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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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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9 10: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九
            关注下层,重视为小人物立传

  旧时代的史书多为官修,代表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能够进入史书,成为史传人物的往往是社会的上层,大部分是帝王将相,只有少许社会知名度很高的文人、学者才有可能为史家所关注。至于普通民众,想进入史书,成为名留青史的人物,实在是太难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旧时的官修史书也就多半成了帝王将相的家谱。

  司马迁的可贵,就在于他不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他既写帝王将相,也写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一些在正统史家看来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受到他的关注,成为他笔下有声有色的角色。班固曾在《司马迁传》中批评太史公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批评之一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指的是《史记》设有《游侠列传》,却无隐士的传记,认为其中的游侠是些不遵法度,有违道德的“奸雄”。批评之二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意思是说《货殖列传》推崇的是权势富贵,而看不起安于贫贱者。其实,《史记》为小人物立传,并不限于游侠和工商之民,还包括剌客、日者、龟策者(两者大体为同一职业,均以卜蓍占卦为业)、医家、滑稽家(或曰优)。象这样的类传达七篇之多,入传人物更达四十多人(褚少孙所补在外),其中还涉及一些贱行,如兽医、掘墓、赌博等。

  上述七篇传记都属于一些小人物的类传,一共记载了四十一位人物的事迹,至于《货殖列传》所列人物就更多了。就全书看,绝对数量虽不大,但比起《汉书》来却显得很突出。大概班固认为替这些小人物立传没有意义,所以他只保留了《史记》的《货殖列传》,而将其他类传取消。

  这些类传所记人物有剌客、剑侠、医者、优伶(小丑)、卜蓍者、占卦者、手工业者、商人、农人、兽医、篾匠,甚至还有以掘墓为业者、以赌博为业者,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人多为社会下层,甚至从事的还是贱业,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往往被人们瞧不起。可太史公却能眼睛向下,充分认识到这些人的存在是社会分工的必要,百业中少不了他们,因此他们的存在同样具有社会价值。

  太史公热心为小人物立传反映出他能摒弃等级观念,一视同仁地看待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平等地看待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当然这里有个价值观的问题,太史公不是以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来认识人的价值,而是以社会的需要来判断其价值。既然他们的存在适应了社会的需求,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就是有价值的。从对某类具体人物的评价,也可看出太史公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

  譬如剌客,他们虽是社会的极少数,构不成一个阶层,他们的行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也不可取。可他们却有着自己鲜明的价值观,那就是“士为知己死”,只要谁对他好,他就可以为之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可太史公却称赞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所谓“立意较然”,就是做人的宗旨非常明确;所谓“不欺其志”,就是一旦立下信誓决不改变。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名垂后世也就不奇怪了。虽然他们“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但在中国的旧时代,不管是士人,还是剑侠,都深受其影响。

  汉代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剌客已无存在的社会土壤,可这个时候又产生了另一批人,那就是“游侠”,即剑侠、剑客。这些人不象剌客那样依附于某一个人,他们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他们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的官僚化、集权化派生出许多不合理现象,如欺压良善,危害弱小,这就使得人们期盼有一种超越公权、超越法律的力量来主持公道,为弱小者伸张正义,而剑客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因此司马迁对游侠给予了肯定。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的最大特点在于“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简言之,就是重然诺,轻生死,具有一种道德力量。也许在统治者看来,他们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其行为对社会秩序、法律规范都是一种挑衅;然而从道德层面看,他们的行为却“亦有足多者”,即值得赞美。

  人吃五谷杂粮,免不了要生病,生了病就要请医看病,针剌吃药,这就决定了社会生活是少不了医生的。医生的社会地位虽不高,但在社会上是很受尊重的。太史公认识到医生这一行业的重要性,因而特意为之立传。此传虽只载扁鹊、仓公二人事迹,但却足以让人明白在社会百业中医家是不可少的,它可以防病治病,救死扶伤。

  滑稽虽不足成行,却足以名家。所谓滑稽,也就是打趣、说笑话。从事这一行当的人,迹近于小丑,故其身份为优,即后世所说的戏子。宫廷里的滑稽家其职责就是给皇上寻开心、逗乐子,因而常为主上所戏弄,因而其身份是很低下的,其遭遇也是令人伤心的。他们其所以成了统治者取笑、逗乐的对象,往往因为先天不足,形体上有缺憾。如淳于髡,长不满七尺,因个子太矮,只好做了倒插门女婿。秦之优旃个子更矮,是典型的侏儒。可是别看他们个头矮小,相貌丑陋,但却往往风趣幽默,机智过人,而且别看他们常常调笑逗乐,但却往往富于机心,婉曲风谏,起到一般诤臣起不到的作用。如淳于髡能谏止齐威王的淫乐之行,优孟能让楚庄王善待贤臣之后,优旃能谏止秦始皇营建大苑囿,所以太史公评价说:“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还说他们能“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也许一般人对太史公为日者、龟策者立传不大理解,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在旧时卜蓍占卦却是社会上的普遍风气,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凡有大事都少不了卜蓍占卦,以此来预测吉凶。因此,卜蓍占卦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与军政大事息息相关,因而太史公为他们立传也就理所当然。

  《货殖列传》一篇意义尤为重大。这一篇主要叙述工商之民的事迹,也包括社会百业,不仅入传人数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史公的经济思想。自儒、法两家产生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思想就是重农轻商,强本抑末,手工业者和商人在韩非子眼里成了五蠹之民,主张加以限制、铲除;荀子、贾谊、晃错等也极力主张限制工商之民的活动,而汉初的社会意识更视之为贱民,不准他们做官,不准他们穿丝织品。中国社会虽然以农为本,但就人们的经济生活而言,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重农是对的,但限制、排斥、打击工商业却是不对的。太史公认识到工商业的重要性,认识到工商之民也是劳动者,所以他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农、工、商、虞,四者缺一不可,治民者应该“各劝其业,乐其事”。他还认识到逐利是人的本质,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图利是工商之民的驱动力,也是正当的,无利可图,谁也不干。

  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虽不大起眼,可社会生活却离不开他们,也许由于他们远离政治,因此决定不了历史的兴亡盛衰,然而社会的经济生活却主要由他们在进行、在推动,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无从解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太史公能够眼睛向下,关注社会下层,为他们立传,叙述他们的活动,揭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说明他的历史观要比正统史学家进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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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1-11-19 10:36 编辑 ]
发表于 2011-12-5 16:56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史记中的闪光之处,很难得。记得上大学时古文选老师曾讲过这个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1-12-6 12:0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柯英 于 2011-12-5 16:56 发表
这是史记中的闪光之处,很难得。记得上大学时古文选老师曾讲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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