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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鲁郭茅”遭遇“赵小宇”》读义
天疆
读完红孩老师《当“鲁郭茅”遭遇“赵小宇”》一文，不由生发一些感叹，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种民族理性意识的觉醒，让我看到先生在为文学的趋势把脉。一个负责任的时代，该有负责人的历史忧患意识，这种意识留在先生的意识中，为时代开出解药。
定义文学，还是感觉有严谨文学，一如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世俗的文学，形式多样，为下里巴人，取悦民心。他们应该都有存在的理由，只是我们群体意识不该没有作为。从两类文学总体看，世俗的文学，明显带着浅，短，娱乐，取悦的性质，明显带着快节奏，利益追求的特征。有的时候我在想，是世俗浮躁的心理错了，还是我们对学生从小的教育模式出现了偏差？金钱，利益，油盐酱醋都很现实，他们实实在在的就留在人们的身边，谁也不能脱离。而引导以及引导教育中的体系又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呢？当现实与文学对撞，扭力发生偏差，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情。深层的社会再现，现实的、理性的厚重，让文学又多了更多的责任和取向。其实，“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都是由于厚重，才让人产生生怀敬仰的文学佳作，而他们的代表作大都写在开放自由的时代，有着典型的时代生活气息。沉寂一、二十年，如今文学的环境宽泛了很多，但是，泥沙俱下，好的作品还是凤毛麟角，这个规律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所以检验应该有一个标准，谁能主宰推荐的窗口？真正存世的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有的时候我为苦苦找不到心仪的书籍而苦恼，浩瀚如烟，我们在创造着，精神食粮是绝对不能少的，只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及生成背景不同，意识打下的烙印也就无可避免地渗透在骨子里，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带着“官八股”的面孔，让人看着印痕依旧。有的时候，自己反观自己的文字，都会有这种感觉。而历史记住却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关注人生，反映人性说来容易，要做却有很多因素制约，人生观，环境，文采，志向，眼光，睿智，学识，都可以制约和左右一个作家，所以，好书难寻也就不足为怪。
“赵小宇”虽然是一个现象，遗憾的是却在小学生中普遍存在，这更让人深思，他反应和折射的是普通民众的心理。如果还在下一代产生阴影，明天的教育，我们不该反省些什么吗？
我喜欢一个理性的民族，日耳曼给人严谨的治学治国风范；犹太人刻在骨子里的圣经，让他们信仰倍增地走过了欺凌打压的世途漫漫迁徙长路，如今治国更有万众一心，不屈不挠的精神，忧怀至骨。谁能说他们浮躁？沉沦缺少锐意改革，已经让古罗马在迷路积重难返；古老的华夏文明领跑世界长达十几个世纪，最后却栽在了工业革命的车轮之下。当葡萄牙第一艘坚船利炮打开沿岸的国门，国人还没有从碾过的海浪中找到不和谐的音符，以至于耻辱接踵而来，不列颠来了，八国联军来了，就连一向效仿、敬重华夏文化的日本人都敢一开甲午战云，割地赔款，以至于古老成为沉重的话题，最后变为半殖民化的破碎山河。
对于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小沈阳、李宇春的热度，大有升温的趋势。我不是取笑通俗文学，只想探究一种意识的植入。如果精神不在，谁都会嗤之以鼻。精神引领民心，精神凝聚民心。丢失的时候我们不珍惜，一旦觉醒，却又追悔莫及，这是人类常犯的毛病。固习顽劣，都是肆意享受的基因作祟，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顽疾。说实话一些肤浅，甚至在通俗的走台中反复地出现，有的段子庸俗乏味，让我不敢苟同，甚至不肖一顾。但赵本山与周立波的戏说生活，也有现实揭示和警示的作用，毕竟人们不是每天面对严谨、沉重而生、而活，轻松的笑声是对生活机智的转向。虽然厚度少了很多，但他还是有其存在的理由。
我很赞成一个博主的观点：“一个民族的雅俗文化，当雅的东西通过不断的灌输成为主流的时候，人们就会在追求雅的过程中，品味得以提升；而当雅的东西没有人去引领，俗的东西又像杂耍一样逗人哈哈一笑，人们自然就不想花费脑筋去在追求雅的过程中来提升品味了。所以弘扬主旋律是一个国家永恒的主题。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必须在提升国民素质上狠下功夫。”
读了老师的文字，产生一些联想。忧患莫过于心死，我们这个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巴比伦，古埃及和天竺国（古印度）的文字死了，而华夏民族一直文脉延续至今。走过了汉字录入的危机，汉文化又开始繁荣昌盛，世风的扭转我们有信心期待，民族的心里成熟会在物欲过后的思考下叩响，希望他早日临盆。
附文： 当“鲁郭茅”遭遇“赵小宇”
红 孩
大凡热爱文学的人，几乎都知道“鲁郭茅巴老曹”具体指的是哪6位作家。在这里，我们不必分析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成就顺序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英，甚至作为世界文学的精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当然，在现代文学的大师中，还有冰心、夏衍、沈从文、郁达夫、艾青、朱自清等诸公，他们的名字像“ 鲁郭茅”们一样，连接在一起，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
曾几何时，我们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在大学语文课本里，在图书馆里，在广播电台里，我们一遍又一遍的看到听到《故乡》、《白杨礼赞》《匆匆》、《背影》、《小桔灯》、《大堰河，我的保姆》、《天上的街市》，因为有这些美丽的篇章，使得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了灯盏，给了我们无穷的信念与理想。我可以肯定的说，二十年前上学的人们，他们所受的文学启蒙无论如何要比二十年后的年轻一代要影响大得多。因为，在物质相对贫乏，信息相对闭锁的时代，文学更容易给人带来精神的向往与寄托。
即使如此，当时的人们吃的是窝头咸菜，可看的却是《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妮娜》，听的是《红岩》《暴风骤雨》《李自成》。我们不能说当时的人们追求的有多么崇高，但看名著听经典确实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如今的四五十岁的人们，每当谈到文学，都会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文学最热闹的日子。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文学就是我们国家思想解放的晴雨表。诚然，让文学担当政治的功能是残酷的，可在特殊的年代就不可避免的承担了历史的重任。虽然三十余年过去了，可我仍为那一批作家、艺术家感到光荣。正是因为他们敢于铁肩担道义，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会不断创作文学上的一个又一个春雷。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学整体的向内转，消解政治，躲避崇高，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现实主义作品几乎很难再成为报刊及出版社关注的对象。只要稍微注意当下的报刊，你就会发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根本不到1/3，有的刊物甚至不到1/5。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现在的编者，尤其是报刊的主要负责人缺乏农工经历，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大都是出学校门进机关门的白衣秀士，脑子里装的文学主义、名词远远多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经他们发表的作品，所谓关注人生，反映人性，其实恰恰是对人的不尊重。试想，一个连当下人的生活都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的人，他能关心谁呢？
于是，有人开始关心当下的生活了。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小沈阳、李宇春纷纷登场了。毫无疑问，这帮明星的出现，确实活跃了文艺舞台，满足了观众娱乐的需要。有些作品（如赵本山主演或导演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男妇女主任》）堪称这一时期的经典。但问题是，如果电视屏幕上老是滚动播出《不差钱》或是老郭的光头相声和老周的脱口秀，是不是我们的欣赏水平也忒俗了。或许，有人反对我，认为俗没什么不好，认为老百姓过得就是俗人的日子。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总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光靠几段相声，几个小品就能打发日子的时代肯定是可怕的，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不是没有历史的教训，八个样板戏的年代离我们并不久远！
前些天，参加一个少儿文学的颁奖活动。当一个老作家动情的大讲“鲁郭茅”“巴老曹”时，我听到一个中学生小声的问另一个学生：谁是“鲁郭茅”“巴老曹”？我听后不觉哑然失笑。于是，我问：“你们知道谁是‘赵小宇’吗？”他们看了我一眼，快速地抢答道：“知道知道，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怎么，你们大人也知道？”哇噻！这帮可爱的宝贝，他们把我当成出土文物了。回家的路上，我思考了许多：在一个信息飞速而多元的时代，人们的眼睛关注某些品牌或人物是新闻的本能。然而，人的眼睛不仅仅是看到表面的东西，它也应该看到更深层的东西。不然，人的眼里就不应该储存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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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疆 于 2010-8-17 18:00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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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5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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