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败,中国败在哪
梁星钧
观著名导演冯小宁新拍的《甲午大海战》,结合早年看过的《甲午风云》,思甲午之败,中国到底败在哪里?
也许该问题有多解,答案因人因视角不同而不同,不过在我看来主要有如下的两点。
一是贪腐误国。贪腐为治国之毒瘤,也是强国之大忌,历朝历代和世界各国都深恶而痛绝,所以凡贪腐治国者没有不误国的。主政当时中国的大清王朝为了建立强大的北洋水师,也派人去英国学习,与同被派往学习的日本人比,人员不比他们少,学员学业不比他们差,学员素能不比他们低,所订的英国铁甲军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不比他们逊,而且日本当时的客观实情摆在那:要想战胜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大清白洋舰队,日本毫无胜算把握。因此他们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战败,就退守日本本土,再不行就退守北海道。可见当时的形势于中国是有利的。但问题又出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更替就可知道。
面对严峻的形势,日本天皇决定:从自己开始,扣除自己三月工资以购军舰。下令发布下去,上行下效,谁敢抗拒?而大清实际操控了实权的慈禧这时在干什么呢?她要挪用海军军费去修建自己享乐的颐和园。这就是当国领导者的巨大反差!颐和园大家都知道,之大,之美,之幽,堪称娱场之最。同样是一个上行下效,大清各级官僚的贪腐程度,用李鸿章中堂的一句长叹来说,唉,各部如此,他们的银两真正有1/10用于正事就不错了!这是一句官僚贪腐成风的真正写照。原来当时的中国就是这么一副令人揪心的现实惨状,焉有不败之理?
再看一事。即使上述情况,日军要胜中国也无绝胜把握。然而,势均力敌的双方,只要一方稍加筹码,也许命运的天平就会朝之倾斜。这时有个天大的喜讯:邓士昌的女友捎来好消息,英国正为中国打造一艘举世无双的铁甲巨舰,她已带来了图纸。可这消息的奏折一呈到正忙于筹办自己生日大寿的慈禧那里,她懒洋洋地疑惑道:想想它日本一个弹丸岛国,未必也敢犯我大清!看看,这是句最不该轻敌的话,居然从她口里说出了。如此,铁甲巨舰不要了。完了,机会丧失了。回头再看日本。日本得知后,天皇当即下令:从即日起,我每天只吃一顿饭,买下该舰!
这就是雄心和迫力。这就是意志和决心。这就是鲜明的对照和巨大反差!剩下的问题就明了,一切变得“顺理成章”:一方面大清是腐败透顶,效率低下,各类问题成堆;一方面是日本军心大振,士气高昂,海军司令及时传达,天皇都每天只吃一顿饭了,士兵的回答当然只能是以死一战,救亡图存!
二是涣散误事。按说中华民族并非海外一些敌对势力污蔑的劣等民族,也非什么“东亚病夫”,更不是沉睡的巨龙,而一直是有勇力,有智慧的勤劳民族,而往往缺少的就是强劲政府的感召力,组织力,还有自身的硬实力。常言道,打铁靠墩子硬。清朝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力已大大衰微。甲午之年大清更是奢糜成风,民族号召力,凝聚力在哪里呢?虽有邓士昌为首的一批爱国将士的死战,也有李鸿章基本务正的重臣,还有千千万万抗敌的民众,但是此时毕竟国力衰微,病灶深入骨髓,战力大大下降,尤缺续战能力。可笑的是,号称堂堂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坚炮利舰不少,却只有三发流弹炮弹,分配给谁呢?只好三艘大舰各持一枚。开战以后,他们一直舍不得使用,待到败局已定,才慌乱地打出去,给敌人以重创,但为时晚矣,挽救不了危局。更可笑的是两年事:一是一发炮弹打入敌军指挥舰弹药仓,结果是枚臭弹,用日本人的话说,要是响了,历史将会改写!另一件事是冒着敌人纷飞的炮火,我军弹药殆尽,仅有的型号不对,才下令匆匆锯掉弹尾。唉,可笑,晚矣!――这一切都是层层扣留军费所致的悲剧。腐败下的人心如此,大势已去。
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中国当时如果什么都缺,但就是不缺人。决定战争胜负的也许是军力,但我认为更在于人心,不然就难以解释以小胜大和以弱胜强了。面对当时白洋水师受攻的危局,各路救援力量都没发挥有效作用,甚至大多没有及时赶到,他们各自为政,阳奉阴违,保存自身实力,甚至有临阵脱逃者,向援军传递假消息,造成援军沿路返回。那个水师最高首领丁汝昌基本就没发挥指挥作用,一开战就中弹负伤,此后舰队全乱,基本成了各自为战,互不相顾,很难发挥集群优势,在此情此景下,即使再有几个邓士昌,面对无弹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只好去撞船,同归于尽,――无奈敌舰集中火力攻击,他连碰撞的机会都没有,最后只好舰毁人亡。据资料显示,当时清军伤亡1000余人,敌军阵亡600余人。清军指挥丁汝昌自杀身亡,邓士昌战亡,白洋水师全军覆没。
中国要强盛,可以有多项条件,但不解决上述两项问题绝对不行。这体现在一是强政强军。二是强人心,成为众志成城和万众一心。我们当以史为鉴,加强我国的海防力量建设,确保我华夏民族立于不败之地。(2012,7,23-25清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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