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姜南

　　 　　　　　　　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成立 管理向银行注入外汇储备   
   

　　国务院日前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就改革中涉及动用外汇储备为试点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向试点银行注入的外汇储备。

　　这名发言人表示，用外汇储备向试点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投入。为管理好这部分资产，经国务院批准，依法注册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派员组成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该公司负责向试点银行注资，并作为出资人，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在实践中认真探索，不断完善各方面的管理和运作。

　　该发言人称，到2003年12月31日止，４５０亿美元注资已经完成。没有对国内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任何消极影响。两家银行的流动性，不论是本币还是外币，都十分充足。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外汇现金流量规模不断扩大。此次向试点银行注资，是采取资产划拨、一次到位的办法，并未在国际市场抛售债券。另外，去年中国国内金融机构的外汇资产，总量上也有较多增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历来都是遵守规则，非常负责任的国家。（中新网）

姜南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揭开股份改制面纱 中行建行何以拔得头筹？

　　　　　　　　　　　　　　　　　　　　　　　　　　　　　　　　　　中华工商时报　记者刘彩娜

　　2003年12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在访美期间表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半年内就会开始进行大力度的改革。距离此消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改革方案就出台了，确实给了中行和建行乃至四家国有银行一个新年惊喜。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谈论了多年后，终于进入了具体操作阶段。

　　四大国有银行的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各项市场份额都占据了我国银行业的半壁江山。其在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国有银行的改革无疑将推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一大步。

　　外汇储备注资一举两得

　　不良资产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不足、财务状况堪忧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最大障碍。怎么补充银行的资本金成了国有银行改革的第一个问题。

　　据悉，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来源通常有几种做法：商业银行自己解决；国家财政注资；发行国债；发行金融债。而通过外汇储备注资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但是，按照目前我国国有银行的情况，实在难以自己解决。如果用财政注资，资金数目庞大难以实现。发债无疑也会增加财政负担。

　　对此，国家外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用外汇储备向国有银行注资符合国际储备的定位。国际储备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保证国际支付，二是维护金融整体稳定。我国目前对外支付能力非常强大，但是金融体系不够强健。国.务.院决定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并运用外汇储备补充其资本金，是防范和化解国家金融风险，健全金融体系的重大举措，符合外汇储备运用的功能和基本目标。此外，在国际上，也不乏动用中央银行储备资源来化解金融风险的成功先例。从国际国内已有的经验来看，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总是要动用国家的财力资源，最终都要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关系。国家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以及我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资产，构成我国的国际储备，属中央银行资产。使用外汇储备注资，也要调整央行资产结构，与过去采用的几种形式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据悉，扣减掉450亿美元，到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4032.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168.4亿美元，是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一年。有关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否过多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专家和政府部门有关人士的关注和讨论。有关专家表示，用外汇储备注资一举两得，不仅解决了我国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也为银行补充了资本金。

　　绣球为何抛向中行建行

　　改革试点为何选择中行和建行，政府和监管部门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一消息已经早在业内流传开了，今天终于得到了证实。究其原因，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这两个银行质量相对较好，财务包袱相对较轻，改革起来相对容易。

　　在四家国有银行中，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资产率相对较低。据悉，截至2003年9月底，建行不良贷款率按五级分类已降至11.92％，已经达到国内上市的标准。中行不良资产比率为18.07％，其目标是争取一年后下降到15％以下。

　　两个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已经接近或达到了8％的要求。中国银行发布的2002年年报显示，其年末资本净额1882亿元，其中核心资本1814亿元，风险资产加权是23099亿元。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了8.15％，其中核心资本率7.85％。建行2002年年报显示， 2002年末资本净额1283亿元，其中核心资本1072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5.78％，附属资本454亿元，总的资本充足率6.91％。

　　特别对于中国银行来说，其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管理水平、中银香港的成功上市以及优秀的人才储备都为中行率先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国有银行有望明年上市

　　这一改革方案的出台，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日期已不再遥远。最迟2005年，中国国有银行就将会出现在资本市场上。

　　建行明确提出，建行的公司治理改革将采取总体规划、重点实施、分步推进的方法，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最优实践并遵循资本市场要求，力争2004年内在战略规划、组织架构、绩效评价、信贷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中国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将中国银行整体改造为中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层制度；加快推进财务体制改革和重组。

　　改制之后，紧接着就是上市。有消息称，建行的上市方案是把不良资产留在母公司，以剥离后的优质资产成立一家子公司，让子公司整体上市。

　　中行副行长华庆山此前曾表示，希望在2005年，中国银行能成为一家在国内上市的商业银行。他认为，虽说目前相当多的企业在上市采取分拆方式，但是金融企业与其他企业有很大不同。对于中行而言，主要还是考虑整体上市。

　　有专家分析认为，两家改革试点行将会带动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整体进程。建行和中行在2004年完成改制，2005年上市。同时，2005年工行完成改制，2006年上市。随后，2006年农业银行完成改制，2007年上市。

　　花钱要买到好机制

　　450亿美元再次给了国有银行，在为国有银行改革迈出第一步欢呼时，更多的人士则忧心这450亿美元会不会再打了水漂，花钱能买到好机制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提出，国有银行改革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今后最为关键的是能否对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进行有效改革，董事会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行长是由董事会从经理人市场中挑选任命，还是由政府任命。

　　国.务.院要求，这次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关键是加快深化内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

　　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两家银行也都表了态。中行提出要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层制度。

　　建行更加具体的提出，要设计一套既能符合资本市场要求又能支持建行管理的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清晰的组织结构。同时，建立符合现代商业银行要求并且支持价值创造的薪酬管理体系。

　　以上诸多计划如果能够实现，450亿美元买到了好机制，国有银行的改革也许就势如破竹了。

姜南

　　
  　　　　　　　　　　　　４００亿外汇储备注资银行 没有法律障碍

　　　　　　　　　　　　　　　　　　　　　　　财经时报　　张小彩


　　【编者提示】４７００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仅管理困难，而且放在那里实在是一笔巨额资源的浪费，学者对这个问题早有讨论。尽管目前尚不可以肯定这种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的方式一定会实施，但这至少是一条可行且极富智慧的途径。至少人们可以看到，一不必给财政造成过大的压力；二不必给市场造成过大压力；三不会对货币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构成干扰。

　　这一方案表明，整顿和改革中国的金融业，中央政府已经有一个超出人们想象的紧迫的时间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力度和步伐比目前外界传言还要大得多

　　《财经时报》从多位金融业内人士处获悉：一种为业界猜测多时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方案，极有可能被中央政府采纳。这则方案是，政府可能动用部分外汇储备直接注入国有商业银行，以为其充实资本金。

　　有消息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改革的“先行者”，可能首先享受到这样的注入，而注入的规模是每家２００多亿美元。　　

　　“以外汇储备为资本直接向银行注入的做法具有创造性。”《财经时报》采访到的很多金融专家都承认，海内外至今还没有使用这种方式的先例。

　　有金融专家认为，当企业向银行结售汇的时候，中央银行已经向流通中投入了同等价值的人民币，因此，这部分外汇不应该再次投入流通。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国民财富一种表现形式，国家作为国民财富的代表，有权以各种形式支配。
　　
　　法律上没有障碍

　　《财经时报》电话询问了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局政策研究部门，了解到，迄今除《人民银行法》规定由人民银行管理外汇储备，并没有任何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外汇储备的具体使用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用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法律障碍。?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渐进改革的成本，这被各方面公认。政府在消化这些成本时，动用国民财富资产投入任何一个项目都是顺理成章的。其中包括国债发行收入、出售土地的收入、拍卖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收入，当然也可包括外汇储备。”他认为：“没有法律规定外汇储备不可以拿来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

　　有资深金融专家同时分析，从经济意义看，无论动用财政资金还是外汇储备，并没有太大的实际差别。也就是说，动用外汇储备虽然没有影响财政预算，但并不表明没有支付财政成本。这两种方式的差别可能更多地表现在政治意义上──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方案，从表面上看不牵涉国家财政预算，因此，很可能比较容易被各方面所接受。

　　钟伟说：“动用外汇储备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从目前公布的数据看，对于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如果仅是财政解决一点、商业银行自身积累解决一点，恐怕还是渐进式的解决方案。而动用外汇储备的解决方案，力度就不一样了。“这表明整顿和改革中国的金融业上，中央政府已经有一个超出人们想象的紧迫的时间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力度和步伐比目前外界传言的还要大得多。”

　　钟伟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上市的时间表可能不会超过５年。比较可能的情况是：２００４年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完成改制；最迟２００５年，这两家银行上市；２００５年工商银行完成改制，２００６年上市；２００６年农业银行完成改制，２００７年农行也上市。

　　最后选择？

　　钟伟分析，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问题有几种常规方式：一是商业银行自身积累；二是财政注资；三是发行国债和金融债。

　　这些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存贷利差处在高峰期，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通过交叉业务获得非利息收入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态度。但数据表明，商业银行通过自身积累冲销坏账的能力仍然不容乐观。

　　就中央政府的现有财力而言，钟伟粗略估计，即便财政收入增长能持续维持在１０％以上，财政收入的增量每年也就１０００亿到２０００亿元。这部分增量即使未来３到４年全部注入银行，也不过５０００亿－６０００亿元。要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补充到８％，同时把不良资产压缩至１２％－１５％的水平，几乎没有可能。

　　至于发行特别国债和金融债，钟伟认为一样要增加财政负担。而发金融债，按照有关规定，所能补充的是附属资本，无法补充核心资本。

　　钟伟指出，动用外汇储备的思路，可能也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有关。这几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加深，银行负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与储蓄。与之相对应，商业银行资产中，外汇资产也占一定比例，但国有商业银行这些年来一直没有补充过外汇资本金。

　　另外，外汇储备中有“虚夸”的部分，即由于制度性原因，本应由企业持有，表现为商业银行外汇负债的部分，却表现为外汇储备。由于中国采取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获得外汇收入后，超出外汇账户额度之外的部分必须卖给国家，因此，外汇储备中有一部分其实本应该表现为商业银行的外汇存款，却成了外汇储备，１９９４年以来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因此，给银行补充外汇资本金也应在情理之中。

　　不会影响对外支付

　　北京的金融专家认为，动用适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并不会影响国家的对外支付能力。据分析，３０００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足以应付外贸的正常开支、外债的正常偿付以及利用外资可能的利润汇出。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大约有４７００亿美元，可动用的外汇储备量应在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

　　拿出部分外汇储备给国有商业银行作为资本金，对外汇管理机构也不是什么坏事。钟伟指出，外汇管理部门集中管理着近５０００亿美元的资产，其实难度极大。即使是效率高得多的私人机构，对如此巨大的资金增值业务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能分出一部分，缩小外管局直接管理的规模，可能更富有效率。

　　外汇管理当局不会为分流部分外汇储备而担心，因为商业银行的外汇实际上相当于准储备。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银行拥有的外汇尤其是中国银行拥有的外汇，实际是和国家储备有着等同的效能，只是后来才把两者分开，国家的部分称为官方外汇储备，其他外汇储备为民间储备。

　　货币错配是难题

　　但是也有专家指出，这一方案可能遇到的难题之一是货币错配问题。专家解释，国有商业银行更多的业务是人民币业务，需要补充的资本金、需要冲销的坏账、需要兑付的存款也大都是人民币。而如果通过外汇储备直接注入银行，那么银行得到的是美元，这中间就出现了货币的错配。

　　不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些可行的金融技术解决。比如，通过商业银行在境内发行美元债券，让老百姓用人民币购买，到期还本付息时商业银行用美元兑付。钟伟认为，通过这样的金融技术加以处理，在没有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不会构成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从而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还有专家认为，解决货币错配问题还另有途径。例如，国有银行改制中肯定会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现在将外汇储备注入国有商业银行，改观其财务状况，今后在吸引境外投资者时，只需将部分国有股权出售，就可以相应地置换出现在投入的外汇储备。

　　但也有金融专家认为，用外汇储备注入商业银行的方式，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通过多发货币来解决银行问题的方式，势必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或通货膨胀。不过，在通货紧缩尚未彻底退去的形势下，以ＣＰＩ指标衡量，这种影响可能也不会十分明显。

姜南

　　　　　　
　　　　　　　　　　　中行建行均分450亿美元注资 不可兑成人民币

　　　　　　　　　　　　　　　　　　　　　　　　　　21世纪经济报道


　　虽然预感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将有重大措施出台，但政策出台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还是超出了许多业内人士的估计。

　　2004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已经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这项注资已经于2003年12月31日前全部划到这两家银行的账上。据中国银行一位人士透露，450亿美元的注资两家银行各获得225亿美元。

　　具体管理这450亿美元资产的是新近注册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单位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司董事长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作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大股东，行使出资人的权利，获得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

　　由于注入银行的资金不能再算作外汇储备，因此这项注资完成后，国家相应冲减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另据消息人士透露，这450亿美元注资将不进入汇兑程序，而是以外汇资产的形式留在两家银行的账上，不可以兑换成人民币使用。

　　中行建行资本充足率“超标”

　　“这次注资完成后，建行的资本充足率不仅达标，而且还将大大超过8%的监管要求。”建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同时，建行的不良资产率也已经降到了10%以下。”

　　按照建行发布的2002年年报，其2002年末资本净额1283亿元，其中核心资本1072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5.78%，附属资本454亿元，总的资本充足率6.91%。按照这次注资450亿美元的一半计算，建行将获得225亿美元，新注资金将超过原来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之和，建行的资本充足率将达到15%左右。建行一位人士分析，这样的资本充足率在国际上来看，也是很高的，完全可以满足建行高速发展的需要，即使经过一两年的发展，建行上市时的各项指标仍然会很好看。

　　按照中国银行发布的2002年年报，其年末资本净额1882亿元，其中核心资本1814亿元，风险资产加权是23099亿元，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了8.15%，其中核心资本率7.85%。而经过这次注资，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将达到15%左右。

　　这次注资，选择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钟伟博士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两家银行，是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产状况是最好的。他认为，这次注资，不应该仅仅认为是试点，因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注资了两家，而应该认为是国家对银行的注资行动已经正式展开，国家对工行和农行扶持行动也会随后进行。注资完成后，中行和建行将开展股份制改造，上市也将迈出实质性步伐。但对于上市的时间表和上市地点，中行和建行都没有最新的表态。

　　获得注资后，两家银行改革的重点将放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上。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也将作为出资人，督促这两家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建行的新闻发言人告诉记者：“建设银行过去进行的渐进式改革一直没有真正触及到股权、治理结构等核心层面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建设银行在资本状况、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方面的差距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迫切需要完成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的重新塑造，实行全方位的公司治理改革是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最关键举措。”

　　规避法律程序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3年10月份，国务院已经决定将部分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并选择了中行和建行作为试点，最早确定的注资规模是400亿美元左右，两家银行各获得一半左右的注资，但后来最终的注资数额达到了450亿美元。

　　该人士告诉记者，最初的方案中还讨论过是否需要人大批准的问题。因为外汇储备实际是国家财政的资金，如果要将这些资金变成银行的资本金，需要人大批准，但后来没有经过人大批准这一程序。

　　“将国家外汇储备注资银行，实际上有规避法律程序的嫌疑。”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博士说，“这项行动似乎需要人大批准，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由国务院直接决定拿外汇储备注资银行是不存在法律漏洞的。”曹红辉分析，如果直接由财政注资，显然需要人大批准，而目前这种外汇储备注资方式在法律程序上是最简单的，不需要经过复杂的人大讨论批准程序。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是否是四大行海外上市的前奏？业内人士分析，虽然目前四大行不能海外上市，但从我国两大保险公司都在海外上市可看出一些端倪，至少外汇注资给四大行海外上市增添了一些想象空间。钟伟博士认为，如果中行和建行海外上市，这些补充的资本金，可以为海外上市提供充足的前期费用，也为海外扩张提供了基础。

　　钟伟分析，用外汇储备注资，对银行来说也是缓解银行的外汇短缺的措施。目前我国银行的外汇存款为1500亿美元左右，按照75%的存贷比计算，外汇贷款应该为1100亿美元左右，而我国的外汇贷款实际却为1300亿美元，而且增长势头非常迅猛。这说明商业银行对外汇资金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这次商业银行获得的外汇资金，可以大大缓解这两家银行对外汇的需求。

　　人民币汇率不受影响

　　据知情人士介绍，450亿美元全部是美元资产，这些美元资产部分存放在境外。划归到中行和建行以后，只是账目上的变动——由国家储备变成了两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而美元资产的存放形式没有发生变化，以前存放境外的仍然存放在境外。450亿美元资产中，有些是美国国债，有些是货币形式的美元。

　　在450亿美元资产中，到底有多少是美元，有多少是美国债券，却一直是核心机密。曹红辉博士分析，国家不会公开具体的美元和债券的比例，否则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如果是债券多，投资者就会预计商业银行要抛售债券，造成美国债券下跌；如果美元多，出于追求利润的考虑，商业银行会以债券的形式存放资产，造成美国债券上升。”

　　注入到银行的美元资产，按照规定不能兑换成人民币使用，这样对人民币的汇率没有任何影响。钟伟博士分析：“这次注资银行，实际是将国家外汇储备一分为二，注资银行的部分可以称为私人储备。由于不进入兑换环节，对人民币的汇率没有影响，对国际收支没有影响，对外资外贸也没有影响。”

　　在这次注资行动以前，银监会已经发布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金，但为何现在注资反而走在了发债的前头？钟伟博士分析，注资完成后，资本充足率虽然达标了，但商业银行仍然会考虑发行次级债。发行次级债并不表示资本金不足，目前债券利率处于比较低的时期，此时发行长期债券，对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外汇储备注资补充的是核心资本，而发行次级债补充的附属资本，两者是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途径。

　　“中国金融改革的攻坚战已经打响。”钟伟预计，“这两家获得注资的银行，在2004年肯定会完成股份制改造，2005年上市应该没有问题。”

姜南

　　　　　　　　

　　　　　　　　　　　工行将发债增加资本金 　　

　　　　　　　　　　2004年1月8日 来源：国际金融报/纪乐航
  
　　中国工商银行1月7日表示正向有关部门寻求批准发行次级债券，以调整它的资本结构,这是来自《中国日报》的消息。1月6日，中国刚刚宣布给两家国有银行注资450亿美元，而工行并不在此列。

　　该报道说，工商银行的发言人称，该行计划发行次级债券以增加资本金，目前该计划已报相关部门待批。但该发言人拒绝透露拟发行债券的规模。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2001年时曾表示过，要发行上百亿元的次级债券，将工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到符合国际标准的8%。分析师认为，如果工行要争取在2006年达到上市的目的，必须要增加它的资本金。

　　中国银监会2003年12月发布条例，允许国内银行包括国有银行发行长期债券以调整资本结构。兴业银行成了首位尝试者，2003年12月兴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30亿元以增加资本金。

　　中国政府为四大国有银行寻求海外投资开了绿灯，目的是帮助它们更好地改善财务状况，争取顺利上市。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政府今年将试行股份制改造计划，将部分银行转变成为公众持股的企业，为引入外来投资者铺平道路。一旦这些银行具备了重组或发债的合适条件，政府将特别地引进海外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海外投资将促进银行的治理，推进内部改革，改善财务状况并加强国际竞争力。

　　为了履行在2006年底前全面开放银行业的承诺，银监会希望加快银行业的改革。银监会给国有银行设定的目标是，在2005年把不良资产率降低到15%。目前官方公布的银行不良资产率是23%。中国工商银行的目标是在2006年把不良贷款率压缩到10%以下。分析师认为，虽然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离上市还有一段时间，但在未来两年内它们也很有可能会得到政府的资金援助。

　　相关链接

　　次级债务的定义：是指固定期限不低于5年（包括5年），除非银行倒闭或清算，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失，且该项债务的索偿权排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的商业银行长期债务。

　　次级债务计入资本的条件：不得由银行或第三方提供担保；并且不得超过商业银行核心资本的50%。商业银行应在次级定期债务到期前的5年内，按每年累积折扣20%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次级定期债务”项下。

姜南

　　　　　　　

　　　　　　　　　　刘明康: 中国将鼓励外资参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来源：新华财经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向国内传媒表示， 中国政府将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寻求海外战略合作伙伴， 以帮助面临困境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

　　刘明康说， 中国政府将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化试点改革， 力争今年对部分国有银行进行彻底的股份化改造， 为引入外资做好准备。

　　刘明康表示， 一旦国有商业银行具备了重组和上市条件， 政府将引入外资作为其战略合作伙伴。引入外资有利於改善银行的公司管理机制， 推动内部监控体制的改革， 改善财务状况， 加强国际竞争力。

　　中国政府昨天宣布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 以提高两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中行和建行是四大国有银行中财务状况较好的， 预计这两家银行的财务状况在两年内可以达到符合国内首发股票的条件。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离上市条件还有一段距离， 但预计中国政府今後也将向这两家银行注资。

姜南

　　　　　　　　　　　　　　　　　罕见的向银行注资措施

　　　　　　　　　　　　　　　　　　　　　　　2004年1月8日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向两大国有银行注入450亿美元新鲜资金的措施不仅罕见，而且显露了政府未来的意图。

　　上月末，中国建设银行(CCB)和中国银行(BOC)分别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中获得225亿美元注资。但据中国官员、银行人士和学者称，这些资金既非有形转移，也非无偿相赠。

　　这些资金将保留美元形式，且仍投资于目前外汇储备金所投资的金融工具，其中主要是美国国债。但中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王兆文表示，这些资金的所有权已转让给两大银行，而两大银行必须向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 Co)支付利息，该公司是一家新近成立的国有企业。

　　“从我们收到这笔钱的第一个小时起，就必须为其支付利息，”王先生说。但他没有说明利息是多少。

　　中国政府坚持让银行为这些资金支付利息，这样注资就不会被当成是为银行提供的另一顿“免费午餐”。就这点而言，这次注资有别于中国政府前两次银行救助行动：1998年政府为银行提供2700亿元人民币纾困资金；三年前又帮助银行冲销1.4万亿元人民币坏账。

　　中国官员表示，一旦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成为合股公司，中央汇金就可将这些注资转为对两家银行的股权，从而最终成为它们的股东。这些注资目前其实就是一笔贷款。两家银行目前由中国财政部完全控股，但它们计划向投资者出售股份，时间尚未确定，也许会在今年。

　　中国的学者表示，届时，这些美元资金可能会被兑换为人民币，因而要求出售以美元计价的相应资产。他们还表示，为减轻可能对美国资本市场形成的冲击，这笔总值450亿美元的资产不太会一次性抛售。

　　关于注资用途，中国政府的现行计划显示出其未来的意图。中国外汇管理局一名官员及中国银行的王先生均表示，注资将用于提高两家银行的资本金水平，从而提高其资本充足率，而非用来冲销坏帐。

　　这样做将会产生几种结果。首先，两家银行将可以增加放贷。其次，至少从理论上说，两家银行对潜在的策略投资者会更有吸引力，这有助于它们做好准备，向国内外投资者出售股份，时间最早可能在今年。

　　然而，今后一段时期，这两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许会出现一种奇特局面，即高资本充足率与高不良贷款并存。注资之所以不用于冲销银行不良贷款，原因之一也许是，这种行动往往要求对负债公司进行清算，而这在中国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

姜南

　　　

　　　　　　　　　　　　　金融四高官纵论风险管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2004年01月09日 国际金融报

　　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消息刚刚传出两天，银行界就开始讨论如何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加强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1月8日，在建行、花旗集团和武汉大学联合主办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论坛”上，两家试点银行将把加强内控和风险管理作为下一步一个重要行动，监管部门也充分肯定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注资在于加速银行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国家给中行和建行4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的意义并不在于注资本身，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传递了这样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加速时期，特别是在内部机构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上将有重大举措，而在商业银行的内部改革中，风险控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谈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时，周小川说，对银行风险需要进行分类，在我国还有必要对地区风险加以区分和评定。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再加上经济转轨时期资金不能充分自由流动，地区金融风险存在显著差异。早期的地区金融风险差异达到10倍，也就是说风险较重地区的不良资产率比风险较轻地区高出10倍。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
　　推动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唐双宁表示，按照国家已经确立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目标，银监会最近对进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提出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10项改革要求。

　　国务院日前批准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强调要通过改革使两家银行建立起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管。按照这次综合改革的分工，银监会承担推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职责。

　　据唐双宁介绍，这10项改革要求包括：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包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研究核心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制定与发展相适应的客户战略、业务增长战略、地域发展战略和持续增长战略；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优化组织结构体系；建立市场化、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审慎的会计、财务制度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发挥中介机构专业优势，稳步推进商业银行重组上市进程；加强人员培训和公共关系宣传，确保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唐双宁认为，向两家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提出的这些改革要求同样适用于其它商业银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唐双宁还表示，在监管中，银监会还将主要通过制定并修改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等五种措施加强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估和监督。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
　　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指出，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金融竞争与创新的发展，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是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化商业银行谋求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方式。与国外先进的商业银行相比，当前中国的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的观念、技术、方法、体系和外部环境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在商业银行的改革中，要围绕风险管理的文化、体系、机制和技术等多方面加以完善和提高。

　　张恩照表示，国家决定中行和建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并明确指出股份制改造的核心是要把这两家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目前，新的资本金已经注入到位，这大大提高了建行的资本充足率，并相应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同时，对建行进一步深化改革、严密内控管理也创造了更好的外部条件。

　　张恩照指出，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商业银行一定要培育先进的、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要建立健全全方位的风险管理体系，并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建设。目前，建行已经从内控体系建设开始，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平台工程的建设。在完善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上，建行推行风险经理制，前移了风险管理关口。建行还通过对业务及管理流程风险的系统排查，识别和评估各类风险，建立“风险库”和“风险控制工具库”。

　　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
　　四个环节健全内控体系

　　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在发言中指出，在完善中国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上，最迫切的是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完善内控机制，二是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当前，各商业银行可按照内部控制政策决策、制度建设、组织实施和监督评价四个环节，形成商业银行的内控体系。

　　为构建完整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要形成风险管理的架构。其中董事会对银行风险管理负有最终责任；风险管理委员会是隶属于董事会的专业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供独立支持；风险管理部门独立于业务部门，对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各部门业务主管和业务经理对所在的业务中的风险事件负责。

姜南

　　　
　　　　　　　　　　　　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国有银行的背后

　　　　　　　　　　　　　　　　　　　　　　　2004年01月12日  证券日报

　　1月6日，国务院公布了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同一天宣布，截至2003年12月31日，注资已经完成。

　　我们注意到，注资行动在大众媒体不知情的情况下业已先行完成，然后以国务院决定  
的形式对外公布，可见，决定形成的时间应该更早。

　　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此举有利于银行的改革上市，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甚至能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也有很多人表示，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甚至有可能强化社会对“商业银行最终有政府在后面撑腰，不会破产”的看法。

　　注资已经完成，有业内资深研究人士表示，现在我们更为关注这些注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外汇储备资产的构成。我们更为关注这些资产是美国国债还是现金？如果是美国国债的话，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几个月以后，这些资产是否仍旧为450亿美金？

　　我们还注意到外汇储备量的变化。去年年终外汇储备规模为4032.5亿美元，最近一次发布外汇储备是在去年9月份，为3838.63亿美元。如果没有注资行动，那么，我们的外汇储备在最后3个月内，增长了643.87亿美元。但是，以前的月度增长最高记录不超过150亿美元，难道最后一个季度外汇资产飞速增长不成？再有，国家外汇管理局一直是每个月都对外公布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什么最后的三个月都没有公布数据。当时，很多人就心存疑问。

　　当然，在这之前，很多人已经开始议论是不是要动用国家外汇储备来调整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问题，但是，要大家接受这样的“秘密行动”，毕竟还是有些突然。人们不禁要问：政府行为什么时候才能更加透明？

　　不管怎么说，这终究是国家的资产，不排除有人大代表提出质疑的可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的确需要一定的法律程序支持。

　　黄益平先生告诉我们，这种方式的银行改革给人们的预期也只能是“谨慎乐观”，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步的改革是什么，会怎么样？国际投行为承销四大国有银行的IPO纷纷搬出诸如“基辛格”等重量级人物游说，为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是改革的最后结果毕竟只有我们自己去承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成为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的强大后盾，而不是尽量维护行政力量的权威。

　　我们知道，包括国际投行的人士也都认识到，我们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并非上市，而是建立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的金融运行体制，排除行政力量对银行经营和发展的不当干预。

　　当然，上市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给麋鹿园引入几只狼”的效果，它可能会促进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建立良好的体制。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宣布了即将改制的消息，但我们还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了尽早上市而进行的一般结构性调整，还是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进行的根本性体制变革。从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争相为上市而对媒体鼓噪中，可以看出行政性的短视思维在各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身上仍然存在。据有关人士透露，中国工商银行在无法抢得上市头杯羹的情况下，不会甘居落后，工行发行次级债很快就会有下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他们的金融改革似乎少了体制性改革的战略性步署，要不然就是体制性改革在秘密进行之中，尚未公布？我们在等待后续的公布

姜南

　　　　　　　　　　　　交银香港欲走中银之路交行两地上市方案初定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3年提交了历史最好的成绩单之后，交通银行沉寂多年的上市方案再现曙光，而“两地上市”能否实现，尚有诸多变数。

　　两地上市方案

　　 2003年7月8日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以下简称交银香港）向德勤在内的数家会计师事务所发出了审计招标邀请，四家国际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向交银香港提交了详细的审计方案，全球最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更是踌躇满志。

　　然而招标结果却令普华永道颇感失望，德勤最终斩获交行香港审计一单。从2003年年底开始，德勤将取代普华永道为交银香港提供为期数年的审计和财务咨询服务，此前交银香港一直是普华永道重要客户。

　　交通银行总行一人士称交行审计业务并没有发生转移，普华永道仍然负责交行国内的审计工作。记者致电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办公室一人士表示，北京分行目前的外部审计未听说德勤接手，普华永道仍会继续做下去。

　　此消息也在普华永道北京办事处得到证实，普华永道一位审计师透露：“普华仍然负责国内大陆地区的审计业务，而交银香港则由德勤取代。”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此出现，一家银行却有两家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对一直想上市的交通银行来说难免不让人浮想联翩。

　　“交通银行未来将在国内A股和香港两地上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知情人士表示，“交通银行总行目前正制定计划将交银香港分拆在香港联交所进行上市。而上市的方式将考虑目前交银香港尚小的资产规模，一方面通过收购香港其它银行业务，另一方面扩大香港分行的业务规模，组建类似交通银行（香港）控股公司，由交通银行总行持股，在香港市场释放一定比例的股权募集资金，并使之成为国际一流银行。而对交通银行总行旗下的国内业务也将进行财务重组，在上海证交所A股实现整体挂牌上市，进而形成香港和上海的两家上市银行。”

　　对于交银香港即将分拆在香港上市的消息似乎在香港方面也得到了回应。交银香港助理总经理李绍基在2003年12月9日接受香港某电台访问时曾表示：“相信母行正积极考虑在本港收购银行业务，及分拆香港分行在香港上市。”

　　记者致电交通银行总行询问上市方案时，交行相关人士表示此时不方便披露上市方案，这一消息无法得到进一步证实。

　　错失良机

    交通银行上市之路一直充满坎坷，一波三折。

　　2000年初，交行向证监会提交了上市申请，同一批申请上市的还有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当时交通银行计划在国内A股市场释放15％的股权，预计上市筹资20.5亿元人民币。2001年元月证券市场传来消息，交通银行上市计划获得证监会、人民银行和国务院的批准。

　　然而不久交行上市便起波折。交通银行虽属于股份制银行，但是国家财政处于控股地位，国家股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当时的交行不良资产高企、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内部管理僵化，这些问题与其它四大国有银行都极为相似。因此国务院有意将交通银行作为一个试点，为四大国有银行改革提供借鉴。国务院的思路是希望交通银行先进行内部改制，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变交通银行的股权结构，对交通银行进行重组以提高其竞争力，然后再选择时机进行上市。

　　2001年后交通银行改变策略，加紧内部制度改革和财务重组工作，2002年交行聘请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证券作重组顾问。历时四个多月，高盛为其制定了长达数十页的重组方案，对组织结构、业务模式、运作流程及内部制衡机制进行详细的设计。所有这些都参照国际先进银行的标准，借助高盛之力交通银行欲实现再造重生。

　　同时交行对上市问题缄口不言，专心引进外资策略股东，期间同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多家外资著名银行接触，谈判合资一事。

　　然而进入2003年，关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讨论此起彼伏，中建两行更是先行一步，近日各获注资225亿美元。交行作为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参照作用不复存在，这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最大的股份制银行相当尴尬。

　　“交行当时自己主动选择放弃上市，现在想起来比较遗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机。”交行北京分行一位人士表示。

　　这位人士所言错失时机不难理解，2000年申请上市的银行之中招商、民生和华夏都先后在资本市场挂牌，在资本市场募集的巨额资金支撑了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2000年名不见经传的民生银行与交行相比差距甚大，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如今民生银行资产规模已近交行一半，并且其迅猛发展的势头已令交行望尘莫及。”这位人士称。而同期准备上市的招商银行如今也是一路高歌，锐不可当，目前在资产总量超过4000亿。“更为重要的是这三家银行通过上市实现股权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内部创新动力十足，相比之下交通银行已显有些老气横秋，照这样下去招行和民生用不了几年将超过交行。”

　　“当然交行当时没有主动尽快上市也有内在原因，主要是当时不良资产过高。”据资料显示，截至2001年底，交行按“一愈两呆”口径不良资产率近17％，如果按五级分类口径可能将近25％。

　　“截至2003年9月底，交行的不良资产率已下降到15％（五级分类口径），预计到2004年底将下降到10％以下，达到上市的条件应该没有问题。”这位人士称。

　　“四大国有银行的上市计划对交行压力很大，迫于生存竞争压力，交行也必须加快上市步伐。”“此人士分析，不管是建行还是未来的工行其资本总额都是交行的数倍乃至十倍，即使释放较小的股权比例融资规模也将极为庞大，这个数额初步估计任何一家都可能不会低于千亿元的规模，此时如果交行申请上市，能否获批将成问题，即使获准要想发行成功也可能困难重重。

　　“因此对于交行来说最为现实的选择是在中建两行上市之前，完成在国内资本市场的IPO，否则仍将压后多年。”这位人士称。

　　条件成熟

    “交行目前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的条件已基本成熟。”知情人士表示。

　　从2002年交行采用高盛为其量身定做的重组方案，对其内部管理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改。近两年时间交通银行撤并了多个部门，对组织机构进行了重新架构。按照国际商业银行的通用惯例建立健全审计风险控制和薪酬等专门委员会，对部门职能和权力结构进行重新划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健全各种业务流程控制。

　　普华永道也为交行改制不遗余力。目前普华永道已为交行建立了信贷风险控制系统，包括授信程序的评估，信贷风险的分析，信贷风险评估，信贷审阅模式，借贷产品的定价结构等。其次普华永道正为交行建立管理会计和业绩报告系统，预计很快将会完成。为满足交行上市的需要，普华已经将交行1999年至2002年财务报表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完成转换，此后在上市前会计报表转换工作将普华将继续下去。

　　“交行内部的改制已基本完成，上市前期工作准备已相当充分。”该知情人士称。

　　2003年12月交行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通过了财务重组方案及上报审批情况的报告，但目前重组方案具体内容尚不得而知。

　　记者从交行北京办事处了解到交行目前已向财政部上报财务重组计划，对不良资产处置损失和非信贷损失进行重估，并寻求财政部的资金支持。估计不久之后将对交行施援，但对于具体施援方式和金额，交行方面表示尚不清楚。

　　与此同时，交行也加紧了不良资产处置步伐，各分行在海南等地举行多次资产拍卖活动，记者就处置不良资产具体方式询问时，交行北京办事处称：“与中建两行基本类似，只是交行处置资产规模稍小而已。”2003年前9个月，交行不良资产减少了94.5亿元，比例下降5.62％。

　　而交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2003年12月，在董事会例行会议上，交行发展研究部总经理吴太石详细阐述了引进外资的进展情况。交行总行新闻处人士称目前交行仍与多家外资银行和投行机构进行谈判，但具体进展情况，并不方便透露。知情人士表示交行此前与花旗等多家银行的谈判并不顺利，主要是因外方认为交行当时资产含有“水分”，但谈判并未最终破裂。目前数家银行正静候交行清产核资和财务重组的最终结果，一旦财政部施援，核销部分不良资产，外资将很快正式进入。

　　“交行目前正争取在2005年底前上市，但具体上市日期很难确定，有可能落在兴业银行之后，这需要交行的魄力。”这位人士说，“今年3－4月间将召开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换届，交行高管将大幅调整，换届之后交行必有大的动作。”

　　交银香港的中银之路

    香港分行分拆在海外上市一直是交行上市梦想的另一半。
　　1934年交通银行为发展海外业务便建立了香港分行，后交行收归国有，交行香港分行合并入中银集团，1998年经过交行多年争取交行香港分行从中银分离，独立经营自身业务。

　　分离之后的香港分行成为交行海外扩张的一艘旗舰，在海通证券从交行分离之后，香港分行极力拓展混业经营空间，数年之间在香港分行旗下成立了交通证券和交通信托，联同交行总行属下的交通保险一道挺向了混业经营，目前香港分行资产已逾600亿港元。

　　香港分行为交通银行赋予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能与中银条件相比的国内银行只有交行一家，工行和建行都绕道在香港收购当地的银行或者以合资形式拓展香港市场，寻求混业经营。而交行本身就有香港分行这个平台，并且在香港拥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岂不浪费？”交行知情人士表示。

　　“中银香港的成功上市为交行提供了极好的借鉴，交行完全可以仿效中银模式，在香港分拆上市一部分资产。”

　　按照中银香港的发行价格和股权比例，如果交银香港成立控股公司在香港上市可以募集20亿港元左右的资金，这几乎相当于交行2000年上报给证监会的募集金额，这将会充实交行的资本金。截至2002年底交行资本金近400亿人民币，资本充足率为8.83％。更为重要的是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一直谋求成为国际一流银行，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将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最好的例子就是上市刚刚一年有余的中银香港。

　　2003年7月，交银香港在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招标邀请中，明确提出了打造国际一流银行的咨询服务要求，德勤最终中标。德勤在投标时表示将考虑交银香港未来上市的要求，提升交银香港公司治理架构，使之与国际银行并齐；帮助其向会计部门国际会计准则靠拢；提高信贷管理质量，完善信贷组合和不良资产的监控；改进新产品设计和增值服务；控制税务风险；完善其从中银分离后的内部信息支持系统。

　　“交银香港已接到总行指示，扩大资产规模，将同香港当地银行进行接触，未来将可能收购香港几家银行业务。2004年交银香港动作将会进一步提速，争取在3－4年之内完成香港上市。”

　　交银香港谋求上市之时，其旗下交通信托和交通证券命运将陡生悬念。两家公司究竟划入上市资产行列，还是归入未来成立控股公司的非上市资产，抑或直接划入交行总行？目前仍然是谜。

　　中银国际的模式似乎为谋求金融帝国的交行再次提供了前车之鉴，然而这一切仍将等待交行的最终方案。

姜南

　　　　　　　　　　　　　　　　　


　　　　　　　　　　　　　　　450亿注资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银行业生死时速

                                                　　　　　　　　　　　　　　　　　　　　经济观察报/文钊 李利明  

　　改变历史的一周

　　1月6日，星期二。一项事关国有银行改革命运的决策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正式确认。国务院公布，选择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同时，针对两家试点银行目前的财务状况，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

　　同一天，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发言人表示，两家银行已经分别获得225亿美元的注资，对其股份制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持。

　　世界三大权威的评级机构相继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1月7日，标准普尔宣布把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BB+”长期外币评级的评级展望由稳定提升为正面。一天之后，穆迪也宣布将财务评级为D-的中国银行和E+的中国建设银行评级远景确定为稳定。惠誉评级公司中国首席代表邬润扬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资本金充足状况是评级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今年在对这两家银行评级时一定会有正面的考虑。

　　这是改变中国国有银行历史的一周。

　　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225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建设银行现有的资本金规模，接近中国银行的资本金规模。由于这项交易是在2003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的，450亿美元的资金可以计入这两家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因此，中行和建行公布的2003年年报将大为改观。真实资本充足率高于8%，准备金基本上能够覆盖不良贷款。对于中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银行才更有投资价值。从而这两家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有可能在今年年报披露之后短期内得以进行。

　　据有关人士透露，最初国务院只选定建行作为股份制改造的试点，并要求建行将制定的股改方案上报国务院。但中国工商银行和中行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在制定股改方案，并要求作为股改试点。建行在四大银行中规模最小，但资产质量最好，不良贷款比率最低，到2003年9月末已经低于12%，而其资本充足率在四大银行中仅次于中行。由于2002年7月中银香港成功上市，并且中行在2003年12月成功减持中银香港10%的股份，其资本金较为充裕，资本充足率在四大银行中最高，2002年底达到8.15%，而不良贷款比率仅高于建行，2003年9月末的不良贷款比率为18.07%。在四大银行中，中行和建行股改需要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规模相对而言更小。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政府已提议将1000多亿美元资金专门用于调整银行资本结构。报道援引一位高级财政官员的话说，下一个获得注资的将是中国工商银行，但注资金额和时机尚未确定。

　　有业内人士分析，四大银行改革的逻辑有可能是：建行和中行首先进行股份制改造，吸引境外投资者参股，然后再上市——通过向投资者转让国有股份获得资金，用获得的资金来解决工行的资本金不足问题，通过工行股改和上市筹得的资金再来解决历史包袱最重的农行的问题，这是一个连环套，启动资金就是这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银行业生死时速

　　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是国际金融界人士的第一反应。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专司中国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梁红说，国际投资界人士普遍认为，到今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才会采取行动，下决心解决银行的问题，这比国际投资界料想的时间要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则表示，这件事情表明本届政府不仅有坚强的决心，而且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迄今为止，启动于1993年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已经跨越了整整十年，期间经历了三届政府，三位总理。1993年，在李鹏总理第二届任期的头一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要把中国的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而国有银行改革路径的真正明确是在2001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第一次提出，要把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为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现代化大型商业银行，并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按照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更新经营管理制度；第二步，将有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三步，将符合条件的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开上市。

　　在此之前，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银行的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先后剥离了四大银行1.4万亿元不良贷款。依照央行的思路，此举旨在以资金换机制，但是实际收效却与预想相差甚远。或许正因为如此，在2002年，央行似乎一度想放弃继续以国家财政主导支持国有银行解决历史包袱的思路，提出四大银行应立足于通过压缩风险资产和增加自身积累来充实资本。同时，研究和提出采取其他方式，包括实行股份制改造，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规定的标准。

　　然而，金融界人士的普遍看法是，在四大银行资本金充足，不良贷款率降至合理水平前，外来资本是没有兴趣参与四大银行改制的，而根据戴相龙给出的银行业改革的5年时间表，四大银行通过自身积累充实资本金在短期内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戴相龙的银行业改革时间表相对应的是，2006年，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据此，留给本届政府的时间还不到3年。

　　与戴相龙的银行业改革时间表相对应的是，2006年，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据此，留给本届政府的时间还不到3年。

　　在中国政府为国有银行的改革支付了巨额成本之后，被视为成功经验的渐进式改革在银行业的腾挪空间却越来越小，而且，10年来银行业改革更多在技术层面上展开。1月6日，中国建设银行发言人坦承，建设银行的渐进式改革一直没有真正触及到股权、治理结构等核心层面的问题。

　　很显然，中国政府再也拖不起了。决策层必须下决心寻求打破僵局的解决方案，而其核心就是解决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贷款。这个任务留给了接任不到一年的新一届政府手中。

　　尽管这两年四大银行每年都把营业利润的大部分用于提取不良贷款准备金，但不良贷款覆盖水平仍然很低，不足以覆盖不良贷款损失。因此，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提足不良贷款损失准备金之后，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会大大下降，有的银行的资本金甚至是负数。刚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要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一些研究者认为，四大银行至少需要8000亿元至10000亿元才能达到8%的底线。

　　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再二次剥离之后，如何补充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就成了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业界一度传言，财政部将对四大银行再次注资，注资规模为8000-10000亿元。但从当前中国财政现状来看，指望国家财政拿出8000-10000亿元，甚至其中的一半都根本不可能。发行次级债的方案刚刚由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短期内不可能大规模发行次级债来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四大银行中只有工行试探性地准备发行30亿元的次级债来补充次级资本。通过发行次级债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

　　一些金融界人士因此表示，以外汇储备注资，尽管出乎预料，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国有银行的后续动作

　　标准普尔指出，中国政府对内地银行直接注资一事充分显示中国政府在银行改革上的立场更趋坚决。邬润扬博士则说：“这也是中国特色。”他认为，用外汇储备补充资本金，并规定这些外汇储备不能兑换成人民币放款，并不会增加基础货币供应而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巴黎百富勤中国董事副总经理陈兴动指出，从理论上说，这两家银行可以将其外汇资产变现，并且以外币贷款给其他公司，如果贷款公司把这些钱直接或间接兑换成人民币，并最终在外汇市场上卖给中央银行，可能带来多重影响，比如高通胀的风险。

　　而按照国家外管局发言人的说法，用外汇储备向试点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投入。经国务院批准，依法注册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派人员组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

　　据此，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从以前百分之百由财政部出资变成财政部和央行共同出资，并且央行已经取代财政部成为第一大国有股股东。有的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央行的首要职能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是通过商业银行来进行的，一旦央行成为商业银行的股东，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会受到影响？

　　魏加宁说，关键在于补充资本金以后的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真正建立起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起真正的董事会，能否成功地引入战略投资者，直到上市。他说，国家花钱能否为国有商业银行买到好的机制，今后是否会出现新的包袱？这恰恰是我们最担心的。

　　标准普尔也表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信用评级调升，将取决于银行支付能力的提升、政府的持续支持和银行风险管理的强化。

　　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这个决定事实上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将全面提速。下一个阶段的改革将出台若干“重头戏”，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将加大内部改革力度，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也表示，全面实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各项预期目标，不仅要加快深化内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还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和内部控制体系，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魏加宁说，要走好后面这一步，至少有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一是政府真正把银行当企业来对待；二是银行行长真正由董事会到经理人市场中去寻找，而不再由党或政府任命。

姜南

　　　　　　　　　　　　　　　


　　　　　　　　　　　　　　　450亿美元外汇注资背后：中央政府改革思路转变

　　　　　　　　　　　　　　　　　　　　　　　　　　南方周末

　　从财政无偿注资到成立汇金公司用外汇储备有偿注资，中央政府在国有银行改革思路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为四大国有银行提供免费午餐，也不再采取“排队分果果”式的同赏同罚。

　　出人意料的并非是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此举早在预料之中，不在预料之中的是注资方式：居然采用了罕见的外汇储备，而非传统的财政注资。

　　1月6日，国务院宣布选择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二者注资，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注资已经于2003年的最后一天完成。

　　上述消息立即引起举世关注，在国内，新浪网在两日之内就出现了1万多条的网发评论，沪深两市的银行类个股则应声而涨，出现了一波行情。

　　1月7日，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宣布把两家银行的长期外币评级展望由稳定提升为正面。1月8日，穆迪宣布将财务评级为D-的中国银行和E+建设银行确定为稳定。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说：“此举给中国银行改革注入新活力，使中国银行改革重新迈开步伐。”花旗环球金融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则简明扼要地评价说：“这意味着中国的银行改革提速。”

　　很明显，改革路径的选择凸显了中央政府一石二鸟的战略意图：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同时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前一个意图又居于核心地位。

　　对筹划良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

　　不再有免费午餐

　　2003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4032.5亿美元，比2002年年末激增11684亿美元，是历史上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一年。但是，外汇储备的增加并非全是利好，它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压力，并且在国内出现经济过热苗头的情况下，又会助长通货膨胀。

　　同时，财政情况并不乐观。去年中央财政的收入为2万亿元左右，赤字在3000亿元左右，需要财政掏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诸如填补社保基金窟窿、建设足以应对诸如SARS这样的紧急疫清所需要的快速反应医疗体系和基础医疗体系等事情都需要财政掏出大量资金。

　　采用罕见的外汇储备，而非传统的发行次级债、特别国债或者财政直接拨款，这是本次注资不可忽视的背景之一，但显然并非问题的全部。

　　在注资方式的表面变更之后，实际上隐含着中央政府在国有银行改革思路上的重大转变：中央政府不再为四大国有银行提供免费午餐，也不再采取“排队分果果”式的同赏同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长达10年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这一改革在1993年启动——中，这种改革方式被证明效果不彰。

　　1998年和1999年，中央政府曾经启动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1998年，财政向四大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又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中央政府当时曾经警告说：“这是最后的免费午餐”

　　但是从那以后到现在的5年内，留在四大行体内的未剥离不良资产和新增不良资产的累计又已经达到2万亿元。经济学家们把这种现象视为“道德风险”的典型。

　　这种并不成功的改革，促使中央银行改变思路，新方法是：利用四大行对竞争的担心，区别不同情况给予奖励。那些获得关键性奖励——比如第一个得到资金注入，第一个获准上市——的国有银行，将获得先发优势，成为行业领头羊，这一点对四大行来说，具备致命的诱惑力。

　　方案的设计已经彰显这一思路。

　　4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800亿元——的外汇储备并非泽惠全部四家国有独

　　资商业银行，而是给予了其中的两家——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它们备获得225亿美元的注资。此前—年，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已经展开激烈的上市竞赛，上报了股份制改革方案，但是，前二者最终胜出，原因在于二者有更好的资产质量，相对充足的资本金规模。

　　注资并非免费获得，两家银行必须向新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利息。中国银行的新闻发言人王兆文表示：“从收到这笔钱的第一个小时起，我们就必须为其支付利息。”

　　必须指出的是，中央汇金是作为出资人身份出现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强调说：“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投入。”也就是说，一旦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成为股份公司，汇金公司就可以将这些注资转为股权，从而成为两家银行的股东。而汇金公司的既定职责，按照外管局负责人的描述，是“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

　　这家去年12月16日才成立的公司，将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担任董事和监事。

　　显然，上述改革方案设计与1998年和1999年的注资和剥离大不相同。前者设计了明确的返还和约束机制，并且在四大行内部引入了竞争，而后者对四大行的扶持是“一视同仁”的，四大行享受到的是“免费午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内处于事实垄断地位——四大行资产占银行业资产总量的60，国有重点企业贷款份额的80，国有重点建设项目贷款的70，在这种清况下，后者的改革并不能形成自发的竞争动力。

　　央行研究局前研究员陆磊说：“这次改革提了两句话，一是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要严肃追究银行内部责任人，一是要严厉打击逃废债。这是第一次注资和剥离时没有明确过的。”

　　注资仅是第一步

　　450亿美元的外汇注资，将使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2002年末两家的资本充足率分别是6.91、8.15——提升到约15左右，但由于这些注资不被允许用来核销不良资产，在短期内，两家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截至2003年9月末，两家的数据分别是11.92和18.07——都难以迅速大幅下降。

　　这样的不良资产率水平，高于央行的降到10%以内的要求，也远高于外资银行的普遍坏账水平，比如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就分别只有27和3。

　　也就是说，资本金的补充，仅仅是完成两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的第一步，如果不良资产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二者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吸引力仍然十分有限。

　　按照常规，核销坏账的资金首先来源于拨备(呆账准备金)，其次来源于拨备前利润，再次来源于资本金。

　　建设银行2002年必须计提100准备金的损失类不良资产就达到569亿元，但是相应的准备金只有350亿元；中国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为1874亿元，准备金也只有900亿元。以2002年的情况来看，两家银行的拨备都不足以核销不良资产。

　　至于拨备前利润，陶冬介绍说，依据他们的测算，按照现在四大行的利润增长水平，至少需要20年时间才能化解不良资产。显然，这也不是快速降低不良资产率的捷径。

　　剩下的途径就是用资本金冲抵了。由于四大行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所有者权益人是财政部，因此用资本金冲抵坏账必须经过财政部批准。

　　根据《财经时报》报道，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日前透露，将允许两家试点银行用原有的3000多亿元所有者权益对不良资产损失进行冲销。如果此言不虚，那么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难题将很快迎刃而解。

　　如果此言为虚，那么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仍需与不良资产打一场硬仗。这场战斗可能包括向中央银行争取不良资产证券化、自主处置不良资产、中外金融机构合作处置不良资产等方面的新措施和优惠措施，以及加强对新增贷款风险的控制。

　　对新增贷款的风险控制可能是重中之重。黄益平警告说，得益于宏观经济好转和巨大利差，过去两年，银行获取了大量利润，并因此勾销了大笔坏账，但是同时，银行也迅速发放了大量贷款，并且这些新贷款中的很大部分进入了带有很大泡沫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必顿警惕经济增长放慢的影响。

　　从“输血”到“造血”

　　最近两个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李若谷、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思路。

　　这一改革思路，大而言之，是要先选择一到两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改革试点，具体来说，则是所谓的“三步走”：第一，解决不良贷款和内部经营机制问题；第二，把它们改组为股份制公司，按照公司治理的原则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后是在时机成熟之际，让它们上市。

　　这个“三步走”的第一步，现在看来，为四大国有银行“输血”的成分多些，而后两步则着重于“造血”机制的建设。显然，如何“花钱买到机制”，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平滑过渡是改革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认为，这个机制包括：补充资本金后的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真正建立起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能否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否建立起真正的董事会，能否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及最后成功上市。

　　显然，这些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会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比如改革国有银行过长的管理链条，削减庞大的员工队伍，重新对银行进行战略定位，设计新的绩效考核和薪酬体系，以及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等。因此，从“输血”到“造血”势所难免，但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不管如何，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往资毕竟启动了新一轮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大规模改革。1月8日，周小川对外强调，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将全面提速，下一阶段的改革将出台若干“重头戏”。

　　分析人士相信，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会在未来的12个月到18个月内接踵上市。建设银行有望拔得头筹，通过上市筹集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

　　之前，中保财险和中国人寿接踵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特别是后者，筹资规模达到30.1亿美元，为2003年国际资本市场最大的公开招股，民生银行也将于近期在H股上市。如此大密度的国内金融机构海外上市，会不会使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失去兴趣或者失去承受能力？

　　“大家都在看中国市场，这是毫无疑问的，承受能力也不是问题，关键是投资者对你有没有信心。”黄益平说。

　　国际投资者和评级机构对中国的银行业一向比较悲观，他们总是抱怨无法依据公开信息来判断银行的真实问题和真实业绩。黄益平说：“中国银行业要扭转国际投资者的这种悲观看法，必须改变外在形象，增加透明度，另外要改善资产质量。”

　　除了要致力于赢得投资者信心外，两家银行上市还面临着是分拆上市还是整体上市，是在内地、香港还是纽约市场上市的系列问题。

　　而上市的最终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大规模的资产重组是否成功。

姜南

　　　　　　　

　　　　　　　　　　　　　　　 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前进还是倒退?

　　　　　　　　　　　　　　　　　　　　　　　　　　　　　21世纪经济报道  
　
　　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前进还是倒退？主动抑或无奈？

　　【学术激辩】
　　特约撰稿　王曦

　　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一大步。但这退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又能前进多少，恐怕很难说清楚。
　　因此，这次注资事件的意义还在于，它引发了我们对金融体制改革本身的思考。

　　国务院宣布成立汇金公司，注册资本合450亿美元，由外汇储备全额拨付。这450亿美元再由汇金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行全额注资，充足其资本金比率。据称，这只是利用外汇储备大规模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行为的第一阶段。

　　决策层、媒体和学界对此多持支持的态度。但作者发现，在这些积极的论点中，其论证可能并不全面和深入。

　　有没有必要注资？

　　总结相关报道，此次注资的理由主要有四个：直接目的是提高建行和中行的资本充足率，将资产负债表做漂亮，达到两家银行短期境外上市的要求。第二个目的是降低过高的外汇储备，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第三个目的是通过上市实现境外融资，而更主要的是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进高层次的管理人员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最终目的是：通过上市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商业银行股份改制，完善银行治理结构，摆脱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益低下的局面。此外还有一个辅助理由：450亿的外汇储备只占我国总储备的10％左右，不会对我国外汇储备总水平造成大的影响。

　　这个目标体系被广泛称好，有人称其为“一石二鸟”或“一石多鸟”的奇招。

　　毋庸置疑，本次注资力度巨大，足以使得两家银行取得漂亮资本充足率指标：按照两家银行发布的2002年年报和各225亿美元的新注资金，两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达到15％左右；分析师预计，获得政府注资后，这两家银行将一次性冲销损失类资产，坏账比率将大大低于10％。在两家银行积极的股改下，以某种方式实现境外上市是不成问题的。但上市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尝试从纯学术的角度，讨论一下实现其他理由的合理性。

　　外汇储备、国际清偿力与注资规模：国际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即中央银行）能够直接或通过有保障的转换性运用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用来稳定其汇率的资产”（十国集团定义），主要指外汇储备，还包括黄金和特别提款权等。国际储备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稳定汇率能力的良好指标，科学的指标应是国际清偿力（InternationalLiquidity）。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是国际清偿力的机能性（Functional）定义，是指“一国在不必采用经济调整的情况下，对其国际收支赤字进行融资的能力”（Williamson，1973）。它除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储备，还应有：借入储备的可能性、商业银行的外汇握存、外贸商品存货、赤字时外国人持有本币的意愿以及利率政策吸引外资的能力。

　　外汇储备并不等于国际清偿力，就存在二者之间的转换问题。为了简化和清晰化分析，这里仅考虑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外汇资产，即定义：国际清偿力＝中央银行外汇资产（即外汇储备）＋商业银行外汇资产。这样，单位外汇储备所代表的实际清偿力为：（外汇储备＋商业银行外汇资产）／外汇储备＝1＋商业银行外汇资产／外汇储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2002年第三季度，中国内地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外汇资产之比为55％。而同期，香港、日本和德国的这个比率分别为366％、170％和843％，远高于中国内地。这种情况也是必然的：我国实行经常项下强制结售汇制，中央银行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外汇存量，而商业银行只有少量外汇存款。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不存在强制结汇的规定，外汇资产更多的是积富于民。

　　再根据前面的公式可以得到：同是1美元的外汇储备，它在香港、日本和德国所代表的国际清偿力分别是中国内地的3倍、1.8倍和6倍。再通过简单的换算，我们可以得到：如果中国内地具有与香港、日本和德国相同的国际清偿力结构，则名义上的4000亿美元储备只分别相当于1416亿（计算公式：（1＋0.55）×4000／（1＋3.66））、2357亿和699亿美元的以国际清偿力为基础的外汇储备，以后简称清偿性外汇储备。

　　从道理上讲，除非遭遇重大的国际支付危机，中央银行有权动用的只是它手中持有的外汇资产，其他部分的国际清偿力应为民间所有。那么如何看待450亿的注资规模呢？以清偿性外汇储备来换算，450亿美元的注资行动分别动用了中央银行家底的32％（计算公式：450／1416×100％）、19％和64％。据报道，下一步工行上市，外汇储备将再注资400亿。这样，合计的950亿美元将分别占到总家底的67％、40％和134％。

　　融资、战略投资与先进管理方式：短期内，建行和中行事实上没有进一步融资的必要。从1995年开始，我国银行体系在总体上实现了从“贷差”到“存差”的转变。观察建行和总行的资产负债表，货币存款部分的资金来源足以应付贷款性的资金运用。当然，在长期，商业银行通过上市融资改进资本结构，这无可厚非。

　　据报道，上市的最重要目的应该是“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进而“引进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与先进的管理方式”，后者是最主要目的。其暗含逻辑是：战略投资者一定会带来管理人才和新的管理方式。

　　为了获得增值收益，战略投资者入主和控制上市公司，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是战略投资者是否有积极性来改善中国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呢？可以预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盘将是超大的，投资者未必有这个实力有能力进行资金总量控制，取得公司管理的话事权。其次，即使投资者有这个资金实力，他也未必会去争取，因为他面对的将是以国家为后盾的主流金融机构，最后，即使投资者争取到了管理机会，在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大熔炉里，他能够有多少作为还是个未知数。

　　另一方面，可以乐观地判断，如果认购价合理，IPO阶段不会缺乏战略投资者。但这些投资者看中的是中国经济的总量发展，政府的强力支持，因此投资没有明显的安全性风险。从这个角度上看，这种战略投资最多只能称为是投机型的战略投资，而非管理型的战略投资。从目前中国几家海外国有上市公司（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看，我们尚未发现有任何管理导向的战略性投资。

　　上市究竟有多灵？

　　似乎有这样的倾向：国有银行只要搞股份制，搞上市，就能解决亏损和坏帐问题。那么，这种观点是否有实证依据呢？或者说国有企业上市之后的绩效是否会有所提高呢？

　　对此，作者利用各种资源，查阅了诸多文献。唯一可能的证据来自于澳门科技大学的SamuelG.H.Huang在“2003年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前沿研讨会”上公布的一个研究（很遗憾，作者未能阅读到全文）。他使用香港大学所有的国有上市公司的文件以及香港证交所的公开文件，应用不同的实证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在香港上市的H股的公司绩效，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在香港上市的国有公司不论用什么方法分析，44家H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效益确实变坏了；二是相对于44家香港的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变坏的程度要小。Huang认为，国有企业上市以后有两种相对的效应，负的上市效应（IPOeffect）和正的私有化效应（Privatizationeffect）。上市效应相对于私有化效应来说占主导地位，这可以解释第一个结论；其次，国有企业上市的私有化效应或者说民营效应是正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负的上市效应。

　　但作者对Huang的解释表示怀疑，因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境外上市的动机和市场运作机制并不完全一致。一些上市国有企业的绩效表现可能带有某种象征性或指令性的含义，因而表现出一些人为的成分。事实可能也正是如此。我们清楚地记得，为了维护中国移动的股价水平和公司绩效，本来早就该取缔的手机双向收费制到现在仍在实行。

　　目前我们缺乏上市能够改进国有企业绩效的有力证据。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学术界尚缺少系统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想强调的是，关于股份改造和上市的绩效影响，我们还是应该立足科学的分析。毕竟，我国经济转型中，国企改革承包论的“一包就灵”和财政分权论的“一分就灵”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教训。

　　注资与公司治理结构：据报道，在注资后，建行和中行将利用全部自有人民币资金冲抵坏帐，而用新注资金作为所有者权益。然后实行全方位的公司治理改革。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下，调动全行力量，最终建成具有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树立良好典范。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以上目标，这次外汇储备注资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上市不一定能改变绩效，我们不一定非要短期内上市。也许短期内上市与否并不重要，但重要的问题是，利用外汇储备这种方式进行注资，是否合理、合法？这次注资事件对于整个改革进程意味着什么？

　　外汇储备注资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次注资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地方是利用国家外汇储备进行美元直接注资。注资过程是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载体实现的。汇金公司的惟一出资人为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出任公司董事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炼出任公司总经理。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分别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合理性问题：外汇储备、借款还是外汇储备？

　　为国有企业或银行注资，有三种可能的渠道：财政注资、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以及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直接注资，其中第三点为中国首创。

　　按照企业的管辖性质，国有企业或银行隶属于国家财政部门。因此国际上通常是采用财政国债方式注资，即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筹资之后再注资国有经济。

　　一般地，各国为了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都以法律明文禁止中央银行向财政借款或投资，也禁止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因此，第二个方法一般不具有可行性。

　　外汇储备注资是中国首创，该方法是否合理，取决于对外汇储备功能的定义。按照“十国集团”的定义，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能够直接或通过有保障的转换性运用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用来稳定其汇率的外汇资产”。它的唯一功能是融通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国汇率稳定。而按照外管局发言人的说法，外汇储备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保证国际支付和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两个定义确有出入，而且何谓“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可以有多种理解。作者认为，在中国这种特定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如果能够保障外汇储备注资的收益性和回收性，适当地扩充外汇储备的传统定义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说它基本合理，是可以接受的。外汇注资在中国也不存在执行面的困难，因为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是直接受国务院领导的。但问题是，“合理”不能保障“合法”。

　　合法性问题：按照媒体的说法，新成立的汇金公司作为建行和中行的最大股东，同时负有监督两家商业银行的责任。汇金公司法人、董事会和监视会基本上为人民银行及其直属机构外汇管理局的高层人员。此时，只要他们在事实上哪怕是代表了一点点的人民银行意志，人民银行也就在事实上进行了越权监管。这违背了《人民银行法》对人民银行职能的规定。

　　其次，根据第4条第7款，人民银行负责经营外汇储备。“经营”的经济含义是要实现资本的增值。人民银行通过汇金公司入股商业银行，有媒体报道注资的直接目的是要冲抵银行坏帐。如果这样，能否谈得上“经营”，确是一个问题。

　　再次，虽然《人民银行法》并未规定人民银行不可以直接经营企业，但从国际惯例上看，各国对此一般都是十分避讳的。但按规定，汇金应力争使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

　　还有一点比较模糊。第6条规定，人民银行应对全国人大提出工作报告。这里可以有两个解释。如果这个工作报告只是事后工作总结，不存在法律问题；但如果工作报告中包含有事前的计划成分，人民银行就应该在计划中向人大汇报有关的重大举措。

　　最直接地，第14条规定，人民银行工作人员不得在任何金融机构、企业、基金会兼职。汇金公司的高层结构，应该是对这一条的直接违反。

　　另外有消息称，汇金公司可能会归并给财政部。如果消息属实，人民银行将在事实上构成对政府财政的透支，这违反了第29条。

　　潜在与善后的问题外汇储备注资超乎常理，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创新，我们有必要对其经济影响进行一个前瞻性的思考。这包括以下问题：◎汇金公司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监督商业银行改制？

　　在经济学上，激励来源于利益。那么究竟有什么样的利益来驱使汇金公司来行使对商业银行的有效监督呢？即使存在激励，汇金公司又是否有能力进行监管呢？据媒体报道，汇金公司目前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专职经营人员，如何进行监督？

　　◎事实上的双重监管如何协调？

　　汇金公司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银行，注资发生后，商业银行很可能将面临双重监管：银监局和人民银行。那么，如何协调汇金与银监局对商业银行双重监管的混乱？这是否是政出多门的重现？

　　◎谁来监管汇金公司？

　　国务院是汇金公司的唯一出资方，作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的直属企业，又有谁来监管汇金公司呢？如果说全国人大具有约束国务院的能力，但人大作为一个立法机构，根本没有长职办公人员来进行监管。

　　◎450亿美元如何使用，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

　　如果商业银行将450亿美元兑成人民币营运资金。则在这个过程中，450亿又回到了外汇储备库存中；同时，货币发行增加了3700亿，通过货币乘数放大成为货币供给，经济中出现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有报道称，在短期内美元注资不得对换成人民币。但是长期又如何？再者，如果这450亿美元短期内能够进行美元境内贷款，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被贷款人把它们兑成人民币，这与商业银行能够直接兑换人民币的情况就没有任何根本不同。遗憾的是，我们尚无法得知这些注资美元的具体操作方式。

　　◎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如何体现？

　　人民银行通过事实入股商业银行之后，还如何实现其独立的制定货币政策的职能？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加披了一层保护衣：如果商业银行倒闭，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注资流失，它将无法向人大交代。这层保护衣正是人民银行给与的。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汇金公司的高层中，似乎有意地避开了银监局的成员。这避免了这样的难题：直接的监管者同时又是股东和经营者。

　　如果换一个角度，这次注资可能是决策者的一个无奈选择。毕竟，财政方面已经在1998年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满足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没能解决银行治理结构的根本问题。再者，由于利率偏低，国债拍卖已经有几次流标。最后，财政面本身已经捉襟见肘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8）的计算，政府广义负债比率已经高达47.85％。

　　问题的根本在于，国有银行坏帐这个窟窿太大，短期内难以填补，但注资已经在事实上开始了。善后工作至少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对于法理上的问题，相关部门必须尽快对全国人大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可以考虑的形式之一就是相关高层的职务和人事变动。

　　◎对于学理上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对注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新注资金的运用范围，商业银行改革的一揽子计划进行说明。

　　◎政策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办法，明晰汇金公司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与人民银行和银监局的关系。尽可能地避免双重监管和政出多门。

　　◎如果没有充分详尽的事前计划和估计，以及对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450亿美元及后续储备注资绝对不能变为任何形式的营运资金。

　　◎商业银行必须进行彻底和周密的股份改制，还包括官本位的改造、人员素质的提高等，努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

　　◎在商业银行改制完成并良好运营之后，汇金公司逐步撤资，归还外汇储备，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金融改革理念的“退”与“进”

　　从目前披露的一些公开信息分析，暂时很难否认，这次注资的确在某些方面意味着改革的“局部倒退”，表现在很多规则性和法律性的东西再次被打破：机关、事业单位不能兴办盈利性的经营实体的规定；《人民银行法》对人民银行职能的规定；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改革方向；可能的政出多门的再次出现；操作面违背法规的嫌疑。

　　诚然，我们可以说：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一大步。但这退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又能前进多少，恐怕很难说清楚。

　　因此，这次注资事件的意义还在于，它引发了我们对金融体制改革本身的思考。

　　改革的深入与改革方式的改革：对应于资源配置的X低效率，在改革的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或“试错法”式的改革思路是合理的。然而，“试错法”改革意味着改革者既不能了解改革的后果，更不能区分制度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改革者势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对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这种情况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愈加严重。因此，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改革应该已经不是大开大阖，而应该是精雕细凿。

　　对此，作者十分推崇克林顿的经济管理理念：当不能进行重大的政策推进时，我们可以每天解决一两件小事；日积月累，就不再是小事。诺贝尔奖得主托宾对克林顿的评价是：我不太懂他的政策，但他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实上，我没有见过比他更精明的家伙了！

　　中国的改革空前绝后，其中必然蕴涵着无数的创新。我们要强调的是，到了改革的深入和攻坚阶段，新的改革措施必须进行论证。并且，这种论证必须是真正客观、全面、充分和具有前瞻性的，是科学的论证。这种论证应当是由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人员领头，由全国人民参与的论证。这样才能减少决策的偏差。

　　当前金融改革的次序：这次注资对我们的观念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当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巨大的阻力，没有很好的经济改革方案时，我们是否要站得更高一些，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关系和次序问题？反腐先行还是上市先行？

　　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和银行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经营面的，而是体制面的。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就必须反思改革推进的总体安排。

　　相信此次决策层在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证，从其甘冒巨大风险以及此举的巨大代价上看，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近乎决战的时刻，颇有壮士断腕的味道。至此，我们有幸看到了决策层的坚强决心，也深刻体会到了决策层的“两难”之境。

　　无论如何，这次注资无非有两个结果，一是通过付出不菲的代价，终于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使其成为稳健运营、效益良好的商业银行；二是国有商业银行积重难返，最终这几百亿乃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将付诸东流。

　　当然，作者唯一希望看到的是前一个结果。（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陈平、陆军教授对本文的有益讨论）

　　在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相关法律条文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不具备银行监管职能（根据第2条和第3条）。

　　◎第4条第7款：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

　　◎第6条：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业运行情况的工作报告。

　　◎第14条：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在任何金融机构、企业、基金会兼职。

　　◎第29条：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转型经济宏观经济、货币理论与政策
　　曾在《经济研究》（1998.5、2001.10和2002.6）、《经济学（季刊）》（2003.4）、《管理世界》（2002.4）和《世界经济》（2002.12）发表论文。

姜南

　　　　　



　　　　　　　‘中国政府外汇注资：银行危机向货币危机转化 　


　　　　　　　　　　　　　　　对话人：蔡重直　王巍

    (蔡重直，中信公司董事　；王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巍：年初开门就是一件大事，政府宣布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很快财政部也有一个说法，注资之后两个银行可以用原来资本金核销3000多亿的不良资产。这个事情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在官方刊物上看到很多人讨论这个事情，大家几乎是一面之辞地称好，随之国外的评级机构如标普和穆迪也立即调级，给予积极的评价。另外一方面，我们周边很多朋友都觉得看不清楚，需要深入理解，或者表示一种怀疑。但由于站的位势和专业知识所限，也一时说不清楚。

　　我上网看了看一些学者的长篇大论，更是一头雾水。许多宏论将此次注资归结为是国内银行改制的需要，运用排除法，说财政没有这个钱、外资没有这个钱、民营没有这个钱，发债也不行，因此只能靠国家外汇，把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金融政策和政府管制哲学的问题转换成为改制而找钱的技术问题。同时，也就将银行体制改造的思路进一步捆绑在注资上了。非但不对过去多次动辄成千上万亿的输血行为(注资、不良资产剥离、发债等)做一点检讨，而且找出若干理由为之解释。

　　我们的角度与政府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民间的不同声音、业界的讨论应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得到一个反映，至少有抛砖引玉之功会推动大家的一些思考。

　　蔡重直：我认为，这一次注资行动涉及到三个非常宽广的问题。第一个是注资的法律程序问题。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还是倒退？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不光是银行的事情，也不光是政府的事情，是关系到每一个人民币持有者的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大事，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只要你持有人民币，就跟你有关系。

　　第二个问题，450亿美金相当于3700多亿人民币，如果再要注资到1000亿美金的话，就相当于8000多亿人民币，这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我很担心，这450亿美元的注资口子一开，会引发或加快银行危机向货币危机转化。

　　第三个问题，银行改革的关键是什么？用钱可能买来新机制，也可能买不来新机制，但是，新机制肯定能够创造出金钱来。巨资“人造美女”不是真“美女”，难道就没有其它路可走了吗？

　　一问：“注资”的决策程序？

　　王巍：应当有个认识前提，就是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必须意识到政府政策的局限性。政府和企业、个人一样，在成熟的市场上应当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要靠经济契约来规定权利和义务，来调整彼此关系。因此，一方面在要求提高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的同时，反过来也应当要求政府也要有政府治理。政府在做出任何重大金融政策的时候，必须理解你的政策的实施是不是还要依赖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关系，这个政策出台以后会发生变化。本来准备开枪打别人，开枪后子弹却拐了一个180度的弯打在自己的后脑上，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比如说，前些年国有股减持的政策直接导致1万亿国有资产没了，这么大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说清楚。

　　对于这次注资，业界也是感到突然，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来进行的？是业界水平太低未能理解中央的雄才大略，还是政府再次撕毁合同，再次出手用国家的财富(或者是负债)来援助两个不成器的企业？一个立志走向法制的国家政府，一个正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于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管制行为必须有规则上的约束，要公开化，要获得各种社会不同参与者的共同监督。本次注资不单单是金融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宏观管制政策和政府治理的大问题。

　　蔡重直：我觉得首先要从国家外汇储备的定义讲起，国家外汇储备的定义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来讲，就是，国家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当局所持有的，用于国际收支逆差弥补和维护汇率稳定的流动性资产，这个流动性资产就是硬通货。外汇储备的增加是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增加的结果，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发行也在同步扩大，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强制性结汇，例如，一个企业出口了1亿美元的商品，创汇1亿美元，这1亿美元到了中国之后，就被中央银行约按1：8.3的汇率，用8.3亿人民币把这1亿美元买了回来，企业得到8.3亿人民币，同时，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1亿美元。所以说，与这450亿美元相对应的3700多亿人民币已经投放到市场上了，而这3700多亿是基础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由于货币乘数作用，又产生了倍增效应，变成了上万亿流通中的货币，这上万亿人民币已经在老百姓手上了。这是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持有人的负债，人民币持有人是债权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全体中国人民，更准确地讲，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是国家外汇储备的债权人，是国家外汇储备的购买者和承受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称外汇储备是“政府外汇储备”，而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根本原因。当然，国家的外汇储备是由政府的外汇管理当局持有、管理和经营，但是，这改变不了“丫鬟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的性质。

　　财政收入的所有者是政府，由于它的“公共性质”，尚且需要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审议、批准和监督；那么，属于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的国家外汇储备，当它的一部分将不是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稳定汇率，而是用于(我称为“挪用”)到两家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和机制的原因产生的“实质性亏损”的时候，决定的程序应该是怎样呢？

　　想一想我们国家多年来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没有一件不是同“程序”有关。所以我讲，这是件大事，是关系到每一个人民币持有的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而不仅仅是银行的事。

　　王巍：中国还有190多家大型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按照同样的逻辑，他们也有充分理由去申请动用国家外汇来注资。　回过头来看，各行各业都有同样的理由按照同样的逻辑去要求外汇储备注资，所谓的程序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中国走到今天的时候，已经不单单是国有经济了，它有民营经济，有外资经济，有混合的股份制经济，它是多种不同成分。用国家外汇储备仅仅支持国有经济，是不是不公平？国家外汇储备这种公共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利益体中间进行分配，是需要进行深入讨论的。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做了许多解释，实际是回避了公用资源应用于特殊利益群体这样大的是非问题，在一些词语背后转换上也是用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

　　二问：注资带来的金融风险？

　　蔡重直：你说得很对，我很反感有关当局对450亿注资的解释，因为我觉得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有一些欺负老百姓不懂专业的味道。例如，为了给这一次注资提供法理上的根据，有关部门的发言人不惜修改国际通行的，也被我国业界普遍接受的国家外汇储备定义，将国家外汇储备的功能是稳定汇率改为了“稳定整个金融体系”，这个修改不要说老百姓不可能注意到，就是专业人士可能也不一定注意到。再例如，有关部门解释，这次注资，仅是充实银行资本金，而不是冲抵不良资产，弥补银行亏损的讲法。这好比讲，一个团的士兵已经战死，后备兵力也用光了，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团的士兵仅是作为后备，无论前方减员多么严重，后备兵力不能上战场一样。银行的资本是干什么用的，所有教科书和词典都讲，是银行防御风险和开办用的，是银行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公众信誉的。银行产生不良资产，首先是要用当年的利润来弥补，利润仍不能弥补，就是亏损，就要用资本金来弥补了。我们多年拨备不足，不良资产高启，资本金充实了不去抵消风险做什么？在关系到每个公民权利和利益的问题上，我认为，政府应该讲实话。

　　王巍：这一次政府一再强调是投资行为，但在表述当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说一个负责人谈到要收利息，从注资那天开始每天就要对资本金收取利息。再有，政府特别为注资注册一个公司，中央汇金公司，而且声称是严格按公司法注册的。很多媒体发现找不到注册地，找不到公司结构，章程、像一个壳公司。如果严格按照公司法注册，就不必同时说明是一个“特殊的政策安排”。至今为止，这个过程和主体始终对业界和公众保持一种神秘感，在很多技术安排上是混乱的。

　　蔡重直：我觉得这是因为由于450亿国家外汇储备用来注资，本身在法理上很难成立，必然在技术性问题上很难做得非常符合中国现在的法律和规章要求。

　　回到我在开头谈的第二个问题。媒体上讲，政府还要向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陆续注资1000亿美元。我算了一下，也差不多。我们知道，与国家外汇储备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帐户上的人民币占款，而这部分人民币是以与其价值相对应的随时可兑换或随时可购买国内所需商品的450亿美元为基础的，如果真的陆续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1000亿美元，那就是8300多亿基础货币，算上货币乘数，等于创造了几万亿流通中的货币，这上万亿人民币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脱离了商品基础的，因此，对中国的货币体系的稳定是一个大的威胁，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为这四家银行在2000年剥离所形成的1.4万亿中央财政的或然负债，再考虑到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资产质量……所以我很担心，以现行的解决银行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是否可能会诱发或加快银行危机演变成潜在的货币危机。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今天和昨天的国际收支顺差，并不代表着明天和后天的国际收支不逆差，今天和昨天的中国通货紧缩，并不代表着明天和后天中国货币不通货膨胀。在我看来，我国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已经离我们不远了，不要刚刚手上有一点外汇，通货稳定了几天，就离开法制轨道，为解决一些眼前问题，而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留下祸根。

　　王巍：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事实上是为一个旧的体制和经营机制再次输血。我们说过，中国的金融界是在所有产业中政府高度管制，最受保护的，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经济当中日益孤立的“行政孤岛”。在这里汇集了一批最强的，最有能力的管理人员，获得了免费的资本资源，而且随时可以利用政府特权获得免费的社会资源，同时却不可思议地创造出了最多的不良资产。相对于在体制改造中获得新生的其他产业，家电、纺织、钢铁、煤炭等等，我们有什么资格颐指气使地继续维护金融产业的特权？面对大军压境的全球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残守缺眷恋低能的金融管理与融资体制？我们一直在谈中国金融改革的出路何在？是不是能利用中国外汇储备增多经济发展强劲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在制度安排和运转机制改革方面做大的动作？

　　现在仍然把中国金融界和银行界获得新生再造的机会寄托在注资，或者是境外上市，或者是靠着让民营企业“买单”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中国金融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集体悲哀。

　　三问：中国银行业复兴的根本出路？

　　蔡重直：我去年有一个分析，到2002年底，四大银行的贷款余额是8万亿，在2000年剥离了1.4万亿的不良资产后，这四家银行还有26%的不良资产，这就是说，这8万亿贷款中本来有3.4万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应是45%。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据我所知，在全球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中可能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的情况了，不能不令人担忧。面对3.4万亿庞大的不良资产，四大银行的资本金是多少呢？在近几年银行增加资本金之后，四家银行的资本金应该是6200多亿。2002年四家银行拨备前的利润不过是1200多亿。仅以不良资产的拨备需要50%计算是1.75万亿，打完利润1200亿，把资本金6200亿全部冲销光，还差1万亿。如果银行一分钱不分红，一分钱不交税，全部去弥补坏帐，以现有的机制和经营水平需要10年。美国银行管理当局判断银行破产的一个标准是，打完拨备后的资本充足率若不足2%，即要退出市场。

　　我觉得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提法值得商榷，这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个提法让人觉得似乎是建国以来50多年的事。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不利于我们对症下药。我查了一下，到1992年底，四大银行贷款余额是2.3万亿，我们假定在这2.3万亿当中也有45%的不良资产，那就是1万亿，这说明，四大银行不良资产的70%是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发生的。这个数字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主导的银行业改革、对银行业的管理总体上看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对于这个事实，或者是对于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大家可以来讨论。

　　从国际经验看，银行危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或经营上的失误，另一个是在制度安排上和机制上出了问题。第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通过注资和融资可以使银行得以新生；而制度上、机制上、观念上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财务安排解决的。中国银行业搞到整体性“资不低债”、技术性“破产”无疑是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出了大问题。就像你讲过的，输血只能维持败血病人的生命，不把造血功能治好，再输多少血也是浪费。那么，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安排和机制上出现什么问题呢？我的看法是出在政府对银行的认识上，出在政府对银行的改革方向上，出在政府对银行的监管理念上。中国银行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方向、理念、观念、政治哲学上的问题，改革的重点是监管银行的政府，而不是银行，因为，中国的银行是政府一手塑造的，而不是银行家和市场发展的结果，政府的理念、管制哲学不变，银行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也是我为什么不赞成，用钱买机制的改革思路。我提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1。银行业首先是政府统治国家、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工具，还是一个产业？

　　2。中国银行业的秩序混乱、效率的低下、管理的落后、最后搞成技术性的破产，是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和管制不够、不狠、不全方位，还是政府不断加强的所谓“监管”、“干预”、“强势”、“统一”、“步调一致”抑制了金融的创新、破坏了银行自身的免疫系统、摧毁了银行的商人文化的结果？

　　3。　银行业是一个充斥着活跃的、不断创新精神的银行家的群体，还是一个充斥着惟上行事的官僚队伍？

　　4。银行是一个享受着自由、自主、法制、竞争　的企业，还是一个被全世界最多法规(红头文件和领导讲话)所管束，听领导“招呼”，体现领导意志的步调统一的金融大军？

　　这些问题不解决，银行注了资，上了市，仍然不可能“办成真正的银行”。非常有意思的是，去年12月4号，新浪网有一个调查，问题是，“你认为，上市是四大银行的救命稻草吗”？网民的回答是，7.4%的认为是，8.3%的认为说不好，84%的认为不是，是治标不治本。

　　总之，政治的、官僚的和行政势力的无约束的权力扩张，自由的、金融企业自主权利和银行家创新精神的极度压抑，是使中国银行业严重滞后、技术性的破产和支离破碎的根本原因。　政治的、官僚的和行政势力的大幅退出，自由的、金融企业自主权利和银行家创新精神的大幅张扬，是中国银行业复兴的根本出路。

　　王巍：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特别欣赏你最后结论性的那段话。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认为，如果我们不走巨资“人造美女”，待价而沽的路子，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的看法是，在新的经营机制下，在新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金融企业家们有能力像其他产业的企业家同行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中国金融界的困境。当然，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机制的产生的前提，是政府在对银行的认识上和管理理念上要有根本的转变。我认为，银行摆脱困境赶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就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使得银行的资产以每年20%以上，甚至40%以上的速度发展，这就是说，银行的资产2到3年就翻一番。这为重组不良资产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也为建立新的金融运行体制奠定了产业基础。我知道的许多地方商业银行在过去的5年中，即便在现存的体制下，通过业务创新和内部权益制度的安排，在一个好的领导者手上，能够根本上改变经营模式，取得了即便外国同行也不得不佩服的业绩。例如江苏的一家银行，资产近百亿，不良资产只有2%，而在5年前，同一银行的资产仅仅10亿，不良资产就有近6个亿。浙江的一个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仅为千分之三。你再看看浙江的所谓地下钱庄，其中的金融创新和经营效率更是令我们金融官僚们无地自容。中国民营金融家和更多优秀的体制内的金融家们长期呼吁政府管理部门转变观念放松管制，难道我们只能熟视无睹吗？你经历了用三年时间将一家濒临破产的香港银行拯救的历史，这也是一个佐证。

　　蔡重直：中国的银行业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但前提是，政府对银行的认识，政府对银行管理理念必须改革。

　　关于银行的起死回生我有亲身体会。1998年2月，我到香港嘉华银行做总裁兼CEO的时候，嘉华银行濒临破产，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香港金管局要求大股东注资，要求寻找战略投资者。但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大股东无钱注资，战略投资者也找不到。可是，通过三年的改革和努力，我们解决了5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从35%降到6%，贷款从200亿增加到了350亿，利润从1998年近乎亏损，到2000年底拨备完之后税前利润达6个多亿。为此，香港政府专门发信表扬，感谢我们对香港银行稳定做的贡献。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在香港银行业整体贷款余额连续三年萎缩的情况下，我们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拯救了这家银行，靠的是什么？我的体会，靠的是香港政府和银行监管当局严格尊重银行的自主性质，不干预；靠的是香港的法制和商业自由；靠的是银行家的创新精神和改革。1998年2月我去的时候，银行的高管有近20人，半年之后，这20个人全部被炒掉，换上了不是组织部安排的，而是猎头公司介绍的各方面的专家。我去一年多后，嘉华银行1090人里面有700人左右是新的，可以说这家银行在一年之内彻头彻尾地变了，换了一个崭新的机制，香港的英文杂志用“THE REMAKING OF A BANK”，即“再造银行”来评价。现在我常想，如果大股东注了资，能有新的机制吗？如果香港的金管当局亲自“操刀”来“掌勺”，而不是靠改革、靠银行家的创新精神，银行能起死回生吗？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中国的银行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好时期，贷款数量的大幅增长为贷款质量的改善和利润增加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我说，中国的四大银行完全可以不挪用国家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不侵犯“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权利”，而靠政府的改革，然后才是银行的改革来起死回生，“再造银行”。(中国企业家)

    凤凰网2004/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