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与王述

rsjby

    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北方陷入“五胡”乱局。南渡的王、谢、袁、萧等与江南本土的朱、张、顾、陆等世家大族，拥戴司马睿称帝，重续晋祚，史称东晋。东晋虽自居正朔，也曾屡次北伐，欲重统中原，但终属偏安，难成大事。政治上的弱势，并不影响礼仪衣冠、人文风采等方面的优势。东晋时期，江南人才济济，名士辈出，风流文采前续汉魏，后启唐宋，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群星闪烁时。书圣王羲之便是“群星”之一。

    今天，稍有点传统文化底蕴的人，都知道王羲之。他的《兰亭集序》被历代书家公认为 “天下第一行书”，是行书的巅峰，举世无双。书法好，文章也好，《兰亭集序》一文被金圣叹赞颂不已：“此文一意反复生死之事甚疾，现前好景可念，更不许顺口说有妙理妙语，真古今第一情种也。”还被收入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除此之外，还有成语“东床快婿”“入木三分”，还有传说“书成换鹅”“竹扇题字”，与王羲之及其书法相关。唐太宗在为《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所写的史论“制曰”中对王羲之的书法评价很高：“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总之，王羲之是中华文化史、书法史上“神”一般的存在，其人与其作品神采风逸，潇洒出尘，高绝超迈，令人羡慕神往，常兴“高山仰止”“山高水长”之叹。

    但人总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不可能尽善尽美，王羲之亦然。即使经过历史的选择性记载，时间的刻意汰洗，终有蛛丝马迹透过昏黄的纸页，让我们见识王羲之主体性情之外的另一面。

    《世说新语•仇隙》第五则：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车向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王右军即王羲之，蓝田即王述。王羲之为琅琊王氏，王述为晋阳王氏，虽籍贯有异，但都属南渡豪族，且同是“王”姓，上溯几百年，或许便是一家。彼此协助，相互体谅，应是相处大义。只是，王羲之先“尤不平”于王述之“论誉转重”；再在王述“丁艰”“山阴治丧”、自己“代为郡”守时，多次说要去王述家吊唁，却只说不动，屡屡爽言；甚至走到王述家门前，主人已下跪哭泣答礼，却不进丧家而转身离去，“陵辱”王述。嫉妒在先，斤斤于名，哪有名士风流；多次妄言，言而不信，言而不至，失信于同门同僚，岂不荒诞？凌辱丧家，既不尊生者，更不尊死者，何止是荒诞，简直是愚顽。

    俗语有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王羲之的报应很快就来了：王述“丁艰”结束，很快便官升一级：“临扬州”。会稽为扬州属郡，曾经“陵辱”王述的王羲之，亦知在王述手下难吃好果子，便想摆脱王述辖制，“求分会稽为越州”。东晋皇室虽暗弱，军国大事多由豪族把持，但王羲之只是豪族并不重要的成员之一，虽有名士高名，亦不能左右朝政，高高在上的皇室哪能随其所欲。于是，分州不成，王羲之“大为时贤所笑”，大丢其脸。

    事情还未结束。王述虽也是名士，但在处理王羲之“陵辱”自己一事时，也体现出他的另一面：睚眦必报。王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令”王羲之“自为其宜”。面对上司的压迫，面对自己治下的“诸不法”，王羲之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伸，也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伸，只能“称病去郡”，退出体制。在“求分会稽为越州”不成，自取其辱后，再次受辱。一辱再辱，被羞辱的情绪郁积，伤及身心，终于“以愤慨致终”。

    在《世说新语•仇隙》第五则里，王羲之妒嫉、凌辱王述，特别是在王述“丁艰”时的异常表现的确难以理喻，王述的反击可归于正当防卫的范畴。但不论是王羲之，还是王述，都体现出他们的另一面：从名士沦为常人，操守甚至还低于常人。王羲之与王述的你来我往，将他们人性中的妒嫉、荒诞、愚顽、睚眦必报、积怨不消等等负面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其怨念嗔痴，伯仲难分。

    对王羲之与王述间的“仇隙”，《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亦有记载：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

    显然，这是另一种表述。

    先看王羲之。王羲之对于与自己“齐名”的王述，并无妒嫉，只是“甚轻之”。王羲之看不起王述，既可能是以为琅琊王氏高于晋阳王氏，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文采风流特别是书法才艺远高于王述。文人相轻，自古亦然。王羲之“轻”王述，情有可愿。王述“母丧”去职，王羲之代其打理郡务，虽只有“一吊”，并未“重诣”，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失礼行为，反可视为名士行径。后不愿居王述之下，“求分会稽为越州”，虽未成功，“大为时贤所笑”，却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再看王述。虽未谈及是否“轻”王羲之，但从二人“情好不协”的情状可以看出，应该是上心了。后因母丧时王羲之“止一吊”而不再往，便积怨于心，“深以为恨”。前有“情好不协”，后有“深以为恨”。既不协，亦恨之，所以要报复：一是升任扬州刺史行前，“周行郡界”，却偏偏“不过”王羲之；二是任职后，“检察”王羲之主政的会稽郡，“辩其刑政”，鸡蛋里挑骨头，使主事者疲于应付，逼迫王羲之作深以为耻，只好惹不起躲得起，“称病去郡”。

    在《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里，王羲之除看不起王述外，似乎并无其他不恰。而王述深恨王羲之在先，离郡不理王羲之、任内挑剔王羲之在后，仿佛一付小人得志的模样，很失风雅，流于下作。

    《世说新语》与《晋书》的不同记载，令人迷惑。谁是谁非，难以判定。

    按常理，《世说新语》的记载应该比《晋书》的记载更准确，更接近真相。因为《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生于403年、逝于444年，王羲之生于303年、逝于361年，二人生活的时代相去不远，只近百年的差距。而《晋书》的作者房玄龄（生于579年、逝于648年）等则生于唐初，与东晋中间隔着南朝之宋、齐、梁、陈和隋朝，相去甚远，差不多三百年。越近越真：因为或许还有知情者在，怕被人揭穿，不敢妄作虚言。越远越玄：反正时代久远，即使与真实相去甚远，也无人知道。

    但《世说新语》终究不是历史书，只是笔记小说，刘义庆所言，或许是真实的历史，但更有可能是创作演义的故事，真不能当真。特别是将王羲之之死归于其与王述的龃龉，颇值得怀疑。而《晋书》是真正的历史书，房玄龄等人肯定下过一番去伪存真、去传说存历史的功夫，或许更真实。虽然房玄龄等人有可能因为唐太宗欣赏王羲之及其作品而为尊者讳，但让王羲之既有“文人相轻”陋习，又不失名士风流，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更符合王羲之应该有的人设。

草舍煮字

文人笔记一般可以随心所欲，但若与所记之人没有利害关系，虚瞒的可能性较小。
而史作者的立场很重要，何况“房玄龄等人有可能因为唐太宗欣赏王羲之及其作品而为尊者讳”，这是立场加利害了。
《新唐书》、《资治通鉴》中演绎武则天掐死女儿嫁祸王皇后，则纯粹是宋人的立场了。

刘彦林

《王羲之与王述》是关于书法家王羲之和名士王述之间关系的话题；以《世说新语》《晋书》中的事例作为依据，进行客观的评述；读来受益的文章。欣赏。祝福！

刘彦林

感谢您的支持发帖。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