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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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

    1933年，鲁迅的杂感创作尤如井喷，这些“井喷”的文字多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


    杂文，重在针砭时弊，品评时事，多暴时政之“短”，有深刻的批判性，历来为当局所不喜，常对其百般打压。鲁迅作为杂文大家，写常人之不敢写，言常人之不能言，批判、揭露一针见血、直触底里、毫不留情，更是民国当局封锁的重点。杂文针对的多是“时弊”“时事”，有一定的时效性，结合“时弊”“时事”警醒世人，是杂文的重要特点。鲁迅能够写、愿意写、喜欢写、敢于写杂文，而且写得很精彩，常透过“时弊”“时事”揭示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民国当局“肉体消灭”的“自由”真相、世俗风情里的愚昧顽蛮等，是民国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但，再精彩的文字，再靓丽的风景，也要有展示的地方，若不能及时发布，“热点”冷却之后，看之者少，受教者自然不能众。若根本不能发布，存之私屉，藏之名山，只为学术研究提供素材，便会失去了杂文存在的根本意义。


    1932年底，黎烈文入主《申报•自由谈》栏目，鲁迅“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鲁迅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契机，从1933年1月起，开始向《自由谈》投稿，“平均每月八 九篇”。
  
    鲁迅的文笔也好，鲁迅文章的立意也好，在当时都属一流，自然深得黎烈文的喜爱，只要有稿，就照登不误。鲁迅知道自己的文章早被民国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即使有黎烈文的青睐信任，依然经常更换文章署名，仅在1933年的《申报•自由谈》栏目，就先后用过何家干、家干、干、丁萌、游光、丰之余、苇索、旅隼、孺牛、越客、桃椎、虞明、洛文、荀继、尤刚、符灵、余铭、元艮、子明、罗怃、白在宣、敬一尊等笔名。若署真名“周树人”或署人们常知的笔名“鲁迅”，《自由谈》上隔几天便可见到鲁迅的文章，1933年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差不多成了鲁迅的“专栏”。


    1933年5月，事情有了变化，鲁迅的文章“到了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以鲁迅之敏锐，自然能发现其中的端倪与猫腻：“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至于“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鲁迅虽言“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但其实是知道的：“报馆总编辑”黎烈文对他的文章照登不误，怎么可能舍弃呢？禁止的肯定是“官方检查员”了。


    对此，《申报》也很无奈，《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也很无奈。1933年5月25日，《申报》在多方面的压力下：


    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
    编辑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麓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


    虽未改版，但要求“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改变文风却是事实。“海内文豪”自然也包括鲁迅。若要继续“论长议短，妄谈大事”，虽将其文章“塞之字麓既有所不忍”，但肯定是“不能”“布之报端”的了。“启事”里面对当局高压的无可奈何，字里行间隐然的春秋笔法，令人耳目为开。民国报人、文人的风骨也好，笔法也好，确有值得赞叹、深思之处。


    鲁迅不愿放过文章刊载于《申报》的机会，继续为《自由谈》副刊写稿。内容依然针对“时弊”“时事”，文笔依然犀利甚至尖刻。只不过，鲁迅更谨慎了。从1933年6月至年底，鲁迅更加频繁地变更文章署名，前面提及的游光、丰之余、苇索、旅隼、孺牛、越客、桃椎、虞明、洛文、荀继、尤刚、符灵、余铭、元艮、子明、罗怃、白在宣、敬一尊等笔名，都是鲁迅在《申报》“编辑室”发布“启事”后所用。


    1933年7月，鲁迅将1933年1至5月所作杂文43篇编辑成书；1934年3月，鲁迅将1933年6至11月所作杂文64篇编辑成书。这107年篇杂文，除少数几篇未能发表外，几乎全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栏目。鲁迅以5月为节点，将前者命名为《伪自由书》，后者命名为《准风月谈》。


    显然，这两个书名都与1933年的《申报》副刊《自由谈》相关。


    面对《申报》副刊《自由谈》，作者创作（谈）时或有自由，发表却还得过“报馆总编辑”“官方检查员”两关。民间的“报馆总编辑”或许暗中支持，但终究拗不过“官方检查员”。所以，《申报》的《自由谈》，不是“真”自由，而是明明白白的“伪”自由。如果写文章都没有自由，都被规定范围，不许“发牢骚”，不许“论长议短”，不许“妄谈大事”，那么，民国政府标榜的自由，也不是“真”自由，而是彻彻底底的“伪”自由。鲁迅一语多关，用《伪自由书》这一书名，揭穿了民国政府自由的假面具。


    既然自由不“真”而“伪”，再谈自由何益？既然《申报》发布了“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的“启事”，那就“谈风月”吧！风月，是清风明月、风清月白的简称，本泛指美好的景色，后引申为声色之所、情色之事等。“准”，或可两释，一是准许，准许谈风月。既然标榜言论自由，不准许“发牢骚”“论长议短”“妄谈大事”，总得网开一面，准许其他的吧。而“风月”最好，既人人好之，又不关涉“大事”，花花草草，莺莺燕燕，哥哥妹妹，“准”许你谈个够。表面上看是《申报》无可奈何的“准”，其实是民国政府钳制辖制之下的“准”。二是约略、勉强相当，所谈约略、勉强相当于风月。这应该是鲁迅的自谓，你虽准许我谈风月，但我并不想、不愿谈真正的风月，我所谈者，只约略、勉强相当于风月。


    表面看，说的是《申报》之《自由谈》副刊栏目名和1933年5月25日的“启事”，其实却暗含对《申报》倡导“自由谈”的支持，对《申报》“启事”里春秋笔法的认同，对民国政府“伪”自由的谴责和对“准”谈风月的嘲讽。鲁迅的确是大家，信手拈来便成书名。结合1933年《申报》《自由谈》副刊之“本事”，细细品味《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两个书名，越品越佩服鲁迅之“高大上”，越品越觉其文字平淡处皆隐风雷。


    附带说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2020.10重印）的《鲁迅全集》第五卷，《伪自由书》之《王道诗话》一文下有按语：


    本篇和下面的《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以及《南腔北调集》中的《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做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黄乔生《鲁迅年谱》“1933年3月5日”条有以下内容：


    约从本日开始，到10月25日，瞿秋白在鲁迅家作客或住在鲁迅家附近，经常与鲁迅谈论时事，将感想写成12篇短文，即《王道诗话》、《苦闷的答复》（后由鲁迅改题为《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人才难得》（后由鲁迅改题为《大观园的人才》）、《关于女人》、《真假董吉诃德》（后由鲁迅改题为《真假堂吉诃德》）和《中国文与中国人》。这些文章包含有鲁迅的一些观点，经鲁迅修改，请人抄写，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为了便于保存和流传，鲁迅将其编入自己的文集。前9篇载《自由谈》，署名何家干，收入《伪自由书》；《关于女人》和《真假董吉诃德》，载《申报月刊》，署名洛文，收入《南腔北调集》；《中国文与中国人》载《自由谈》，收入《准风月谈》。原稿无写作时间，发表时所附日期可能是另加上的。


    也就是说，《伪自由书》里有9篇文章、《准风月谈》里有1篇文章的作者是瞿秋白，即使这些文章“包含有鲁迅的一些观点”，至多只能算是瞿秋白与鲁迅的共同创作。想来，《瞿秋白文集》应该收有以上诸篇。

刘彦林

感谢您对“书话评论”一直以来的支持。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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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林 发表于 2024-11-1 09:34
感谢您对“书话评论”一直以来的支持。问好。

闲暇无事，一直在读二周作品。偶有所得，便瞎写写，虽不成样子，但也算一种记录。

草舍煮字

几年前出版界兴起一种不大不小的“民国那些大家们”热。有人得出结论，鲁迅时代的文人言论最自由。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少数清醒者质疑，那个时代三民主义实现了吗？那些大家们起了多少积极作用？

刘彦林

这次是关于《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的话题。先生读书，让人由衷敬佩。学习。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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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舍煮字 发表于 2024-11-4 09:09
几年前出版界兴起一种不大不小的“民国那些大家们”热。有人得出结论，鲁迅时代的文人言论最自由。言外之意 ...

感觉所谓自由，历来都是相对的，也是有边界的。

rsjby

刘彦林 发表于 2024-11-4 10:30
这次是关于《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的话题。先生读书，让人由衷敬佩。学习。送上祝福。

谢谢版主。感觉差不多都是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