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老师的老师

董克勤土喉根

                                       两位老师的老师





                                                                                              董克勤



       犹豫了那么多年，终于开手写两位老师了。

       延迟的原因小得不能再小，即称呼。我向来很敬重教师这个职业的，它毕竟是关系下一代人的品德。但从事可敬职业的人并不全是可敬的。乱收费、无个性的授课、暴虐学生且不说，干这行的也和干他行的人一个样，都理所当然地从学生和国家身上取得与自己劳动相应的或不相应的报酬——多数人报酬以外的劳动是不付出的。从这一点看，教师和其他职业人员一样，都是普通人。而我要写的两位老师，却并非普通人。我这样称他们老师，是不够尊重的。

       说实话，我不是他一般意义上的正式学生。我过去的一个同学是他的学生，这位并非普通的老师偶然看了他本子上我的诗之后，就决定收我为他的编外学生了，他叫何项，是他的学院中文系的教授。

       我此前文学成绩的取得，严格说来，并非那个授我语文课的老师给予的，我的有点个性的作文，所受到的他们的贬斥，严重妨碍、压抑了我写作水平的提高。我当时的写作是书籍和家庭教育给予的。设若没有那个吃着工资敷衍差事的老师的妨碍，我的文学基础会更厚实一些。再假若没有何教授收我为徒，给我鼓励，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也许在这些所谓正规老师的严厉批评面前，刚萌芽的文学爱好及能力会丧失殆尽。

        我至今还记得何教授第一次见我时讲的一句评语：“你诗里有真情，这是诗的基本立足点。站这个点上才有可能向更高发展。”说实在的，这句话里我获得的自信，几十年来的厄运都不能使我缴械投降。几十年来的写作水平的提升，也是得力于这个支点。也记得他说话时，从缕缕半白发下涣然展现的慈祥和热情，竟使我突然感到是站在耶和华或者一个天使的跟前了；他的声音真诚温和，使我如沐春风。每说完一段话，就回味品评似地眯起眼，征求意见似地看看我，然后眼角后面的皱纹及脸上的皱褶，聚拢来一个微微的笑靥。谈话时从玻璃窗外进来照在书架、书上和我们脸上的阳光，连同茶水的香气是那样永恒地留在我的内心里了。四十年来，它也真的驱散了我多半生农村生活的苦寒。

        “你是说波德莱尔吗？”有一次我大谈《恶之花》对我的影响时，何教授操标准法语语音的“波德莱尔”与我们生硬中国式语音的“波德莱尔”大不相同，我稍稍吃惊，暗想他会法语，而且精通外国文学，特别是精通法国文学。果然他把《恶之花》对诗歌承上启下的演进，对诗歌的由传统转向现代主义，对诗歌表现领域的拓展，加上他自己研究的独特见解和结合我诗的具体不足，谈了个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自此我的诗里才多了现代的气味。
      
         在前几年，我才忽然想起，想起来又十分后悔的一个显然很明白的事实：没给何教授送过我的任何“束脩之礼”，只仿佛记得在最初的时候看到他桌上有盒“大前门”香烟，一个月后再去请教他的时候，就带了两盒去，不料遭到了严词拒绝。此后的几年里再也没看见过他桌上摆放的香烟。又是几年过去了，我才在他隐蔽处的书架的后面发现了一个小烟灰缸，上面有三个烟头和半缸子的烟灰，周围有需仔细搜寻才能嗅到的一丝烟草味。估计他是夜间读书时抽的。我现在想当时我的不送礼，除了我不谙世俗、世故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何教授对我如对待自己儿女的关怀，竟能够使我长时间地忘了他竟是个所谓的“外人”。当然这也与他一贯的做人原则有关。
      
          每次从何教授家里出来，何教授总要送我到大门口，看着我走老远老远的路之后才回家去。十几年来无一例外。一个大风的夜晚，我走离何教授大门口很远了，迎面疾奔来的风沙中，我照例也是本能地朝何教授的大门回过头去，电灯晕黄的光下，我看到了伫立着何教授，头上斑白的头发旗帜般地迎风飘扬，看不清他脸和眼，但灯光照亮的宽大前额下面的暗影，分明显示着一种格外隆重的严肃。这种严肃，我根据多年来对他的了解，猜想肯定是社会环境对我的鄙夷和不公所引起的他深刻、沉重的思虑；以及我是否能在这种情况下将诗歌坚持下去的担忧。我想到这些，几乎想要蹲下来抱头痛哭，但我没有做，我想若这样，何教授会更伤心，会跑过来安慰我。我就将回转过来的头高高昂起来，迎风向前坚定走去。把这样一个姿态留给何教授，他就不会太担忧了。
         
         但后来他还是担忧我，他曾去信嘱他在我县重要部门工作的学生，给我换一个工资较多些的部门，以缓冲一个沉重的大家庭给我带来的经济压力。当然这事的结果是以我钱少礼单而以失败告终的。但也说明了何教授对我时时、事事的关心。
         
        我与何教授相距百多华里。我和他的联络方式是登门和书信。二者的使用率大约是各一半。还有一位何教授推荐给我的老教授——也是何老师大学时的老师——师范大学里的中文系教授、当时中国著名诗歌评论家的冯中一先生。因他远在近千里外的省城济南，我请教他的方式就只能是书信了。书信是比谈话授课少用时间，但整整十年里，每周或至少每两周一封必复、必修改的我的信、诗稿，这样的辛苦量，也足相当于有节假日的每周二节课的一般教师了。也有官办的大、小刊物，也忽然想起培养、教导下面的习作者了，也是每两周给作者草草改一回作业，也自称“每稿必复”。但他们是收费的。冯教授平时要给研究生们上课、辅导，自己还写着著作，有时还需出差，特别后来的几年里，他又担任了山东省作协主席，又是古稀之年的高龄。这样的境况下还坚持辅导我——一个他素不相识的草叶一样的农村人。这如果不叫伟大，不叫无私，不叫博爱，就真的该天塌地陷了。
         
        冯教授给我的谈诗的信，一般都是2至3页的，也有很多超过3页的，有一封是写了5.页半的。全部是手写，每页大约600——700字。大部分我都保存着。
         
        还有他的著作——隔一些时候拿出来品读品读。惊世骇俗的语句还在，人却不在了，冯老逝世于1996年。他和他的语言还在我的书架上长寿。
         
        我清晰记得，一封1996年冯老的信，当时引起了我的疑惑。那信是称赞和批评我一首小诗《悲哀的唢呐》的。这封署名冯老的信，笔迹却不是冯老的。一个月后我才从外界得到了冯老仙逝的消息。因此我估计我的那信那诗是冯老重病中弥留的床榻上，阅读、分析了我的诗之后，找人代笔，录下自己的口述，才成了我那封信的。我近年来很怕见到那封信，也尽量避免见到那诗——那会使我想到那信。因为自己的的无能，我这几年辜负了冯老的期望，没能写出冯老所希望的那种我应该写出的好诗。像一个回头的不肖子没脸见祖宗的尊颜、没脸听祖宗的遗嘱那样，我想我终生都会怀有这样深深的忤逆感与愧疚。
      
          这几年我有事去济南，很想顺便到冯老的墓前默立一会，并且在家里已拟好了怀念他老人家的诗，准备于坟前烧化。但是，当我一旦站在装束很现代派的器宇轩昂或浪漫风情学子进进出出的大学门口，我向他们打探数年前故去老教授的坟的想法，不知为什么就消散了。改而向教授们的宿舍区走去，半路上又忽然想到冯老的家人们从没见过我，我这样的询问，是不是会让他们感到太突然，从而产生戒心？而况我所知道的冯老似乎没有家眷。城市的邻人们，又是一般不互相过问事情的。夙愿就这样竟没有实现。
         
         冯老书信辅导我的十年间，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是1991年的暑假，我带了一包绿豆和一包扁豆去看望他。见到他在几架子书围成的房间里，是个高而瘦的老人，眉毛都花白了，微笑着，完全是我保存的《大众日报》上他那个照片的样子。看到我将豆子放在小桌上，脸上露出惊惶、为难的样子，但接着就有一位仆人（服务员）摸样的有些年纪的妇女进来了，收拾了豆子，解除了困厄。接着我们又是一阵无意义的微笑，沉默，一肚子的话，早在路上车上准备好的话，都消失净尽了。沉默之后不知为何都意外问起了对方的家庭情况。在咱们中国，亲密无间的友朋们关心对方，一般都表现于对对方的生存环境——家庭的关心。我和冯老的那种情况实在是出于这种习惯和本能。也是从那场谈话中，我才知道了他“幼年丧亲，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悲惨家况。我默然，但接着冯老也就微笑了。用和他高龄很不相称的突然快速的动作，坐椅上站起来，在关节炎的“啪啪”骨节响声中，伸展了两下胳膊，以同样快速的动作归坐椅子，略显急促的说：“不用担心我，身体棒着呢！人说我顽健，我叫自己老顽童。”这一次见面，我们几乎没谈什么诗歌，一切都在不言中，在书信里，在他的著作中。那次济南之行，我去时是喜悦，是希望；回来后，是一种温暖得要哭的感觉。此后我更忧郁，更沉重了。
         
        我第二次见冯老，是1994年，去济南参加《黄河诗报》的一个改稿会，刚安排好住宿，我就跑去找冯老了。他的目光和手指划过我的几首新作之后（用手指划过诗行来看诗可能是他的习惯），满意地笑了，夸奖了几句，以很有力度很果决的动作（与他高龄不太相称），装那几首诗于自己口袋。嘴里嘟囔似地但分明很清晰地自语道：“给他看，看他还能说啥！”我联想起一个星期前冯老给我的回信，知道“他”指的是某刊的某编辑，在那信里冯老说他拿着我的几首诗去某刊编辑部里推荐，被拒绝，因而信里叹息道“他们不重视我这个老学究的意见了。”看来现在的几首，冯老是确认那个编辑再没有理由拒绝他的推荐了。开过了改稿会，我才知道了冯老是整个省城作家、诗人、诗评家的领袖，有很多很多诗人评论家都是他的学生，那个改稿中的一场辩论会几乎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完全过程的。那么多的人簇拥着他、环绕着他，有几个甚至挨在他胳膊边。引起了我的嫉妒。我挤过去，抓住冯老的胳膊，似保护他，实是抬高自己。冯老看我一眼，牵住我手。依旧和人谈论，那些人也像没有看见我，继续谈论说笑。可我更紧地挽起冯老的胳膊，将自己有力的目光，得意地划过他们一个个的笑脸，意在证明：我才是冯老最喜欢的学生！
     
          对于大多数正规老师特别是那个授我语文课的老师的回忆，绝对没有这样的生活细节，有的只是课堂上生硬的公式化的讲课，和作业本上不变的千篇一律的批语。他们的教言作用于我的部分感官，而何、冯二教授的教育则作用于我的灵魂。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一般的老师；而何、冯教授给我的感觉却是亲人加老师。而亲人加老师这样个概念，用两个字所成的词是很难替代的。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决定避开此难，另择别题目。因为冯老是何老的老师，何老又是我的学生的老师之老师，便冠全文以“老师的老师”为题。至于可能由此引起的“滥用概念”“贬低现任的正规教师”等责斥，我也顾不得了。
我只想，什么时侯到冯老的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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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李兴文 于 2013-6-10 22:00 编辑 ]

冉令香

能遇到这样的老师真是人生大幸。文中几个细节刻画了两位老师的高尚人格、严谨作风、唯才是举的为师之道。读来令人很感动。问好！
倒数第二段插入的版权位置有误。

[ 本帖最后由 冉令香 于 2013-6-10 19:15 编辑 ]

李兴文

文章贴出之后，请仔细检查排版状态，若有不妥，请及时纠正。论坛首页介绍了一款自动排版工具，试用一下，很好的。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奋斗，也离不开良师益友的无私帮助。文中写到的两位老师的确让人敬重，对“我”的成长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是人家最美好的情景。相对于人欲横流的当下，许多正在成长的人更需要这样人品高尚的好老师。
祝你节日快乐！

杨灵燕

能遇到这样的老师真是人生大幸。

董克勤土喉根

问冉先生好？我能为我老师的灵魂再次找到一尊敬者，感到欣慰。好人，世上还是有啊。感谢冉先生帮我编辑版面。

[ 本帖最后由 董克勤土喉根 于 2013-6-11 10:56 编辑 ]

董克勤土喉根

谢谢李先生的关怀！同情、帮助别人大概是人性中最美好的。

董克勤土喉根

若无此情感，我的人生就是很悲惨的了。我永远感谢那些帮助过我和除我以外的别人的人！我永远怀念他们！

木门长子

质朴，实在，余韵悠长，即有着对老师真挚的情感，也有着对自己成长路程清醒理智的认识。师者，圣人也，有此老师福份了。

董克勤土喉根

我的老师的品格高，因此也影响得我的拙文也有几分文采了。说一个人是否有福，也可从他是否遇到好老师上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