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 久违了，写作！

李金英

　　幼小的时候，我机械地模仿点、横、撇、捺，努力将那一个个“方块”摆放得接近大人们的审美观。我说大人们的，是因为我写“青枝绿叶”时，旁边有人正嚼着香喷喷的东西，我问：“舅舅，你吃的什么？”他答：“我吃的青枝绿叶。”我说：“我也要吃。”这个笑话促使我对一些物事的追究，这些物事是脱离了九宫格的“方块”组成的叫做词、叫做句、叫做文章的物事，而将那些熟悉的“方块”拼接成属于自己的文章—写作，便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了我的生命。我游走在其间，确切地说是游走在汉文字的写作中，或快乐或忧伤，或歌月徘徊或大江东去。

　　记得第一次不带任何目的，缘于内心冲动的写作，是为一个男孩子。他多病，常缺课，当他站在我面前背题不能连续时，他的额上渗出了一层细小明亮的水珠。我想提示他，他却摆摆手又去温习，全然不像别的同学，总是一个劲儿地哀求提示一下嘛，提示一下嘛。他在我少年的心湖投下了美好，这美好又衍生出纤尘不染的情愫。这情愫让我在十六岁时写他—“明亮专注的眼神注视着自己，仿佛在那么多的尘嚣中，只有我是真实一般。”；这情愫让我在若干年后还来写他—“忽然，我感觉背上有股热热的暖流升起，本能地回过头去，很快看见远处仿佛从梦和迷雾中走来的海……”。

　　十六岁，对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写作是件神秘而崇高的事。偷偷地写，偷偷地将心事锁在粉红的日记里。偶尔被老师发现，偶尔投给一家刊物，又偶尔参加了笔会，于是，被笔会里一脸沧桑的编辑和作家们称为“不知道写作而写作的孩子”。

　　记不起是什么时候，我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父亲获悉女儿将在圣彼得堡一家杂志上发表一组诗歌时，他唤她进来并对她说，他虽然没有理由反对她从事诗歌创作，但建议她化名发表，以免“玷污一个受尊敬的好人家的姓氏”……因为在一般名门贵族（高连柯家便是一个）一一看来，文学算不得是崇高的事业，只有出身卑微的人们出于无奈才借此抬高身价（布罗茨基《哀泣的缪斯》）。

　　我感慨万分，因为我知道一些作家真的出身卑微，真的很苦很穷，但写作并没抬高他们的身价，有时反而使他们坠落，一生的坠落。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作品不多的姓周的专业作家，说他的作品不多，是指印成铅字的作品不多。事实上他是勤奋的，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写作，写得很苦很累，据说他一年时间写成的手稿得用麻袋装。这么兢兢业业的作家，一辈子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反右时戴上了右倾帽子，文革中被改造了十年，还赔上一条腿。“他这一辈子啊，都是被写作坑的。”说这话的是和他相濡以沫的女人—一个早已被生活粗糙了两手的女人。

　　我得承认，我不是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在我的潜意识里也渴望金钱与名誉(这真的不是我的错)。既然写作的道路如此艰辛，我又何必要去重蹈覆辙？因此，有好几年我不再写作。不写作的时候更忙，忙着争名，忙着赚钱。赚了钱请朋友吃饭，朋友中有一个以前的笔友，拉了我的手，似醉非醉地说：“英明哪，如果你丫一直写，哪怕写个十本八本出来，也未必能这样子请咱们。”而我像给他狠狠戳了一下，浑身地不自在。

　　也许是年龄大了，就会与失眠同衾。夜半醒来，常常把前尘往事拿来一件一件地梳理。每每梳理到那位瘸了腿的作家，抚摸着我的头，说：“好好写，不要浪费光阴啊。”的情节时，心里竟隐隐地痛。难道仅仅是辜负了他的希望么？不，分明是若有所失的感觉在抽打着我。

　　著作等身的巴金曾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对于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求助于纸笔就是求助于写作。我不能否认曾经对写作的喜爱，而我却如此顺利地疏远了写作，难道不正是浮华的生活荒芜了自己的感情吗？然而，我又无法荒芜得彻底，因为我还会心痛。我心痛那些正在渐行渐远，正在支离破碎的动人故事，如执著的作家面对不幸的生活；我心痛那些在岁月的长河里只一闪便不能再现的亲切面孔，如诚实的男孩面对失败的自己。这心痛无处可诉，却一点点地压弯了脊背，迫使我校正往后的人生。

　　往后的人生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至少我不要这样的陶醉：所有的可歌可泣都在一杯杯浓烈中消融成冷淡；至少我不要这样的沉默：所有的心潮澎湃都在一支支香烟中湮灭成灰烬；我更不要这样的生活：“单靠吃米活着”的生活。

　　我拿起笔，摊开纸—久违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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