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九

潇湘渔父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九
　　　　　　　　　　　　关注下层，重视为小人物立传

　　旧时代的史书多为官修，代表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能够进入史书，成为史传人物的往往是社会的上层，大部分是帝王将相，只有少许社会知名度很高的文人、学者才有可能为史家所关注。至于普通民众，想进入史书，成为名留青史的人物，实在是太难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旧时的官修史书也就多半成了帝王将相的家谱。

　　司马迁的可贵，就在于他不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他既写帝王将相，也写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一些在正统史家看来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受到他的关注，成为他笔下有声有色的角色。班固曾在《司马迁传》中批评太史公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批评之一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指的是《史记》设有《游侠列传》，却无隐士的传记，认为其中的游侠是些不遵法度，有违道德的“奸雄”。批评之二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意思是说《货殖列传》推崇的是权势富贵，而看不起安于贫贱者。其实，《史记》为小人物立传，并不限于游侠和工商之民，还包括剌客、日者、龟策者（两者大体为同一职业，均以卜蓍占卦为业）、医家、滑稽家（或曰优）。象这样的类传达七篇之多，入传人物更达四十多人（褚少孙所补在外），其中还涉及一些贱行，如兽医、掘墓、赌博等。

　　上述七篇传记都属于一些小人物的类传，一共记载了四十一位人物的事迹，至于《货殖列传》所列人物就更多了。就全书看，绝对数量虽不大，但比起《汉书》来却显得很突出。大概班固认为替这些小人物立传没有意义，所以他只保留了《史记》的《货殖列传》，而将其他类传取消。

　　这些类传所记人物有剌客、剑侠、医者、优伶（小丑）、卜蓍者、占卦者、手工业者、商人、农人、兽医、篾匠，甚至还有以掘墓为业者、以赌博为业者，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人多为社会下层，甚至从事的还是贱业，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往往被人们瞧不起。可太史公却能眼睛向下，充分认识到这些人的存在是社会分工的必要，百业中少不了他们，因此他们的存在同样具有社会价值。

　　太史公热心为小人物立传反映出他能摒弃等级观念，一视同仁地看待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平等地看待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当然这里有个价值观的问题，太史公不是以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来认识人的价值，而是以社会的需要来判断其价值。既然他们的存在适应了社会的需求，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就是有价值的。从对某类具体人物的评价，也可看出太史公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

　　譬如剌客，他们虽是社会的极少数，构不成一个阶层，他们的行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也不可取。可他们却有着自己鲜明的价值观，那就是“士为知己死”，只要谁对他好，他就可以为之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可太史公却称赞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所谓“立意较然”，就是做人的宗旨非常明确；所谓“不欺其志”，就是一旦立下信誓决不改变。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名垂后世也就不奇怪了。虽然他们“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但在中国的旧时代，不管是士人，还是剑侠，都深受其影响。

　　汉代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剌客已无存在的社会土壤，可这个时候又产生了另一批人，那就是“游侠”，即剑侠、剑客。这些人不象剌客那样依附于某一个人，他们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他们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的官僚化、集权化派生出许多不合理现象，如欺压良善，危害弱小，这就使得人们期盼有一种超越公权、超越法律的力量来主持公道，为弱小者伸张正义，而剑客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因此司马迁对游侠给予了肯定。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的最大特点在于“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简言之，就是重然诺，轻生死，具有一种道德力量。也许在统治者看来，他们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其行为对社会秩序、法律规范都是一种挑衅；然而从道德层面看，他们的行为却“亦有足多者”，即值得赞美。

　　人吃五谷杂粮，免不了要生病，生了病就要请医看病，针剌吃药，这就决定了社会生活是少不了医生的。医生的社会地位虽不高，但在社会上是很受尊重的。太史公认识到医生这一行业的重要性，因而特意为之立传。此传虽只载扁鹊、仓公二人事迹，但却足以让人明白在社会百业中医家是不可少的，它可以防病治病，救死扶伤。

　　滑稽虽不足成行，却足以名家。所谓滑稽，也就是打趣、说笑话。从事这一行当的人，迹近于小丑，故其身份为优，即后世所说的戏子。宫廷里的滑稽家其职责就是给皇上寻开心、逗乐子，因而常为主上所戏弄，因而其身份是很低下的，其遭遇也是令人伤心的。他们其所以成了统治者取笑、逗乐的对象，往往因为先天不足，形体上有缺憾。如淳于髡，长不满七尺，因个子太矮，只好做了倒插门女婿。秦之优旃个子更矮，是典型的侏儒。可是别看他们个头矮小，相貌丑陋，但却往往风趣幽默，机智过人，而且别看他们常常调笑逗乐，但却往往富于机心，婉曲风谏，起到一般诤臣起不到的作用。如淳于髡能谏止齐威王的淫乐之行，优孟能让楚庄王善待贤臣之后，优旃能谏止秦始皇营建大苑囿，所以太史公评价说：“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还说他们能“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也许一般人对太史公为日者、龟策者立传不大理解，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在旧时卜蓍占卦却是社会上的普遍风气，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凡有大事都少不了卜蓍占卦，以此来预测吉凶。因此，卜蓍占卦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与军政大事息息相关，因而太史公为他们立传也就理所当然。

　　《货殖列传》一篇意义尤为重大。这一篇主要叙述工商之民的事迹，也包括社会百业，不仅入传人数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史公的经济思想。自儒、法两家产生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思想就是重农轻商，强本抑末，手工业者和商人在韩非子眼里成了五蠹之民，主张加以限制、铲除；荀子、贾谊、晃错等也极力主张限制工商之民的活动，而汉初的社会意识更视之为贱民，不准他们做官，不准他们穿丝织品。中国社会虽然以农为本，但就人们的经济生活而言，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重农是对的，但限制、排斥、打击工商业却是不对的。太史公认识到工商业的重要性，认识到工商之民也是劳动者，所以他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农、工、商、虞，四者缺一不可，治民者应该“各劝其业，乐其事”。他还认识到逐利是人的本质，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图利是工商之民的驱动力，也是正当的，无利可图，谁也不干。

　　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虽不大起眼，可社会生活却离不开他们，也许由于他们远离政治，因此决定不了历史的兴亡盛衰，然而社会的经济生活却主要由他们在进行、在推动，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无从解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太史公能够眼睛向下，关注社会下层，为他们立传，叙述他们的活动，揭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说明他的历史观要比正统史学家进步得多。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1-11-19 10:36 编辑 ]

柯英

这是史记中的闪光之处，很难得。记得上大学时古文选老师曾讲过这个问题。

潇湘渔父

原帖由 柯英 于 2011-12-5 16:56 发表
这是史记中的闪光之处，很难得。记得上大学时古文选老师曾讲过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关注，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