，没有什么大局观，问题来的时候反应不够敏锐，手段也不够犀利。
人们喜欢拿史可法和洪承畴说事儿，洪承畴是很能打的，能力很强，投降了清朝，尽管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也有过坚持，但是大节是不能原谅的。有两个著名的对联：
史鉴流传真可法；洪恩未报反成仇。 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意思就是史可法青史留名，值得学习，洪承诺是贰臣，应当被人唾弃。我们的遗憾是如果史可法有洪承畴的能力，抑或是洪承畴有史可法的气节，历史都可能改写。但是历史就是没有如果。
洪承畴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投降也是走投无路，遇到朱由检的猜忌与刚愎，是很难有忠臣的，烈士倒有好几个。史可法不同，他的时代皇帝就是一个摆设，谁摆放谁就掌权，史可法错失了最重要的一个机会，他应该负主要责任。
另外一个事情也能说明问题，就是他对于农民军骨子里的不认同。南明朝廷，就是一堆军阀割据，谁有兵谁就有权。南明的军事依靠主要是江北四镇，表面上受马士英节制，一开始都给史可法面子，实质上军阀主要就是靠利益以及复杂的关系网链接的，向来如此。其中之一是高杰，李自成的得力干将，外号翻山鹞子，手下不下十万能征惯战的将士，是个狠角色。他被叛将砍死之后，儿子才八岁，高杰的夫人就希望让儿子认史可法为干爹，找个靠山——这个女人是有些见识的，眼光很独到。史可法有名声有地位，高杰也敬重史可法，史可法当时规劝史可法也是真心实意，看起来很协调。这事成了，这十万部队就是史可法的。然后，就是这个读过太多圣贤书的人，看不上农民军。工作可以做，干爹坚决不当。不当就不当呗，还给人家找了个太监当干爹，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高杰的部队大失所望，最后散的散，降的降，一支生力军拱手送人。
这支队伍有多能打？其中的李成栋几乎以一己之力搅动了半个南中国。成为明清博弈的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
清朝为了拉拢吴三桂，连公主都嫁给人家当儿媳妇，你这一个尚书，白捡一个干儿子和十万部队都不愿意，他就那么受不得哪怕是一丁点委屈吗？那能有多大的委屈？
史可法身处南明开局，也是南明最好的时候，原本生机最大，但是第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此错失。我们不忍心讲史可法有责任，但是南明此后的走势包括他本人最后的结局确实存在着变数，而实现这个变数的，史可法占据很大的主动。
二
南明第二次翻盘的机会在孙可望。
朱由崧死过以后，鲁王监国，但是地域不大，以水域为主，基本上属于小打小闹。福建隆武皇帝倒是一个有为的帝王，就是他封郑成功为国姓爷的。但是他的先天不足是距离崇祯这一支血缘太过疏远，所以拥趸不多，而且到他的时候，清朝已经有大半江山了，隆武最多只能算一个割据政权。即便这样，这些朱家的子孙想的第一个问题依然不是怎么对付清朝而是鲁王和隆武谁应该是正统，我们要听谁的——也不能完全怪这两个姓朱的，主要是两边权臣内斗，毕竟哪边当皇帝，哪边就是名正言顺的大明官员。两家摩擦不断，直至兵戎相见，一直到隆武被杀这个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同时，隆武手里没有兵，全部依仗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那支强大的水军，隆武实际上是完全受制于郑芝龙，后来想摆脱，路上遇到清军被杀，隆武殉国，可怜他随身带的一车子书籍和一身的抱负。
隆武幼年被祖父囚禁二十多年，祖父熬死之后他解禁，看到江山岌岌可危，主动带兵勤王。而这是犯了皇家的大忌，再次被囚禁。在明知犯忌的情况下，他能出手，说明在国家利益或者祖宗家业面前，他不是一个不想作为的人。几十年的圈禁带给他意外的收获是他读了太多的书，也使得他在行政上的作为明显高出太多的朱姓皇帝。
南明那帮昏君和腐儒，从心里恨农民军，所以之前的战略是联虏灭寇，引狼入室迎接清军，对农民军下死手。结果狼来了就露出吃人的秉性，农民军也特别能打，小朝廷遭遇双打，所以弘光死的快。隆武调整了决策，变成了联合农民军对付满清，这样一来，很多农民军开始呼应，抗清的形势瞬间扭转。正是这个政策的调整，才使得南明后期还能延续十几年，不至于像弘光那样短命。
南明是谁在支撑？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李赤心、高一功都是农民军出色的将领，吴三桂都杀到边境了，李定国还在打伏击。郑成功都没那么拼，因为他的部队就是他的老本，在朱家江山和自己利益面前，他不大可能那么不顾一切。
郑芝龙投降以后，郑成功就把部队带走了。隆武朝廷门户大开，近乎寡家孤人，清军追过来，隆武要么是被杀死的，要么自己绝食而死，皇后也跳崖而死。
隆武还有一个善举。当时的江浙地区，明清厮杀，最倒霉的是老百姓，清朝人见到没剃头的就杀，明朝人见到剃头的就杀，战场上今天你赢，明天他赢，老百姓头上那颗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在谁的手里。隆武调整了政策，没剃头的是臣民，剃过头的是难民，都不能杀。就这个政策，不仅仅救了很多人，更赢得了太多老百姓的民心向背。
他死的真的挺可惜。
出身很重要，朱常淓监国了，很快就投降了，鲁以海范围不大，后期的局面基本上是农民军、官军和清军相互的缠斗，投降的越多越多，南明的疆域越来越小。桂王朱由榔终于登场了。他的出身很好，他当皇帝没有争议，即便他老娘不想让儿子往火堆上烤，大臣都不让——你不当谁当。这就是永历。他也算精明，你让当是不是，我保命第一条，一听到风吹草动我就跑，所以他是个逃跑皇帝。还挺会跑的，从广西、到广东、贵州、云南，最后直到缅甸才没得跑，被吴三桂逼回了国，否则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泰国。好几次都是因为他的警觉化险为夷。他也过了几年幸福安逸的时光，他遇到了投诚的孙可望和李定国。
孙可望和李定国都是大西军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不怎么样，收义子的眼光很独到，这点比李自成强。李自成倒是信赖高杰，结果还让高杰带了绿帽子，夫人直接被拐走，还生了个儿子。就是这个儿子想认史可法为干爹人家不干。孙可望治国能人；李定国战神级别的人物，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亲王尼堪，也打破了清军貌似不可战胜的神话，带动了新一轮的抗清风潮；刘文秀忠贞无比，临死把家产都捐出来，农民出身能到这个高度很不容易的。这几个人南征北战，在云南立足，根基很稳，就是无冕之王了。他们还惦记着朱由榔，当时永历在广西，他们遥奉永历皇帝，永历也想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又是上天给老朱家的一次机会，不指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最后性命不保。
孙可望当时就是云南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李定国和刘文秀是结拜兄弟，也可以说是三驾马车在领导大西军。孙可望迎接朱由榔也希望朱由榔给他一个名分，从法理上承认他是一把手。
就是永历朝廷一句话的事情。
事情却出了岔头。
孙可望请封的是一字王，一字王是亲王，其他的是郡王，搁在平时的确可能性不大，但是现在你一帮逃难的到我这儿来，我供你吃、供你喝，还得磕头供着你当皇帝，要个一字王过分吗？不过分。那些跟着永历逃难的大臣不干了，那怎么行？异性不封王是古制，你一个流寇出身的还想当王，那我们往哪儿搁？
可是孙可望收到的消息是已经被册封为秦王了，因为当时永历发了一个空白文书给他的一些权臣，只要有需要，可以填写官名的。庆国公陈邦傅为了在永历朝的党争中获胜，有意拉拢孙可望。于是就在空白敕书直接给了他秦王的封号，还造了一个秦王的金印。消息传到孙可望那里，把他高兴坏了，放假三天，全民狂欢，自己也是三拜九叩，尽显人臣礼节。刚折腾不久，真正的册封文书下来了，给他封了一个公，李定国刘文秀封了个侯，把他给气的，你不封，老子自己封，还就是秦王！最后朱由榔以及他的逃难大臣也只能生米当熟饭了，秦王就秦王吧，结果虽然一样，但是一切都走样了，孙可望起初的那份热情和真诚几乎不复存在。
孔有德、吴三桂、耿靖忠、尚可喜都封了王。洪承畴在清朝做到了内阁大学士，孙可望最后剩下几百人投降清朝的时候都封了王，怎么在南明时代以一个真正国主的资本就封不了一个异姓王？怎么就为一个封号，前后拉锯了好几个月？其反对程度不亚于死谏。为江山社稷吗？看起来是，实际上见不得一个流寇在他们这些进士出身的人面前得瑟，他们饭都吃不饱，却还惦记着虚无缥缈的奶酪。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冠冕堂皇，里面包夹的全是人性恶。
永历过来了，孙可望不冷不热，待着吧！好在永历也不是什么雄主，有个安稳日子就行了，顾不得许多了。
孙可望现在是法定的秦王，占据着云贵大面积的疆域，云南治理的也很好，兵强马壮，一派恢复气象。
不管孙可望有多少私心，但是事实上的结果是他能把永历接过来，而且还把云南治理的很好，让南明延续了十几年国祚，让当地的老百姓过了十几年安生日子。他的能力在那儿，成绩也在那儿，功劳应该要承认。
结果呢？
结果还是他的私心导致了自己的被动以及最终的失败。
他也想弄个皇帝当当。最大的障碍就是李定国，李定国太能打，功劳太大，威望太高，而且李定国是真心向着明朝的江山，对永历皇帝谦恭至极，有李定国在，孙可望是当不了皇帝的，于是，孙可望对李定国起了杀心，几次动手没有得逞，李定国只能以征讨四川的名义出走。
其实南明还有一次非常好的翻盘机会，就是多路抗清部队联合行动，战略是孙可望定的，很好的一个战略，也几乎付诸行动了。可是大部队前面走了，他在家准备对付毫无缚鸡之力的永历，李定国只能把部队带回来再把永历接走，一场相当出彩的战略谋划胎死腹中。
没有了李定国的孙可望到了了战场是不行的，南明后期的战斗几乎都是和李定国捆绑在一起的，也只有李定国能打几场漂亮的战役。
在洪承畴、吴三桂这些老枪面前，孙可望不是对手，一个好好的政权最后折腾成了几百兵士，他最后投降了清朝。封了一个王，丢了一条命。永历一路狂奔，接着逃到了缅北。那时候缅甸还是明朝的附属国，名义上，明朝的皇帝就是他们的皇帝。
只剩下李定国了。李定国打仗是好手，政治上又不够老辣。他倒是忠心，可他的忠心完全体现在对于南明小朝廷的那一帮人的上，反倒疏远了自己原有的班底兄弟，他宁愿相信一个南明的太监，而猜忌自己的战友刘文秀。而长期处于困顿之中，看不到希望，性格也变得暴躁，杀心也重了起来，虽然他特别能打，但是队伍依然是越打越少，不得已退到暹罗，也就是泰国，并病死在泰国，临死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接棒抗清的大业。他的儿子最后也投降了清朝。
可怜永历皇帝到了缅北，事实上被软禁，时间一长，手下人员被不断驱离，也不再讲究说明君臣礼节，与市井流氓无二。大臣请歌姬，开赌场，不亦乐乎。皇帝眼疾，痛的要命，外面赌场热闹非凡，永历说，就不论我这个病，就是老娘去世了，也要消停一下吧！大臣门口头应允，换了一个地方继续赌博。输钱了，就找皇帝要，皇帝也没钱了，气得拿出金印，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能换几个钱？
永历也不是任何想法没有，病急乱求医，他想到了罗马教皇，当时基督教在中国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徐光启就是基督徒。这份求救信让一个传教士带到了梵蒂冈，结果当然是没结果，为此，皇太后也正式皈依了基督教。
不能怪朱由榔，他当皇帝的时候，已经由不得自己了。能怪谁呢？孙可望？他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做到那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怪李定国？当然不可能，翻篇中国历史，由几个如他那般能打而且忠贞的人？
怪吴三桂？吴三桂勒死永历是太过暴力，可是只要是输了，就得死，只不过死的形式不同而已。吴三桂用弓弦勒是残忍，可是在死刑当中，这算轻的，因为留了全尸。
洪承畴劝吴三桂不要杀永历，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讲，弑君的心里负担太重了。永历“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面对吴三桂，吴三桂大汗淋漓，不敢抬头看他。那一刻起，吴三桂也知道自己这辈子是扳不过来了。多年后，当他造反时举的竟然是为明朝复仇的大旗，本身就是一个黑色笑话，也注定他不会成功。
跟随永历逃往缅北的人不少人留了下来，并且开支散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全华人血统的民族，永历朝的随从之一杨高学成了世袭的土司，一直延续到近代，而地名也变成了现在的果敢。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什么天皇贵胄?
问题是即便有又能怎样？朱由榔不是天皇贵胄吗？朱由崧呢？
孙可望会不会后悔？
三
和史可法、孙可望相比，郑成功可能是最理性，也是政治军事上最为突出的一个人。
郑成功是标准的官二代、富二代。
他爹郑芝龙是海盗也好，海上枭雄也罢，反正在海上，当时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仅仅在大陆上，水师无人能敌，放眼当时的全世界，至少东南亚吧，应该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拥有的是一支超级舰队。
所以，他收复台湾只是一个他愿不愿意的事情，结果，他愿意收复台湾，于是便收复了，虽然也有些周折，赢的轻松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起初，他当然不愿意到台湾去，内地有长江黄河的，干嘛要去台湾？
他要的是一块抗清根据地，内地已经打完了，没地方了。
一开始不是这样，主要责任不在于他，在于他爹。
郑芝龙在福建沿海这边叱咤风云，这是他的地盘。隆武说白了就是郑芝龙在路上捡的一个皇帝，因为他的血缘太远了，他和崇祯之间早已超过了五服，几乎就是一个素人。他现在登基，郑芝龙自然是最重要的一股力量，隆武得依靠郑芝龙，所以郑芝龙在小朝廷里达到了权力的巅峰。权臣的通病发作了，他想牢牢地控制隆武。隆武是一个志在光复的人，自然不甘做傀儡，想着去广东，然后连接两湖，把南明的力量整合起来。这个想法是有可能的，也是对的，但是郑芝龙不干，始终阻挠，好在隆武还是挣脱出来了，不过死在半道，壮志未酬。
郑芝龙是一个生意人，即便在隆武朝的时候，他和多尔衮也是眉来眼去。他的算盘很响，我面子上承认你清朝就是，但是我得封王，我得在广东福建当土皇帝，我得找你要军费养我得这些兵。多尔衮虚为委蛇，还是将郑芝龙匡到北京，继续诱导郑成功投降，郑成功一投降，南明水军就几乎没有了。
父子俩不断写信，老子是劝儿子投降，儿子是劝老子不能投降，一投降，老子手里就没砝码了。所以不管清朝怎么开价，郑成功就是不投降，清朝也不再抱有幻想，双方撕破脸，郑芝龙被杀，郑成功铁着心抗金。
郑成功是不大可能投降的，除了他性格刚猛之外，有几个坎他是过不去的，史可法是他的老师，死在清朝人手里，他的母亲也在死在清朝人手里，而且受了侮辱，父亲被诱骗进京，结局是明显不过的。这点双方都知道，不排除双方都在以谈判的方式给自己争取时间。
不过这也不能绝对，明清双方局势最后没有定论应该是郑成功不下决心的根本原因。郑成功是一个具有深远眼光的人，他手里的水师是他的资本，他不至于像他父亲那样轻易就范，他也在观望，也在等。隆武主政的时候，他还没有独当一面，掌权的是他爹。隆武死后，鲁监国是大家认可的君主，他不理这茬，放在自己队伍里，当个摆设而已。他不认鲁以海的账，遥奉永历皇帝，但是行动也不积极。李定国曾经策划了一次可能是最具眼光的东西夹击会师收复广东的构想，就是指望着和郑成功回合。郑成功面子上同意了，实际行动极为迟缓，而且也罕见地不亲自指挥，结果构想变成了幻想。
郑成功为什么不大赞同这个明显优势的构想，更多的认认为，他想的太远了，因为一旦成功会师，整个南明朝廷会焕然一新，全国抗清形式会变成大好，而在南明朝廷的功绩还有影响力来讲，他是逊于李定国的，他的部队，其实更是他的私人武装就会被官化，南明不一定会赢，他肯定会输。这种说法并非诬陷揣测，他自己就说过，他想当“纵横而所之”的“凤凰”，而不是“槛阱之中”的“虎豹”。在对于朱家子孙方面也很明显，他很冷静地看待着朱家的皇帝，客客气气而已，部队给我倒是可以，让我全部听你的，不大现实。鲁王他不承认，鲁王的水兵他还是要的，好在张煌言也是老谋深算，我的兵不是你家的，咱们都是永历皇帝的，奉行的是合作的态度。
这算不算自私？好像算，但是，真要把自家老底都搭上了冒险到底值不值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个考验。
当他有太多胜算的时候，他还是出手了。领着自家的十几万部队打到了南京，围起来了，胜利几乎唾手可得，对方也发出了投降的承诺。那就等投降吧！按说，这是明显的缓兵之计，太小儿科了。郑成功是不是真信不清楚，有可能信，也有可能不信，但是认为我这十几万人围着，你就是假投降又能怎样？骄傲是肯定的，否则这次也不会带家眷打仗。就这种不攻不战的态势延续了好几天，他在巡视的时候发现了士兵竟然在江边打鱼，结果，还真让人里应外合，打了一个败仗，虽然没伤元气，到底还是有些可惜。
郑成功可能没有对朱家的愚忠，所以不会孤注一掷，也保全了他的这支部队，并且后来成功地收复台湾，成功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且，他对于台湾的开发是开拓性的，原本一个蛮荒之地让他经营的有声有色，很多经济作物的价值被发掘，被放大，不但解决了部队的供给，还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严格意义上说，台湾的文明史是从郑成功的开始的，这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台湾四百年。他不但善宇治兵，更善于治邦乃至治国，这是一个彪炳青史的人物。但是就事论事而言，好的战机转瞬即逝，随时可能因此而丧失战机。会师广东，决战长江都是机会，你不能说他绝对就是错误，但是如果换一种做法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
郑成功自己也颇多的悲剧色彩，我没有提及他的治家。他母亲是个日本人，最后不堪受辱切腹**。儿子郑经和他的姨太太有私，还生了个儿子，气得他要直接处死他的发妻和儿子。这俩人没杀掉，自己先死了，死的时候不过三十九岁。
也许真是活活气死的。
尾声
南明还有很多悲剧人物，说他们是悲剧是因为他们生在那个时代，是时代放大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如果不是在乱世，史可法可能轻摇羽扇，吟诗填词；孙可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郑成功则更是灯红酒绿，斗鸡走狗。
还有张煌言，何腾蛟、瞿式鈻，丁魁楚等等，天知道会是一个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经常批评历史上这个没骨气，那个没志气，这个昏庸无能，那个贪婪成性。其实，这些是他们可以设置的路线图吗？是他们自愿的选择吗？
我们生活在承平的年代，又是后人，天生有一直优越感，论及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不免居高临下，事后诸葛亮。我们唯独忽略了，如果我们在那个年代，也许我们更垃圾，更烂。更大的可能是某天出门一不小心被某个乱兵砍死了，扑腾一下就无声无息了。哪轮到我们指手画脚？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所有的活着都是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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