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十

潇湘渔父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十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与酷吏

　　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官僚化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僚构成社会的管理体系，官吏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因此吏治如何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志。

　　任何一个社会的官员队伍都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总是有好有坏，因此有清官必有贪官，不过，在清官与贪官之外，旧时的官员还有一种是酷吏。他们多半是执法官，掌握着生杀大权，能决人死生。对于这种人很难用贪官还是清官的标准是衡量他们，也许他们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但他们却能凭借手中的执法权决定人的生死。

　　司马迁非常关注社会的吏治，一方面表彰、褒奖好官（《史记》称之为循吏），立有《循吏传》，另一方面又立有《酷吏传》，揭露和鞭挞酷吏残害人命的暴行，两者相互映照，优劣自现。

　　所谓“循吏”，用太史公的话说叫“奉职循理，为政之先”。那么什么是“奉职循理”呢？应该是指谨守职责，奉公守法，用现在的话说叫克尽职守，依法办事。

　　太史公在《循吏列传》中仅叙述了先秦时的五位，即：楚国的孙叔敖和石奢、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公仪休、晋国的李离。除李离为主刑官外，其他四人均为国相，尤其是孙叔敖和子产更称得上贤相。这五位循吏的最大特点就是奉职循理，既严格守法，又公正无私，因此上得国君称许，下得国民赞誉。正因为这样，所以太史公给予这五位循吏以很高的评价：“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奇怪的是，《循吏列传》竟未收一位西汉官员，大概在太史公眼中可能是汉时官员没有一位称得上循吏。不过，紧接这一篇的是《汲郑列传》，记载的是当时的两位好官，一位是汲黯，一位是郑当时。然而，这两位虽是清官贤臣，但在太史公心目中却似乎还难称“循吏”，他们的名望也与孙叔敖、子产等相去甚远，所以才会出现“人一走，茶就凉”，一旦罢官去职就“门可罗雀”

　　因此。太史公借廷尉翟公的话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最后还感叹说：“汲、郑亦云，悲夫！”意思是说，汲黯、郑当时虽是好官，但也逃不过世情，真是可悲呀！

　　可见清官并不等于循吏，循吏是比清官更高一个层次的好官，循吏必定是清官，但清官不一定是循吏。因为清官只是就经济层面而言，只要不贪污受贿，为官清廉，就可称为清官。但清官不一定在政治上有作为，不一定能依法办事，也不一定是受民众爱戴的父母官，而循吏就不同了，他既具备清官的品格，不贪财、不谋利，同时又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官清正廉明，奉公守法，依法办事，能够保一方平安，给民众带来实惠，因此他们往往受到民众的爱戴。

　　太史公作《酷吏列传》，记述了汉时十位刻薄寡恩，执法严苛，动辄杀人的酷吏。凑巧的是，这些酷吏几乎集中于武帝一朝，其他时候甚少，吕后时仅有侯封，景帝时有郅都、宁成，而高祖、孝惠、孝文三朝均未见。武帝喜用酷吏，计有：宁成（后期）、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尤以赵禹、张汤、王温舒三人为甚。此外，太史公还在传赞中点了八位惨无人道的酷吏，他们均为武朝人士。

　　《酷吏列传》中的酷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类是酷吏兼清官，如郅都、赵禹、张汤、尹齐等；一类是酷吏兼小人，如王温舒、周阳由、杜周等；一类是纯粹的酷吏，只知用严刑峻法残害人命，如义纵、减宣等。

　　第一类酷吏，如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应当算是好官，因为他们为官刚正、清廉，不贪污、不受贿。他们之所以列入酷吏，是因为他们为人刻薄、执法严苛，对贪官污吏、地方豪强的打击、镇压毫不留情。应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近似于黑脸包公。这种官吏对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安定起着重要作用。象郅都其人，不仅为官清正廉洁，而且不讲任何私情，执法能不避权贵，连列侯宗室都对他侧目而视，甚至连匈奴人都惧怕他，在他任雁门太守时，竟然不敢侵扰雁门。他的被杀，完全是因为他当年过于严厉，逼死了临江王，惹得窦太后心有余恨。

　　又如张汤，他是历史上有名的酷吏。他由小吏出身而位至三公，为官清廉，从无私交，他因被人构陷最终自杀而死。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武帝得知实情后将构陷他的三位长史统统处死，并重用他的儿子张安世。只是他的人品不及郅都光明、耿介，喜欢使用诈术，剌探人的隐私。

　　第二类酷吏，就人品而言自是比第一类差多了。他们表面上为人刚正、执法严厉，实际上却为人阴险毒辣，甚至有点不择手段。

　　如王温舒，他为广平都尉时，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揖拿郡内盗贼，又以最快速度上报朝廷，他连坐千余家，杀人至流血十几里，可他却仍不解恨，眼看着春天要来了，他竟然顿足叹息，说：“可惜呀，如果再给我一个月，事情就好办了。”因为按旧时习惯，春天是不杀人的。所以司马迁不由得感叹道：“王温舒的喜欢杀人行威，不爱惜人命竟到如此地步！”然而他的执法严苛又并非一碗水端平，而是看客下菜，因人而异，传中说他：“温舒为人，善事有埶者；即无埶者，视之如奴。有埶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埶者，贵戚必侵辱。”也就是说他的执法标准是看对方有无权势。同时，他用的往往是些奸猾豪强之人，故后来终于被告发，他本人虽自杀，但还是少不了灭族之罪。

　　又如周阳由，传中说他“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完全把法律当作自己玩弄权力的工具。

　　再如杜周，不仅执法苛酷，本传说他“内深次骨”，而且他的执法主要是揣摸上意，看皇上的心意办事，传中说他“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与其他酷吏不同的是，他还善于敛财，传中说他“家訾累数巨万矣”。

　　第三类是纯粹的酷吏。他们生性残忍，为人刻薄寡恩，几乎到了以杀人为戏、杀人为快的地步，然而他们又不象郅都那样一身正气，令人敬畏。

　　如义纵，本传说他“以鹰击毛挚为治”，“其治，所诛杀甚多”，“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意思是说义纵的治理犹如老鹰抓小鸡一样，毫不留情；他治理地方以杀人、关人为要务。显然，义纵的治下就是以杀人立威，人命在他眼里是不值钱的。

　　又如减宣，他由小吏做到御史中丞，其最大特点就是治狱理刑极其严苛。朝廷让他主审主父偃与淮南王谋反案，结果他“微文深诋，杀者甚众”，还被“称为敢决疑”。

　　至于传赞中提到的蜀守冯当、广汉李贞、东郡弥仆、天水骆璧等可谓毫无人性，想尽法子，以各种野蛮手段杀人，目的无非是以此立威，使治下无不畏惧。

　　那么太史公对这些酷吏评价如何呢？从传末“太史公曰”不难看出，司马迁的评价是公正、客观的，而且以肯定居多。如他评郅都是“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评价张汤是“国家赖其便”；评价赵禹是“据法守正”。又从总体上评价说：“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尤其是“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称其位”几句，可以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然，对于传赞中提到的冯当等残暴官吏，太史公也是极其痛恨的。

　　酷吏多产生于武帝一朝，或许与武帝重视吏治，打击、惩治贪官污吏和社会黑恶势力较为严厉有关，同时也许与武帝只重文治武功，对臣民缺少人文关怀有关，或许还与他自视英明，猜忌心重有关。《汉书•李广苏建列传》中有一段李陵对苏武劝降的话，虽不能拿来作依据，但总还有几分可靠吧。李陵说：“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皇帝“法令无常”，那手下的酷吏不正好深文周纳，大兴狱讼，草菅人命吗。

　　平心而论，酷吏的名字虽难听，但就一个社会的吏治而言，酷吏所起的作用倒还有可取之处，如果治狱理刑部门都能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各种贪污受贿、害民残民的不法官吏以及各种黑恶势力，也许还能给社会带来一些公平正义，使弱小者看到一点希望。不过，怕的是对他人实行的是严刑峻法，对自己却挠法、曲法，甚至借手中的执法大权乘机敛财，这样的酷吏自然是可恨的。当然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人民，动辄杀人，草菅人命，甚至以杀人为儿戏，以杀人来获得个人心理上的满足，这样的酷吏自是比贪官污吏更可恨。

　　在旧时代，循吏自然是好官，深得人民的好评与爱戴，但酷吏也不一定就是坏人，在惩治贪官污吏方面也许他们还能起到循吏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一个社会既需要循吏，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酷吏。当然在社会主义时代，在法治健全的情况下，再大的官员已不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任何个人再不拥有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因此已经没有了产生酷吏的可能，但做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依法办事的好官（循吏），这应该是对每个官员的起码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官员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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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1-11-26 11:40 编辑 ]

柯英

这个系列很有章法，看来是认真研究着史记。功底很深厚哦，敬佩！

潇湘渔父

原帖由 柯英 于 2011-12-5 16:55 发表
这个系列很有章法，看来是认真研究着史记。功底很深厚哦，敬佩！

我这个系列关注的人很少，难得你还有心来阅读、点评，真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