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的巅峰沉思

李兴文

    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到川端康成的《雪国》，世人看到了一个岛国民族面对生存危机日益严重时候的理性态度。动态的、即时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危机在那个民族的精神世界里发生了奇怪的变形，变成了相对静态的、含蓄委婉的、恒常稳固的、普遍认同的国家意义的群体生育关注。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又很少直接且正面谈及、或者正面顾及生育本身，也很少甚至不刻意关注生育成活率的统计学结论，而是直接而明确地瞄准了性。在性自由、性随意、性大众化、性买卖合法、性普遍、性常态化的宣示中，倾向于保守和传统的其他民族可能从中看到了国家社会意义上的道德沦丧和人性堕落，看到了铺天盖地的社会心理病态，看到了惊惧、不安和担忧；倾向于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人本主义、道德理性主义与实用哲学理念的民族可能从中看出了具有相当宽松度的人性自由、法律容忍和道德迁就。

    但是，两者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对日本民族社会公共道德观念模糊、行为怪异、性观念深度糜烂现象的明确意见，那就是对日本性文化的追问和指责。

    日本现代文学中自成范式的反传统思想和人对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有意模糊的现象，已经和日本民族的文化渊源、宗教濡染，以及历史价值观产生了彻底的抵牾。传统文化与社会道德实际上已经让位于物质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和生存，而保证生存的起始手段是数学数量意义上的人口的大量的有效的生育，生育的物质基础又是性。

    在日本民族那里，相关生存的人的后续活动的精神自律和行为自控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商业体系、企业理念在战后的重构与重建，是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和基础手段，是被逼出来的，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因而，日本民族才具有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这是生存发展的硬实力，不可有丝毫怀疑。另一方面，它们的民族精神意识的基础成分是反对抑制全国人口正增长率的观点和作法的，他们有意追求动物群体意义上的生育数量，并以此来应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的日裔狭小和生存状态的日益紧张，尤其是想在有形资源严重不足和国民数量难以有效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哲学意义已经上升到了种的延续的高度，然而，生存物质载体的绝对有限和不能继续扩展的现实状况又使得他们对人口的大量生育缺乏明确的信心。孤独感，紧迫感，危机感，压抑感，以及全民性的矛盾心理、民族和国家的出路等等，导致了日本国全民族的生存焦虑。

    再说，国土资源的严重匮乏和其他主要资源的濒临枯竭的局面，使他们对资源不敢心存侥幸，也不敢心存奢望，这是整个日本民族国家层面的精神“内伤”，并且，在一百多年来，旧伤未愈新伤不断，因资源而引发的与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战争冲突即是他们精神危机的外在行为表现。于是，严酷的现实逼迫他们必须选择“非基础资源依赖”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观念基础当然就是另辟蹊径，就是创新，并且是超常态的创新，取有余而补不足，但是，危机依然存在，只是被有意回避或者无意忽略。

    然而，科技高水平和生产高效率仍然不能满足他们对生存硬环境和生存软环境的紧迫需求，他们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并不能包医百病，因为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些“疑难杂症”的“灵丹妙药”。他们在全身心从事创新活动的同时，并不能把生存危机所致的民族整体焦虑完全中和、化解，并更加有效地转化成科技与文明正面意义的价值。知识产权的独占或垄断，以及高效率的遥遥领先，甚至在一些有政治激进主义思想的人的脑子里，依然存在着军事扩张的欲念，并且一直阴魂不散，都跟人口数量直接关联。这是他们相关生存的后续活动的另一面。

    日本民族的生存危机和发展理念是复杂而矛盾重重的，最显著的矛盾冲突就是对人口数量和质量的高期望指数跟固有国土资源严重的现实局限。

    人类广泛意义上的同情心根本无法逾越民族主义的坚固“内圆”。假如有一天，日本国被海水完全淹没，或者在毁灭性的地震灾害中完全下沉、消失，那么，关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去向，肯定没有人给出明确而果断的承诺，也没有人给出最为合理的答案。

    他们自己也不能给出，这就是全部民族精神焦虑心理危机的核心。

    资源严重匮乏的现实在客观上要求日本民族必须全面降低人口总量，但种和族的生存愿望，以及个体生命的生存权利又驱使着他们去孜孜不倦地追求人口数量的最大化，便是他们无法解决的尖锐矛盾。它们的现实处境要求他们高度重视性，但他们的同样的现实处境又要求他们不能注重性的最后结果——人口的生育必须被暂时忽略。

    日本的性文化和性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人们同时也会看出，在广泛的性文化氛围里，日本民族把自己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完全隐藏了起来。

    从大尺度的地域文化圈意义上说，同为东亚文化，相对于中国，日本反叛传统的速度过快；相比于韩国，日本脱离传统的态度过于坚决；相对于蒙古，日本接受西方观念的力度过大。从相对地理位置上说，日本是一个多火山、多地震的岛国；从气候上说，日本处于北太平洋地区的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域，却又受着北冰洋寒流南下始成的洋流气候的影响或侵扰，又具有“地中海式气候”的特征，与东亚其余国家明显不同，夏季多受热带风暴的直接影响，冬季又是普遍的多雪而寒冷，无形中加剧了这个岛国民众的环境性的生存危机感和地域性的生存危机感。

    无论是《挪威的森林》还是《雪国》，作为自然气象的雪，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就成了以上各种危机意识的缩影或者某些观念有形的替代物。冷漠，萧瑟，孤独，游荡，多变，转换，反常，不可把握，怪谲，诡异，成为构成日本现代文学的主要元素。因而，现当代日本文学中有广泛而随意的性现象和性描写，却没有或者很少有公开、正面表现生育的时候。

    另有一种情形与之完全不同，那就是梭罗与他的《瓦尔登湖》和彼得·梅尔与他的《普罗旺斯的一年》以及《重返普罗旺斯》。前者是一个美国人离开故土寻求别样的生活但还在自己国家的本土之内，只是从城市暂时移居到乡村。后者则是一个英国人来到了法国。

    意图已经很清楚，应该说说文化圈方面的话题了。

    文化圈不是国界线的围合，而是指相同或者相近的文化意味、文化内质、文化形式、文化视点、文化哲学观、文化历史观等，当然也包括文化心理和文化消费——的合构体。以上两位作家并没有处在同一个国度，但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至少，他们各自所属的文化圈集合一定存在明显的交集。一方面，他们都在选择生存环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他们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心灵的那一份自足与安宁。其中，人的身体和人的精神的自由追求行为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梭罗成功逃离了现代化大都市的程式化生存环境，逃离了竞争性、人的异化、生活目的的盲目、生活状态的凌乱，那么，彼得·梅尔则成功逃离了死板、僵化、保守和繁文缛节以及虚伪狡诈，也逃离了弄虚作假和装腔作势以及作茧自缚、教条和迂腐，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从种种物质禁锢和精神禁锢中成功脱身，然后顺利走向自由、真实、简单、自然，以及人性化、生活化、世俗化、田园化。

    物质的，形式的东西永远都是表象，实质总是隐藏在表象的后面或者里面，就像岩石中的金子。生存方式，或者活着的方式，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梭罗和彼得·梅尔那里亦莫不如此。

    人所向往的身体和精神的自由也许通过努力可以获得，但前提是必须知道所要追求的自由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自由。人性化规律的关键还是人的生命的自然化、自由化、快乐化，通俗一点说就是幸福感。自然化却不完全包括人的身体活动的充分自由化和人的精神活动的充分自由化。梭罗和彼得·梅尔都在追求这个，他们也基本追求到手了。人的身体和精神在自由无羁的乡村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调适，发生“病变”的精神得到很好的疗治，悄然扭曲的心灵也得到了很好的校正和修复，仿佛走乱了的时钟被彻底修理过了一样，自此开始准确走时。

    同前面提到的两位日本作家相比，后面两位（相似文化圈层面的）欧洲作家的创作主旨不再是针对一个国家民族整体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方面的危机而演变出来的生育关注和性关注（也可称之为生育关怀和性关怀），而是在并无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的、并且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精神生活又明显贫弱的情况下的心灵呵护和理性关怀。追求人生状态和人生底蕴的过程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关于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是关于生命哲学与生命理性的重建，是对生命自身质量的再评估，是人生总体系统的及时更新，特殊时候就是修复，是人生必须要做的基础性的工作，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人的社会化生存过程之中，己所不欲的程式化的东西太多太多，人的异化和人的自我的丧失是人对自己的生命推出新的修复方案的原因或者依据。有了依据就会有方向和动力。

    从都市到乡村，并非地理位置上的简单挪移和位置转换，主要是精神背景和精神依托的更换，是人性依托体的重建和人生坐标的重新标定。

    以上两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关系不是互为依托，也不是对比说明，他们拥有各自的价值和高度，他们的人生审视和精神校验，各有独立的手段和运行系统，因而，他们的心灵也就有各自的栖息之所。


    在此 似乎不能过分宣扬极具中国古典文化意味的代表性元素——陶渊明，但是，处于比较文化学的需要，也要提一提。

    初看起来，“中国陶”与梭罗和彼得·梅尔有些相似，然而，细究起来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情感逻辑，价值选择等方面肯定是大相径庭的。他们都在追求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但主要是追求精神自由和心灵愉悦。梭罗和彼得·梅尔，他们的作品并没有预设情势剧烈的人性对峙和环境冲突，他们作出的选择是在现有的人类生存整体中的共生系统中做出对比性的选择，也就是做出对比性的价值选择。在梭罗和彼得·梅尔那里，“自我”依然是中心，社会、环境依然是待选项，这是西方式的人本主义，当然有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精神风貌的严重抵触和意识形态的明显相左，而仅仅是人对人的社会化生存所做的主观评价和适度选择，并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哲学层面，关注的只是人的即时性的快乐幸福，并没有宇宙哲学的冷峻和险要，仅仅是诗学层面的轻松和愉悦。他们和他们原先生活的那个社会环境还没有弄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他们只是把原有的不和谐因素带到另一个场所，消磨掉，淡化掉，甚而至于是修改和变动，他们没有更为广阔的选择余地，他们也不需要。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存在着他们绝对不能彻底决裂的利益牵涉，这个牵涉就是他们所处的商品经济社会和根深蒂固的商业利益关联，这是他们生存田地普遍的底色。他们的作为并没有使他们从现实之中完成超越，从而上升到纯粹理性的高度最终走向反叛。他们再次选定的环境与他们原先所处的环境本质相同，只是节奏稍慢一些，力度稍小一些，气氛温和一些，这样的变化竟然能让他们得到身心调适。

    “中国陶”就完全不同。

    陶渊明所决裂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人居环境，更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人的精神。他在追求“形而上”的“道”，所以他必须坚决彻底地杜绝自己的主体和主体之外的客体变成“形而下”的“器”——物质的环境和精神的环境与陶渊明的人生旨趣已经完全冲突完全对立，他必须和那个环境彻底决裂（在这一点上，陶渊明的身上很明显带着屈原的影子），陶渊明所希望的世界和他此前所生活的世界格格不入无法调和，他对自己的人生世界的重建是彻底的、完全的、没有任何牵挂的，他理想中的世界必须跟那个令他的人生不快乐不自由的世界平行、对立，而绝不相容共存。相比较而言，梭罗和彼得·梅尔的“背叛”更像是“做戏”——事实上他们后来确实也都回到了他们原先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之中，这个过程很像欧洲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工作权利和实际利益而频频上演的“示威游行”，他们的选择或者决定就带有戏剧性，即浪漫、轻松、诙谐、嬉皮士、幽默和冷幽默，最后的结局是多方妥协而其乐融融。而陶渊明，他的人生态度的转变，他的人生选择的最后定型，就显得非常沉郁，悲壮，刚强，险峻，苍凉，永久，是“易水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并且，陶渊明从此给中国文人树立了一个无比高大且绝世独立的精神形象。

    再说第三类，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博胡古尔，他的代表作是《过于喧嚣的孤独》。

    人的心灵阴影，人的心灵伤害，如果仅仅是阴影和伤害，它们就可以自愈；如果这些阴影和伤害上升到人的尊严和人类整体命运和精神世界的高度，那些阴影和伤害就是具有哲学意味的，就需要进行救治，自我救治或者由外界提供救治。

    对于成功的文学作品，不必纠缠在体裁格式的界定和划分上面，文字本身就是符号的终极形式，任何以文字为媒介、为材料的艺术创作首先应视为信息传递活动，其次才作为文学创作活动。“信息”一词的涵盖面又是很大的，此不赘。“文学艺术”的母题下面又包括“诗歌”、“戏剧”、“散文”。这里没有提及“小说”，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和“散文”在结构形式上极其相似，并不像“诗歌”和“戏剧”那样自成体系而泾渭分明，或者，从形式上说，“散文”和“小说”的区别并不十分严格而清晰。从内容上说，大量的作品事实已经很好地说明它们常常相容共存，关于文体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不分明，合二为一的趋势也不是完全没有。从创作过程方面说，小说完全可以全局虚构，散文则不能，即便有虚构的细节和虚构的素材，但绝没有虚构的旨趣和虚构的哲理（当然也不排除小说的旨趣性和情理性），它们之间的明显争议好像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上，这两方面是小说的强项或曰基本要素，散文也有这些，但是在散文中人物形象可以不完整，可以仅仅是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品质的部分构件，可以只是细节而无需完整情节。总之，在散文中，人物和细节不必追求完整，更不必追求完美。散文内质的真实客观的特点小说永远都不具备。

    赫拉巴尔·博胡古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即属此类。

    小说，或者散文；散文，或者小说，这便是《过于喧嚣的孤独》。

    《瓦尔登湖》和《普罗旺斯的一年》亦如此。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关于人类文化命运和文化遭遇方面的中篇文学作品，具体说是关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控诉和呐喊的作品，当然也有作者文化责任感方面的独白和畅谈。作品色调是灰白的。

    战争的摧残、破坏，商品经济社会中光怪陆离的现象的干扰，人人心中现实利益观念和务实作为的排挤，时尚社会生活的冷遇等，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现实环境都让文化或者艺术作品沦为废品甚至垃圾。作品的基础风格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又杂以浪漫主义的幽默、诙谐的情调和冷嘲热讽的控诉和批判，给人以扑面而来的没落气息和声色俱厉的警告语气。

    然而，冷幽默的轻松和玩世不恭的嬉皮士习气并非作者的初衷。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反思意味是深刻而悲苦的。那么多世界级艺术大师的美术作品，被库存多年无人问津，最后又被当作废纸处理掉，浩如烟海的名家绘画，漫长时日的废品处理，是多么严酷而触目惊心的价值失落和道德沦丧，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理智昏聩。这样一来，人类共同的道义良知和文化责任感被肢解得血淋淋的、又被活生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供大家观赏，也供大家自我剖析，检查自己的灵魂是否有罪，是否完整，是否颜色鲜艳，是否充满活力，是否有正义感。当人们的后背都感到有丝丝凉气袭来的时候，人类共同的文化责任感就成了当务。

    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灾害和精神灾难，世人也领教了个人意志力严重膨胀的恶劣后果。变形的权力观念与扭曲的个人意志，一度主宰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控制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此前，花费了数千年时间积累起来的欧洲文明成果，居然被偶然而发的战争一笔勾销，至少也是被放置到了极其无关紧要的地位，而最无关紧要的地方当然就是完全废弃而被人遗忘的仓库，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当然就是被放置在这些仓库中的“准垃圾”。在残酷的世界战争面前，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体价值和全部意义突然归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整个欧洲权力中心的中心人物不再关心文化艺术，他关心的是“圣杯”和“地球轴心”，被称作文明和文化的东西无可商量地为独裁战争的各种需要让步，权力，私欲，屠杀，灭绝，成了权力意志的目的。于是，假象或者错觉就出现了：人类追求的文明，原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废物和自欺欺人的骗局。

    当文化艺术不能直接服务于权力意志的需要的时候，就成了博胡古尔笔下的废物和垃圾。

    这还没有完。

    作者并没有把笔触停留在对变形的权力和扭曲的意志的控诉和声讨上，也没有满足于关于文化艺术的道义良知的呐喊上，他也站在人类最高理智的高度，对非常时期人类的精神和心理，进行了一场整体性的反思和剖析。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散文中，对这种理念的艺术处理显然是不能平铺直叙的，更不能有空头说教。作者精心筹划和设计的结果是采用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手法（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被有些人将此作当作小说），这个典型人物形象就是“曼倩卡”，这个人物形象绝非作者有意为之的插科打诨，而是整个作品极具象征性意义的神来之笔。

    请注意以下两个意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以及在大庭广众之中被两次公开的这个漂亮女人自己的粪便。

    艺术从来是回避恶秽的，但是博胡古尔在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中没有回避——正由于此，博胡古尔才成为“博胡古尔”。

    一次是曼倩卡受邀参加一场舞会。中途，她暂时离开。当她回到现场后继续狂舞，并很快成为舞会上的名角儿，她的精神好象特别亢奋，心情好像特别舒畅，曼倩卡几乎是在以自己的生命在舞蹈，当她舞到高潮的时候，其他所有的舞者都退到舞池边上，但是大家并不是在欣赏她的舞蹈，而是全都掩上了鼻子，有人还在向她指指点点。曼倩卡自己的快乐达到了巅峰。但是，乐极生悲，她很快就从快乐的巅峰坠入悲哀和羞愧的低谷。原来，她中途离场去解手的时候，她的裙边沾上了大便，是她自己的大便，毫不知情的她在尽情舞蹈的时候，把臭气摔到了整个舞场……

    另一次是在高山上滑雪。如同上次的跳舞一样，曼倩卡的滑雪姿态让全场所有的人震惊。中途，她滑进了一片小树林。出来之后，继续滑雪。奇迹又出现了，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滑雪，都站到远处看她滑雪的样子。原来，她的滑雪板上有一堆粪便，还是她自己的大便……

    人，或者人类的精神疼痛和心灵阴影就是这么来的，是自己造成的，所有永远都磨灭不了的羞辱和憾恨都是自身的劣迹，一旦形成，劣迹再也不可消除，尊严再也无可挽回。

    在对待自己亲手制造的精神灾难问题上，人类何尝不是这样的呢？被废弃之后作为垃圾的高尚艺术品在故意毁灭文明的人类意志面前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人的意志已经走向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反面，人的反人类作为和人的变态精神意志力就是人类自己的精神“大便”，并且是人类自己将其沾染在自己的“裙袂”上、“滑雪板”上，并作为人类精神劣迹的明确的参照或返现，当这样的事实已经不可更改，当这一切都被人真切看见，一切都为时太晚，自己亲手创造的文明终将被自己亵渎、被自己毁灭，遭此厄运的客观契机则是人的私欲的无限膨胀和人的个人权力意志的严重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艺术的凋零，最终是人的精神品位的堕落和人的精神高度的降低。

    理性的忠告总是有意义的。

    赫拉巴尔·博胡古尔制造的幽默是这样的冷峻，“高处不胜寒”，因为他置身于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并且是人的理性高度。

    如前所述，村上春树和川端康成也处在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别高度，是理性高度，这个高度的内质是民族的生存忧患意识，这个意识的艺术表达形式是紧紧地切合着民族人口的生育与直接关联生育的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梭罗和彼得•梅尔也处在生存现状的理性高度，只不过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很高的相对高度，他们所处的绝对高度远不及村上春树和川端康成，并且，他们两位欧洲作家的作品中生活意味相对温暖而中和，人生旨趣轻松又快乐，远不如两位日本作家作品情境的严酷和险峻。

    人的感性认识是人赖以畅游嬉戏的河流，长久地游泳其中免不了要沾染泥沙从而麻痹心灵蒙蔽眼睛，免不了会简单直接和浅薄浮泛。这时，人就需要“上岸”，而“岸”就是人的精神成长所必需的理性。坐在“岸”边，可以观赏乐在“水”中的人的自由快乐的样子，也可以清楚地看见“泥沙”与“浮沫”，也可以清楚地看见“水”中人的“寒冷”。这样说来仿佛有些形而上的味道——人在“水”中的时候毕竟少，在“岸”上的时候毕竟多，人的成长总趋势是终究要离开感性的“河流”，终究要“上岸”的，然后才有机会和可能“登高”，才会拥有一定的理性“高度”。

    2012-12-12

木门长子

多角度的讲述，文化与文学，文学与人性，人性与民族意识无不一一点到，从而引发思考。感性与理性之间，能上升到理性最好。
李老师这篇从题目到内容杂文的性质都很浓，不防移到江天漫话。

飞霞

文章从多位作家的作品，对文化、文学进行了深刻地思考与阐述，内容厚重。从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向您学习。问好

剑鸿

文章很能见证作者深厚的思想底蕴和广博的阅读功底。佩服。

李兴文

同意移动，谢谢木门长子关照！

李兴文

问候飞霞，周末快乐！

李兴文

问候剑鸿，即颂冬安！

南山菊

写得深入浅出。原创性很强。是打碎了，用自己的思想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篇文章。最后一段统领全篇，清澈明朗。拜读，问好李老师。

陀螺

东西对比、中外联系、理性分析，这篇文章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论。对我一个非中文系毕业生来说，要通篇读下来，真是有些吃力。不过，我今天下午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认真读了，晚上又消化了一下。还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把我的理解准确表达出来，楼上的几位朋友评价比我更精准，我又不想学着来个附议。只好这么理解个半生不熟就说话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篇学院派文章。不管我能否读懂和领会作者的意思，我对学院派为文的严肃和认真都是肃然起敬的！跟着学院派的文章，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和浅陋，才会想着扩展阅读来跟上学院派的步伐。江天这久的读书风气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见到与阅读有关的文章我就眼前一亮。
问好李先生！

冷若秋水

看过后，陷入深深的思考。于文字这条路上，我只如一粒微尘。还有许多东西，等待认知。
学习深刻的沉思！问好李老师！

李兴文

版主过誉，拙作的本意在于文化对比性思考，或曰比较文化学方面的探究，远不及我所企望的学院派的严密、系统、深刻、完整以及新意赫然。
读书实乃快乐之事，读到豁然开朗时，便有畅所欲言的冲动，如啖脍炙，如饮甘醴，总欲将己之快意与人分享，定然不揣浅陋，随意而为，免不了粗疏、骄妄。使与世人见面，旨在求教于大方，以补拙愚。
谢谢陀螺版主高评。该作定有瑕疵，望请版主及诸文友斧正。

李兴文

谢谢，祝你冬天快乐！

吴墨

文字功力不俗，作者阅读面宽，文章知识性强，逻辑严谨，字句考究，彰显文学功底。问好！

李兴文

谢谢吴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