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的醉翁之意

chulai

金融控股的醉翁之意
　　金融机构们及准备进入的业外机构们的各种想法辐辏于“金融控股”这一旗号
□ 本刊记者 凌华薇/文
　　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获准组建中信控股之后，金融控股公司成为当前金融界最为热门的主题之一。8月底在云南昆明举行“金融控股公司国际论坛”上，对此抱有雄图者云集。
　　他们的身份千差万别。有立足海外而近来返乡者如中银国际；有手中现金无数因之在前一段时间收集了搜罗了诸多金融机构股权的垄断国企如山东电力；有历经产业开拓艰难而后在金融界突进的实业巨头如海尔集团；有苦心经营多年迂回进入金融壁垒之内的私营资本先驱如东方集团；也有秘不示人的资本市场新贵如新疆德隆。
　　花旗集团（Citigroup）和通用电气（GE）——虽然前者在安然事件中损失惨重、声誉受损，后者也因过于复杂的结构与交易安排受到投资者质疑而股价下跌——是中国金融控股公司推动者们言必称之的两面大旗。构思由金融而金融控股者，挥舞的是花旗；构思由产业而金融控股者，挥舞的是通用电气。至于那些难以被列入这两类者，如几乎接受每一个金融机构投资机会的新疆德隆们，则暂以“海面下潜行的巨鲸”称，没人知道在冒出水面时它准备选择何种姿态。
　　冠盖云集，为的是“金融控股”的名目，一个在中国金融监管框架中尚不存在的说法。根据国际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的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中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金融控股公司出现，即便广被援引的中信控股案例，实则在其获准成立的文件中亦将其名称去掉了“金融”二字，亦不持有中信金融子公司们的股权。但推动者们选择忽视这一细节。他们坚称，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金融控股公司潮，主要问题是要为此现实正名；而且，无论是中国银行业在加入WTO之后保持竞争力，还是“打造”民族的世界级产业巨头，乃至给私营资本以成长机会，都有赖于“金融控股”这一利器。
　　说法可以天花乱坠，但观察者不妨有自己的视角。“我感到金融控股公司是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大型控股集团（不管是产业主导型还是非产业主导型）梳理内部的管理体制；第二条线是想办法能不能捞点金融牌照冲进这个行当。”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博士一语点破此次金融控股热的实质。
　　
资金富矿们的进取与退缩
　　近年投资于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国有大型垄断性企业集团可谓比比皆是。红塔集团、山东电力等企业手持巨额现金，在近年的证券公司、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及增资扩股潮中，成为重要的金融机构股权买家。收集的尘埃落定之后，缺乏对金融机构控制力的问题突显。在金融控股公司名下进行整合，如若得以批准，不仅可收归纳之功，更可一劳永逸解决合法性问题。
　　追逐较高回报，是它们进入金融领域的主因，但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令人满意。证券公司利润之不稳定，已给它们上了深刻一课。2000年度投资证券公司账面所获颇丰，但2001年度则风险毕现。当初贸然进入者在重思选择可能。通过组建金融控股逆流而上是进取之一策，而选择激流勇退者亦不乏其人。海通证券业绩在业内向称不恶，但在最近一次增资扩股时，出现了上市公司股东转让已持股份的现象，即为一例。红塔集团160亿元的对外投资额有40亿投资于金融，但2001年所有投资回报加起来不超过5亿元，金融投资收益恐怕数目更小。红塔集团于数月前易帅，市场正在密切观察其对外投资的走向如何。
　　事实上，这类资金富矿型国企近年在金融领域的大举突进，在清华大学教授朱武祥看来是不经济的。垄断性国企如此大规模地投资金融机构甚至尝试进一步组建金融控股，只能说明这类国企资金过于充裕，“应该向作为股东的国家分红，”朱武祥说，“那么多的集团公司有钱不分配，我不知道财政部是怎么管国有资产的。”
　　

“不想点辙怎么行”
　　张宏伟掌舵的东方集团多年来一直坚持迂回进入金融业的策略，参股民生银行成为第三大股东、参股新华人寿保险、组建中国民族证券……它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东方集团曾经被证券市场以金融控股概念作旗帜追捧——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它的收益异常稳定，配股条件在净资产收益率需达10％的时候，它在10％至12％之间，配股条件在6％的时候，它就在6％至7％之间。
　　但在表面稳定的业绩下，东方集团甘苦自知。根据朱武祥教授的统计：从1993年至今，东方集团先后从资本市场集资13亿元，但投资计划经常变更，公司战略非常不一致，比如有三次配股变更。当时设立的13个企业，到现在只剩下一家，1993年上市后投资的项目已全部退出，1996年配股资金投向的项目也已全部变更。
　　朱武祥认为，从以上数据看，东方集团没有企业整合能力，基本上只做金融替代功能，即投资者没有机会直接投资时通过投资东方集团而间接投资于金融业。市场对金融替代功能估值，则完全取决于政策壁垒或资本市场缺陷消融的进程。“将来东方集团可能完全变成虚的金融控股公司。”朱武祥认为要对这类策略保持警惕。
　　9月27日，新疆德隆针对机构投资者量身定做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手册《交叉销售的机构产品手册》出版——这一资本市场新贵在金融控股策略上发出的不多的公开信号之一。
　　对日前深发展公布公告称与美国新桥资本谈定股权转让协议，德隆相当介怀，“深发展的股权我们随时准备要，但（对方）就是宁可给外国人也不给我们。”一位德隆高级人士称。“归根结底，还是想进去的地方进不去”。
　　与东方集团相比，新疆德隆仍大体在水下作业。新疆德隆旗下德恒证券一位高管人士是其金融控股策略主要操刀者之一，隐约称德隆下面“什么都有”，覆盖银行、保险、证券、金融租赁等。“目前没有人知道德隆旗下究竟控制着多少家金融机构，媒体不知，监管机构也未必知晓”。之所以德隆行事如此秘密小心，是因为“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太恶劣”，“不想点辙怎么行？”他说。
　　

GE幻觉
　　海尔集团近年来在金融业界摧城拔寨，颇多斩获。2001年9月海尔收购鞍山信托20％股权，取得绝对控股地位，12月18日，海尔集团旗下的青岛海尔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正式开业，仅8天之后，海尔又宣布与纽约人寿各投50％共2400万美元组建合资的寿险公司。2002年初海尔以4亿元出资获得长江证券20％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并积极推动作长江证券与法国巴黎银行成立合资证券公司。2002年9月6日，海尔向青岛市商业银行增资5个多亿，使所持股份超过60％，十天后注册资本5亿元的海尔财务公司举行了盛大的揭幕仪式。至此，海尔投资金融已超过13亿元。国内比之以GE之声渐盛，海尔似亦以此自期。
　　但在表面的相似之下，海尔的金融控股思路与GE实际路径之间有鸿沟。中国财务公司协会信息部主任王宏淼对GE产业/金融整合有大量研究。他介绍，GE旗下GE资本的成长有着漫长的过程，1932年从GE内部的资金部起步，成立了通用电气的信贷公司，主要为通用电气的产品提供促销金融服务；到了60年代为自己的产品及其他产业的产品提供多元化的销售融资服务，80年代中后期，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多元融资业务态势发展，租赁保险业务发展很快，到了90年代通过大规模并购手段的运用，发展为国际化的金融集团，资产总量占到整个GE集团的85％，GE资本的名称也从早年的GE信贷、后来的GE财务而最后改为现名。
　　如果说GE的道路说明什么问题的话，它首先说明的是，实业公司的金融能力是内生性的，是在实业的成长中获得并扩张而不是自外并购而来。这跟海尔集团不是一个路数。
　　事实上，金融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具相当专业性而潜在风险巨大。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认为，实际上综合性的产业集团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国外都难有成功经验。较少金融风险知识的产业资本进入，虽不能说一定会失败，但失败的概率很高。王宏淼则指出，中国的企业集团做内部金融业务，监管环境、法律条件、信用基础等都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所以，“GE模式在中国的土壤条件不够”。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认为，海尔及类似的企业进入金融，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普遍的产能过剩所致。“高速增长20年后，产能过剩是一个大问题。”张平说。大量的资金要从实业中析出，追逐流动性、收益性较好的投资机会，而现阶段较理想的去处就是金融业。
　　作为已经被证明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张瑞敏来说，海尔最终走上GE路径的可能性有多少，当然会有一个理性的估计。但是，可能正像他自己所曾说过的那样，海尔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随时都可能出轨，但是一定不能停下来。海尔在金融领域的急速扩张，可能需要在这句话中来寻求解释。
　　

监管的空白和风险
　　新近获准成立的中信控股不具体经营金融业务，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对其中信旗下金融子公司直接进行监管。这种控股公司可以不接受监管的情况令国内很多机构大感兴趣，纷纷想设立类似的所谓管理型的控股公司。另外现在大量已经投资金融的产业集团事实上也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专家指出，这相当危险。不仅仅应该对这类公司要求金融业务并表监管、综合监管，而且监管还要延伸到控股公司下面公司的其他股东甚至客户身上。
　　去年，一家地方产业集团开始到北京积极运作，准备跑下一家保险公司的牌照，这个集团旗下已经控制了一家地方银行、几家上市公司和一些其他产业。谈起控股金融企业的好处，这个集团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有金融机构担保，借款即无需抵押。这样的想法在企业中并不在少数。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赵志宏证实，如果贷款人有银行开出的担保函，一般会被认为风险极小而不再需要其他抵押。虽然1996年出台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对于同一贷款人贷款不得超过10％，但该法对缺乏对同一贷款人的定义。也没有限制对股东贷款的名文规定。反观国外经验，如何定义单一贷款人、关联人是银行监管非常重要的部分。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金融机构的演进、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风险控制和监管之间博弈的过程，监管能力是制约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发展的瓶颈，金融控股这种形式能否存在，根本取决于监管机构能否辩识风险、监管到位。可以想见在监管处真空状态的条件下，这种畸形投资将种下恶果：资本金不实给金融企业埋下隐患、或是大股东债务链条过长向金融机构转嫁风险、大股东缺乏专业的金融知识而不能辩识金融风险、难以建立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等。
　　 委内瑞拉前中央银行行长迪克瑞弗维出席9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金融服务一体化国际研讨会，带来了委内瑞拉的惨痛教训。委内瑞拉于1994年爆发了银行业危机，之前，委内瑞拉金融混合企业集团大量出现，由于监管不到位，金融机构对股东贷款不受限制，集团内部由于资金敞口所积聚的风险长期无法管理。当银行业发生危机时，企业集团复杂的公司结构、沉重的关联贷款以及在信贷和担保方面混乱的管理使得危机处理变得更加困难，并增加了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成本。银行倒闭，企业集团破产，金融体系几近崩溃。
　　实际上，中国目前这股来势汹涌的产业金融热，也隐藏了相当的政策风险。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国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吕益民指出：中国目前在产业金融控股的实践，已经对监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盲目发展→全行业普遍出现问题→清理整顿”的老路，不能重走。
　　今年6月开始，央行研究局、银行管理司研究处和试点单位中信集团联合组成课题组，考察国外情况，计划在今年底前拿出研究报告和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的初稿，直接为金融控股公司条例的出台做准备。据知情人士介绍，结合国际上已有经验，这个监管条例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严格的资本金条件、风险控制指引、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保护客户权益、内部关联交易的披露等方面。然后再进一步地细化。但据记者向央行有关方面了解，这一条例仅仅只针对了以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尚难以覆盖大量产业资本渗透甚至控制金融机构出现的监管难题。
　　2002年2月全国第二届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国家体改办承担了以监管体制为主要研究目标的课题组，至下一界新政府出炉前，将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作出一个统筹的改革计划，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最近密集召开的各种有关金融控股的研讨会上，都能见到国家体改办有关官员的身影，他们大多仔细聆听却保持沉默。惟一例外的一次是8月29日，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高世楫在昆明“金融控股公司国际论坛”上发表了《加入WTO后的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演讲，他的看法是，即使金融业界出现了中信这样的“控股＋分业”的形式，由于目前市场发育、企业能力都欠缺，所谓混业经营的协同效应阶段是遥远得很的事情，“分业监管仍是基础”。
　　在演讲中间，高世楫“盗用”了他的朋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平博士的一个发现。为什么需要监管？张平在昆明一家饭馆的厕所墙上偶然找到了答案的线索：“小孩、强盗和政客使的都是别人的钱，所以要监管。”张平和高世楫都相信，这句话适用于金融机构，特别适用于现在如此热门的金融控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