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宿、憧憬、反抗 —— 从《桃花源诗并记》看陶渊明理想追求

言泊远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他寄托理想的《桃花源诗并记》，发展了他的田园诗，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

  《桃花源诗并记》是他晚年的作品，写成于晋宋易代时期。诗人经过官场和田园生活，从追求“大济于苍生”到追求“独善其身”，继而发展到追求淳朴安乐的桃花源，《桃花源诗并记》是诗人一生理想追求的结晶。就《桃花源诗并记》来研究陶渊明的理想追求，对研究陶渊明其人有重要作用。

   一、桃源理想是作者追求的归宿

   封建士大夫，一般都遵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信条处事。陶渊明也是如此。他出身于没落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以军功封长沙郡公，晋大司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家庭的条件，使他自幼受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心中充满了建功立业的幻想：“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陶渊明的壮志在《命子》诗里，通过颂扬陶侃，具体表达出来：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可见，辅佐君王，匡正天下，“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这就是他的壮志和理想。

   陶渊明怀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出仕，他为实践自己的理想积极进取。最能显示这种心情的是元兴三年（公无四0四年）写的《荣木》一诗之四：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作者驾轻车，鞭快马，为平定桓玄叛乱而奔走驱驰，足以表现诗人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情。

   陶渊明“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一个封建士大夫，尤其处在东晋那个萎靡不振的时代，能想到济苍生，应是难能可贵的。然而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无法实现。东晋王朝在南渡士族和吴姓士族的卵翼下，于激烈的民族矛盾中，依靠偏安江左苟延残喘。所以他是士族政治走向高潮的产物，具备了士族政权的一切腐朽性。大士族利用手中把持的“九品中正制”，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通考》第二十八卷引裴子野语），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中国政治史》）的局面。陶渊明虽出身于元勋贵族，但他八岁丧父，“弱冠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家境已经衰落。这使他同掌握实权专重门第的巨族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成为他仕途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他虽有进取心，反反复复三次出仕，十三年宦海漂流，但只能做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而且还“求之靡途”。“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联句》），他要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社会实现“大济于苍生”的理想，根本不可能。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认清了官场的黑暗。他痛恨“世俗久相欺”（《饮酒》之十二）的争权夺势，尔虞我诈；憎恶“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坦自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感士不遇赋》）的罗织罪名，妒贤害能。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黑暗时代，正直之士倍受排挤，无立足之地；那些“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惔传》）的行尸走肉，却凭籍门第而居高位；无耻之徒也扶摇直上，封官晋爵。这样的现实与他那“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书》）的刚强性格是不相容的，因此，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愤然辞官归隐。

   “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了，作者追求“独善其身”，把理想寄托在田园，洁身自好。他追求长沮、桀溺之类的隐士：“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他要脱离尘俗 ，洁净自身：“息交游闲业，坐起弄书琴”，“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在《归去来兮辞》中说：”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这全然是一个脱离官场樊笼的贤者，追求“独善其身”的达人。陶渊明用归隐反抗官场黑暗，把自己洁身自好的理想寄托在美好的田园，以此反抗官场的丑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追求“穷则独善其身”，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说：“人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改变而改变。”（《共产党宣言》众民出版社1970年版）。陶渊明退隐田园，仅凭中小地主的经济条件于乱世之中，他一方面可以保持封建士大夫的清高；另一方面生活又使他不得不过问农事。因此，陶渊明重视农业劳动，主张人人劳动：“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入政始食”（《劝农》之二）。他参加劳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表明，他对劳动的艰辛，有了更深切的体验：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在劳动中与农民有了共同的语言：“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并且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之二）。耕田灌园之外，作者还织过蓆，打过草鞋，卖过蔬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颜延之《陶征士诔》）。从事农业劳动，他广泛接触了下层社会生活，头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是陶渊明突破儒家鄙视劳动人民和劳动的观念，接近劳动人民迈出了有进步意义的一步。这一步确定了陶渊明固贫守道，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能成为现实。同时这也是他幻想人人劳动的桃源生活的实践基础。
   应该看到，陶渊明躬耕劳动，本质上不同于农民的劳动，而且对劳动的认识和劳动强度的感受，是随着他的生活条件而变化。这个条件就是天灾人祸，使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他四十四岁的夏天，家里遭了一场大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大火烧尽了园林房舍，他不得不到船上居住。此后，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因而他的家庭越来越贫穷：“倾壶绝余粒，闚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咏贫士》之二）。“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到这时，饥寒饱暖，是他生活中需要注意的重大课题了。
   “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之八）。劳动不免于挨饿受冻，使他对黑暗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决心：“竞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之十六）。“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感士不遇赋》）。所以晋末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宋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在他“僵卧瘠馁有日矣”的情况下去看他，“馈以粱肉，挥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这足以见出他“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之二）的节操。
   躬耕劳动还要乞食充饥，退隐时的“方宅十几亩，草屋**间”（《归园田居》之一）的生活越来越难维持，他不能不考虑如何解决饥寒问题。至此，幻想在农村“独善其身”的理相破灭。于是他想到了桃花源。可见，桃源理想是陶渊明一生理想追求的归宿。
   二、桃源理想是作者和农民的憧憬
   陶渊明追求桃源理想，桃源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从《桃花源诗并记》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人人劳动，自给自足，人人平等，安定淳朴的乐园。这个理想的乐园，实际上是隐士和农民的“乌托邦”，表现了作者和农民对理想生活的憧憬。首先，桃源理想是作者的憧憬桃源社会是隐士的理想社会，那里生活着一群逃避社会的隐士：“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桃源人与“四皓”，和诗人一样，都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的遁世者。
   桃源生活恬静，风物优美，是陶渊明一类隐士洁身自好的乐园。桃源之源是“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林；桃源之内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村庄。桃林、桑竹、良田、房屋构成了桃源的恬美静穆。作者归隐田园追求“方宅十几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的洁身之地，桃源正是作者追求的理想境界。
   桃花源超凡脱俗，一尘不染，是作者追求的“绝境”。这里和世俗无路相通：“往迹浸复湮，来迳遂芜废”，所以桃源里的人就成了俗世的局外人：“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因此桃源社会“隐五百”年而不受汉和魏晋的滋扰，是真正的“绝境”。陶渊明憎恶官场的黑暗，退隐田园，力图寻求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但农村也在尘世上，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他只能心造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境界。而他描绘的桃花源，才是一个理想的至纯至洁的隐士天地，寄托了他那与尘世格格不入的思想。
   桃花源与世相隔，过的是隐士的快乐生活：“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里没有官场的尔虞我诈，设计陷害，没有“密纲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黑暗，“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当然用不着计谋和智慧。桃源里人与人的关系是隐士追求的真正的“仁爱”之乐。。诗人在《和郭主簿》之一里写道：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这种理想的生活，和桃源人的生活，二者是一种基调，隐士们共同的情趣。
   其次，桃源理想又是农民的憧憬
   幽僻的桃花源里，生活着千千万万个避开尘世的隐士。整个社会的人都是隐士，那么这些人又都不是隐士，是过着隐士生活的农民。
   桃源人是古代农民的后裔。诗人在《桃花源记》里写道：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他们是五百年前古代农民的子孙，习俗是古代的：“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他们淳朴好客：“见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以鸡酒待客，是淳朴、厚道的农民待客礼节和风俗。桃源人都用酒食邀请渔人，可见桃源人没有世俗人的虚伪做作，是一群保持了古老淳朴风俗的农民。
   桃花源是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农村：“鸡犬相闻”，“鸡犬互鸣吠”，衬之以良田美池，桑竹余荫，菽稷时艺，春蚕长丝，往来种作的素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农村耕作图。尤其是鸡鸣犬吠的描写，不但画出了农村的典型特征，而且以动衬静，把桃源里和平、宁静的生活用动物的自然情态烘托出来了。用鸡犬点缀农村景象，是文学史上传统的手法。诗人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就曾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有了鸡犬之声，桃花源就是富于生活气息的农村了。
   桃花源是农民们向往的、建立在原始共耕制基础上的农村。“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男耕女织，共同劳动，桃源人有了幸福生活的基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没有君臣，没有剥削，这是桃源人幸福生活的关键。正因为桃源里没有剥削，人人劳动，桃源才成了“童稚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的农民乐园。两晋之际，鲍敬言反对门阀士族的统治，提出公平合理的社会。他的“无君论”认为，“曩古之世，无君无臣”，农民过着“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生活。鲍敬言理想的生活，和桃源生活是同一的类型：农民们憧憬的人人平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安足乐业的原始共耕制生活。
   桃源理想是社会的产物。晋末，政治腐败。大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封山锢泽，残酷地剥削农民；统治者为满足纵欲的糜烂生活，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压迫人民。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火并争雄。淝水战后，先后有王恭的叛乱、桓玄的篡立、刘裕的讨逆、奠基刘宋王朝的武略。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晋室的江南一隅，沸沸扬扬，象开锅一样。“百姓涂炭……所在凋敝。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和以来，十去其三”（《晋书·刘波传》）。下民受宰割，遭涂炭，而强食中之弱肉，处于中小地主阶级地位的陶渊明，也是“长抱饥”而“无被眠”，这样的生活，洁身自好当然只能是空想。“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有会而作》）的生活，他只能到精神世界去寻求解脱。没落贵族的阶级地位，传统的儒家教育，老庄玄学和鲍敬言的“无君论”的影响，使他把原始共耕制的生活和现实生活的感受相整合，形成桃源理想。桃源理想实际上就是作者代表的阶层对理想生活的憧憬。
   同时，作者对于桃源理想的追求，反映了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所以桃源理想又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因此，陶渊明一类岌岌可危的中小地主阶级，衣牛马衣，食猪狗食的广大农民，成了桃花源里的劳动农民。显然，对桃源理想的憧憬，打上了陶渊明的阶级烙印：农民理想和他的隐逸思想融合在一起，桃源中的农民也变成和他类似的隐士了。
   桃源理想“是对现实的极端不满，而显然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文学概论四十讲》）；是作者从仕途到田园，田园到桃源，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对理想的进一步探求。因此，对桃源理想的憧憬，具有时代的进步性。虽然诗人并不能指出达到桃源的途径，但作为对新生活的憧憬，这种理想是闪烁着时代光辉的。
   三、桃源理想是作者遁世的反抗
   鲁迅先生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桃花源诗并记》就是作者用平和的文字，描绘出一个优美的隐士和农民的理相乐园。然而“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桃花源诗并记》平和的文字，充满着浓烈的感情；恬静的乐园，隐含着深沉的愤怒。追求桃源理想，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
   陶渊明描绘桃源理想生活，是用美好衬托丑恶，以此表达作者的愤世嫉俗。据《晋书·刘毅传》，义熙八年（公元四一二年），刘毅上表称“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又如荆州，义熙十一年，刘裕《下书》说：“此州积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芜，杼轴空匮。加以旧章乖昧，事役繁苦，童耄夺养，老稚服戎，空户从役，或越绋应召”（《宋书·武帝纪》）。江州是陶渊明的家乡，《桃花源记》中的武陵在荆州辖内。作为陶渊明耳目所及的东晋王朝的缩影——荆、江二州的社会生活，是陶渊明幻想桃源理想的源泉。显然，陶渊明讴歌桃源“童稚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的欢乐安定的生活，就是抨击社会上“男不被养，女无匹对”，“童耄夺养，老稚服戎”的痛苦生活。作者通过对桃源理想的歌颂，表达了对罪恶社会的愤怒和不满。这就是平和文字下的反抗情绪。
   陶渊明诗中直接描写农村荒凉和凋敝的诗是《归园田居》其四：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这是诗人对动荡社会的直接写实。对比之下，桃源内生活自在安乐，五百年无变化；现实社会上人死家亡，田园变为废墟，三十年朝市变迁。一扬一抑之中，透过“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可以看出诗人对罪恶社会的极大愤慨。
   陶渊明追求桃源没有压迫、剥削的理想生活，是对现实社会中压在人民头上沉重的赋税制度的否定。晋自太元元年（公无三七六年）废除度田收税制，改为丁税制。即百姓无论有无土地或土地多少，每人纳税米三斛，以后又增至五斛。这样不税田而税人的制度，对于田连阡陌的大地主非常有利；对于无田、少田的广大劳动者，乃至陶渊明之类的破落户，则十分有害。东晋的徭役重，名目多，达到惊人的程度。《晋书》记载，范宁上皇帝书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中国通史讲稿》）。农民为了逃避劳役，宁肯残损自己肢体，可见生活痛苦到什么程度。陶渊明歌颂桃源“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把桃源描绘成没有王税徭役的理想社会，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赋税徭役制度的否定和反对，表现了诗人对这一制度带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深刻同情。
   陶渊明追求桃源理想的形式，是避“秦乱”遁入桃源“绝境”，这种遁世避乱是反抗社会的行为。晋宋易代时期，孙恩、卢循起义失败，农民武力反抗处于低潮。陶渊明的家乡地带荆、江二州，有大批农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用逃亡手段反抗统治者。《宋书·荆州蛮传》载，宋初荆州人民逃亡情况：“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联系晋义熙十一年刘裕《下书》中说过的，荆州民疲田荒，杼轴空匮……童耄夺养，老稚服戎”的情况，和《晋书·刘毅传》载，江州人民自桓玄乱后，“逃亡去就，不避幽深”的情况，可以看出，荆、江人民不堪忍受战乱和统治者宰割，向荒僻地区逃亡，贯穿于晋末宋初。以上情况是《桃花源诗并记》产生的社会背景。那么作为源于客观实际生活的文学作品，借写桃源人追求桃源安定生活的群体遁世，应本于荆、江人民寻找“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荆州蛮传》）的逃亡。这是用追求理想对社会进行的反抗行为，与《诗经·魏风·硕鼠》中写的“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奴隶逃亡，都是反抗社会的行为。
   同时，应该指出，陶渊明追求桃源理想的反抗，是封建士大夫的反抗行为。《桃花源诗并记》产生于刘宋代晋时期，他追求桃源理想的思想契机如“明黄文焕《陶诗析疑》说：‘以避宋之怀避秦也’”（逯钦立《关于陶渊明》）。刘裕代晋，是王朝的更替。但在伯夷、叔齐之德盛称于世的封建社会，士大夫是反对僭越的。陶渊明虽痛恨晋朝黑暗，但儒家忠君思想，使他“自以曾祖晋室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萧统《陶渊明传》）。《桃花源记》里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已暗寓着对换代的不满。因此，对腐朽的晋室的绝望，作为遗民对刘宋的怨愤，促使诗人遁世追求桃源理想，借以表达对社会的反抗情绪。
   大批隐士的遁世，放在农民逃亡的背景下，陶渊明遁世追求桃源理想的反抗社会行为，又有着时代的进步性。
   这种行为虽是消极的反抗，表现着陶渊明复杂的思想，但客观上体现了诗人对动乱社会中农民逃亡的同情；同时诗人通过作品在乱世说逃亡，也具有一定的鼓动性。
   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极为复杂的思想。本文仅就《桃花源诗并记》来探讨他的理相追求。从中可以看出，在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中，他的理想追求虽然没有超出封建士大夫的局限，有时又流露出消极的虚无主义思想，但却表现了在士族门阀制度压抑下的那种热烈的感情，和极向上的精神，在贫穷面前坚持气节的高尚情操。正是这一理想追求，构成他政治思想活动的基本核心；也是贯穿他诗歌体系的一条闪光的纵线。而这一纵线上炫人眼目的珍珠，即他一生理想追求的归宿与结晶——《桃花源诗并记》，展现了具有时代进步性的桃源理想，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的反抗情绪；给乌烟瘴气、今人窒息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民主气息，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焕发出了奇异的光彩。
  （此文为笔者1985年在省委党校所办党政干部脱产班大专中文系学习时的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