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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背后
李广和程不识都是汉武帝时期的大将，抗击匈奴有功，但在对二人的评价上，后来的史学家却褒贬不一。这在同为史学家的“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的著作里尤为明显。
司马迁在耗尽其毕生心血的《史记》中这样写道，“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乐从广而苦程不识”。他认为，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匈奴人畏惧李广的谋略和胆识，而不敢轻易出动。士兵也乐意跟着李广打仗，不愿意跟随程不识。很显然，这是在扬李贬程。司马光却恰恰与之相反，他在《资治通鉴》评价到，“效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意思是说，像程不识那样带兵打仗，即使不成功，但也不会失败；像李广那样，很少没有不败仗的。
熟知历史的人，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面对同一段历史，司马迁与司马光何以会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呢？文字背后的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一切还得从文字的作者说起。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那时的汉家国力强盛，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对外扩张积极进取的姿态，长期的战争已经化解了匈奴所带来的威胁，汉家朝廷处于攻势，取得了对外的主动权。生活在这种时代下的司马迁很难不受这种时局所带来的影响。因而更加倾向开拓进取富有冒险精神的李广。
纵观司马光所生活的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管理的要求比以往的更高，已经趋于制度化。同时，由于迟迟不能统一北方地区，丧失了对河套平原等养马地区的控制，作为重要军事资源的马匹匮乏，北宋的国防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趋向收敛保守。而程不识得带兵打仗方法刚好符合这一时期的需求，因此也就受到了司马光的亲睐。
虽然司马迁和司马光治学严谨，但也没有逃出自身经历所带来的局限性。文字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经历。
苏辙认为，“文者气之所形”，韩愈说“穷而后工”，都讲到了人的经历对行文的深刻影响。
由此，我有想到了辛弃疾的一首词——《丑奴儿》，词中他写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年纪轻轻时，不理解人生之愁，写诗作赋，强说苦恼，一番经历之后，尝尽世间酸辣，看遍人间冷暖，真正诉说苦恼的时候一句“天凉好个秋”足以概括。
一个人文字水平会随着人生阅历和思想深度的变化而改变。“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没有经历过战火离别之苦的人不会有这种感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没有亲身体会到边塞凄凉的人描绘不出这种景象；“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没有被贬边地失意人生的人写不出这种愁苦。同时，文字水平也会随着思想的深刻而深刻，随着思想精彩而精彩。一个人在行文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其自身的烙印。
[ 本帖最后由 木门长子 于 2013-2-5 20:58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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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4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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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6 2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