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中财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查看: 9342|回复: 11

毛泽东眼中的中国兵法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4-10-7 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看什么新进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中收有欧阳修《为君难论》一文,此文从战国时期赵孝成王不用老将廉颇而任用新将赵括、秦王赢政不用老将王翦而任用新将李信致使战败兵失得出结论,秦赵二国之君“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并阐述说,“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毛泽东读此评点到,“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在毛泽东看来,事业的成败不在于人的新进老成,而在于人是不是贤、是不是有能,是不是为将之材。


  注重为将之材,强调将帅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研究国家兴亡学说的中国兵法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孙子兵法》认为“道、天、地、将、法”是决定国家兴亡、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将”是其中之一。贤能的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的周全国家就强盛,辅弼的欠缺国家就衰弱,“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六韬》还指出,要把选人任将当作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来认真看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也,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什么样的将帅才算的上是“国之辅”呢?《孙子兵法》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曹操称此为“五德”,注曰:“将宜五德备也。”为将之材要五德兼备,不可偏废。杜牧说,“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所谓“智”就是智慧,知识渊博,多谋善断,能正确认识事物,预见事态变化,有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战胜敌对势力的能力;“信”就是诚信,言出如山,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仁”就是爱人如己,珍惜生命,能与部属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勇”就是果敢,锐意进取,不避风险,不怕牺牲,尽守职责;“严”就是威严,严明法纪,严格执法,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孙子兵法》还指出,将帅在做到五德兼备的同时,还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这样的将帅才称的上是“国之辅也”、“国之宝也”。


  辨贤去奸,拨庸拔锐,选拔五德兼备的为将之材是中国兵法思想的重要内容。《尉缭子》说,“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选拔为将之材,在进行素质考察的同时,也要进行实践检验,把可用之人放到实践中去锻炼、去检验。素质考察的关键要看是不是那块料,不能把“世俗之言”当作选人的标准。《六韬》说,“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君,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把“世俗之言”当作辨别贤庸的标准,平庸之辈就会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互相吹捧、以虚名蒙蔽君主获取爵位,出类拔萃的人难免不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丧失晋身之途,这样国家终将危亡。


  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是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的名将,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是三国时期的主帅及谋士。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最初都是以新进之士建功立业的,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更是以“少年新进”立下功勋的。因此,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人才,选拔人才的关键在能力。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曹操带领大军攻打东吴,那时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帅印,结果打了胜仗。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破格提拔!他希望在新中国能创造一种氛围,让为将之材脱颖而出,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才智,建立功勋。


  (二)老粗出人物

  毛泽东一生多次谈到汉高祖刘邦,称赞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从他的谈论中我们可以领悟出一些深刻的兵法道理。1964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都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毛泽东还指出,刘邦是个大老粗,“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决策和用人是中国兵法探讨的重要内容。
  
  中国兵法中讲的“计”、“谋”、“算”,说到底就是决策。《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杜牧注,“庙算者,计算于庙堂之上也。”“庙算”指的就是在庙堂之上做出战略决策。“庙算胜”就是说在战前就要做出胜人一筹的决策。《尉缭子》也说,“兵有胜于朝廷,有胜于原野,有胜于市井。”“胜于朝廷”,就是说在朝廷上就要做出战胜敌人的决策。刘寅注,“胜于朝廷者,谋定也。”《六韬》认为,主帅心中要有主见,看到有利的时机,要抓住不放,毫不迟疑,大胆决断。用兵最大的灾害就是迟疑不决。“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而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虎钤经》也指出,正确的决策是取得胜利的必由之途。“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刘邦遇事能听取不同意见,果断决策,这与他的老粗禀性是密不可分的。


  举贤任能,选将用人是实施战略决策的重要一环。《尉缭子》指出,一国之君在做出决策之后,必须要起用贤能之将去实施。不能起用贤能之将,而想占有天下,必定会落得一个亡国覆军的结局。“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三略》也指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君主治国平天下,在于收揽贤人之心,得贤人者得天下,把贤人当做自己的腹心,任贤使能,这样战略决策才不致落空。《孙子兵法》还指出,将帅受命为将拥有临机制宜的权力,君主不能从中制御,“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尉缭子》也强调,将帅在军中拥有绝对权威。“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任用贤能之人为将,保证将帅行使职权,这是国家安定昌盛的重要保障。


  历史上成就大事的老粗很多,老粗一般具有五个优点:一是思想没有框框,没有书生气,不教条,敢想敢闯敢干;二是爱惜人才,肯放手用人,不吝啬权力,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三是尊重知识,听得进不同意见,从善如流;四是能吃苦,肯接近社会低层;五是从实际出发,不讲面子,不摆架子,不求小利,不图虚荣。这些正是中国兵法对统帅的基本要求。刘邦是个大老粗,但他具有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组织本领,这是他获得成功的本质因素。试看今日天下,世界著名学府MBA出身的才俊遍布全球,但是他们之中又有几人能成为经济王国中的统帅?在经济王国中的成为统帅的不少倒是那些出身平民、身经百战的老粗。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并说,有这么一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这位老粗取得天下,自然不是偶然的。不要小看老粗,老粗能干大事。
 楼主| 发表于 2004-10-7 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误于隆中对

  《古文辞类纂》中收有北宋兵法学者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毛泽东读此评点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


  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指出,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可以联合为援,不可以为敌。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益州两地,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安抚夷戎,修明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洛进军,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思想失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毛泽东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身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真乃千古笑谈。中国兵法思想层面多、意境深,不同层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表述是矛盾的,但整体是一致的。只有在人生曲折磨难的砺进中日积月累,才能领悟到中国兵法思想的意境和精髓。毛泽东也正是在人生的磨难中重视中国兵法的。
 楼主| 发表于 2004-10-7 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嘉是一位著名人物

  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才识超群,足智多谋,长期追随左右,出谋划策,功绩卓著。曹操则倚为股肱,常常问计于他。郭嘉三十八岁时病殁。令曹操十分痛惜。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不久,毛泽东又在一次谈话中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到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记载,郭嘉胸怀远量,匿迹修行,不与常人交往,所以当时并不知名,只是有见识的人赏识他。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感慨,说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


  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智谋之士的人生境遇问题。智谋之士是不是多谋,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信赖;君主是不是善任,能不能礼贤下士、知人善用。这是中国兵法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兵法认为,国无智谋之士不强,君无智谋之士不立,事无智谋之士不成,兵无智谋之士不胜。“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然而君主对智谋之士的信赖、智谋之士对君主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智谋之士要多谋,谋划国家安危大计,预见事态发展大势,消除隐患于未发之际,匡正君主过失,解决疑难问题,辅主正确决策。君主要善任,以挚诚之心待智谋之士,隆礼重义,勿施以欺,勿施以诈,君无礼遇则智谋之士不至,君不挚诚则智谋之策不出,君主能否得到智谋之士、能否得到智谋之策全在于君主对治世大道的追求。周文王原是商王朝周部落的首领,周部落长期受商王朝的奴役欺凌,历尽艰险危难,后来按照姜太公的谋划才推翻了商王纣的统治;姜太公是一位具有高深谋略的人,长期不遇明主,以替人屠牛贩酒为生,年愈七十才遇到周文王,受到文王的礼遇,他辅佐文王、武王平定了天下。所以《尉缭子》说,“良马有策,远道可致;贤士有合,大道可明。”君主与智谋之士相遇,道合而志同,志同而情亲,治世的大道才可彰明。


  郭嘉是历史上罕有的智慧之星,是值得学问家深入研究、艺术家大书特写的人物。最初他北上晋见袁绍,袁绍不能用,又投奔了曹操。他向曹操进言,论断曹操十个方面胜于袁绍:“袁绍礼仪繁多,常为形式所困;公从实际出发,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袁绍割据一方,逆历史潮流而动;公顺应统一大势,奉天子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东汉灭亡在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袁绍以宽济宽,不能整饬危局;公拨乱反正,以严治政,上下皆循法度,此治胜三也。袁绍外表宽宏大量,内心量小忌贤,所任用者唯其亲戚子弟;公外表简单严肃,内心机智英明,用人不问远近、唯才是举,此度胜四也。袁绍多谋少决,往往事后才能意识到应当采取的策略;公谋定即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袁绍沽名钓誉,喜欢听奉承话,那些能言善辩外表上看德才兼备而干不了实事的人多归之;公以诚待人,不务虚名,以俭率下,有功必赏,那些有远见灼识、真才实学的人都愿意为公所用,此德胜六也。袁绍见到饥寒之人怜悯益于颜色,却不考虑那些从未见到的贫困百姓,谋划救国辅民的大计;公对眼前小事时有忽略,对待大事从不含糊,思虑所及不限于直接接触的人,恩德加于四海,此仁胜七也。袁绍不会用人,大臣之间争权夺利,疑惑丛生;公用人得法,使人各尽其力,不能相互倾轧,此明胜八也。袁绍以亲疏定是非,赏罚不明;公是非分明,赏罚有道,此文胜九也。袁绍声众势强,但不懂用兵要领;公精通兵法,能以少胜众,用兵如神,此武胜十也。”十胜论为曹操战胜袁绍平定中原奠定了思想基础。曹操曾说,“使我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视郭嘉为股肱,出则同车、入则同帐。曹操评价郭嘉忠诚善良,智慧渊深,品性美好,通达事理,过绝于人。有人曾非议郭嘉“不治行检”,郭嘉泰然自若,曹操见其有大丈夫意气,愈发敬重他了。郭嘉智慧渊深,通达事理,十余年为曹操出谋划策,动无遗失,过绝于人。赤壁战败,曹操又想起了郭嘉,叹息道,“假如郭嘉健在,我不至于落得这等地步!”更加深刻的领悟到了智谋之士的重要作用。历史上智谋之士大抵有三种人生作为:一是为帝王之师或帝王谋臣,出谋划策,辅主成功,姜太公、张良、刘伯温是也;一是为帝王相将,躬身实践,匡扶宇内,曹操、李世民、曾国藩是也;一是为布衣书生,著书行世,人不知其详,黄石公、李筌、赵本学是也。郭嘉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智谋之士,他的十胜论几乎涉及了中国兵法思想的各个方面,切中要害,言简意明,博大精深,古今罕成。毛泽东还指出,我说郭嘉是借郭嘉的事来说我们的党委书记,不要多端寡要,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毛泽东就是一位集古今智谋之大成的历史巨人。
 楼主| 发表于 2004-10-7 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观人观大节

  毛泽东把《资治通鉴》看作是一部大相砍书,一生不厌其读,从中探讨中国兵法的思想。《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刘备的谋臣法正,主持朝政,多次利用职权行个人恩怨,有人劝诸葛亮禀告刘备,限制法正的权力。诸葛亮从大局出发,指出法正像羽翼一样,辅助刘备翱翔,不能因其有过失就限制他行使职权。“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毛泽东读此评点到,“观人观大节,略小故。”认为观人要从大处着眼,全面看人,不能求全责备,以小故摒弃贤才。


  观人是中国兵法的重要内容,正确观人是任人的前提。《六韬》指出,君主观人有“六守”: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认为富裕而能够循规蹈矩,不胡作非为就是仁;尊贵而能够遵守礼法,不骄傲放纵就是义;重任在肩而能够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就是忠;受托作事而能够公私分明,不隐瞒欺诈就是信;面对危险而能够大义凛然,不畏惧退缩就是勇;事繁多变而能够处置有序,应变无穷就是谋。“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守者,关隘、关键之谓也。六守者,观人之六点关键也;守者,守备、不失之谓也。六守者,仁义忠信勇谋,人具其一就不可弃也。“六守”的观人思想是中国兵法观人的基本思想,也是中国兵法观人思想中的精华,毛泽东也正是以此观点来看待法正的。


  法正,字孝直,三国时期的智谋之士,《三国志》上称他“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最初他投奔刘璋,久不任用,被人“谤无行”,志意不得,只与益州别驾张松友善。后密结刘备,成功实施了刘备集团西取益州的战略意图,被刘备任为蜀都太守,辅佐刘备经治巴蜀。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进兵张鲁,平定汉中。汉中是益州的北部屏障,曹操占据汉中后没有乘胜攻打益州,而是留下夏侯渊驻守,自己仓促北还。法正判断曹操此次出兵汉中,不是不想进军巴蜀,也不是力量不及,而是忧患所迫不得不还。“此盖天以予我,时不可失也。”他劝刘备出兵汉中,占据这块战略地域。刘备善其策进军汉中,夏侯渊败死。曹操在西征乌丸时得到汉中战报,不无感慨的说,“我本来料定玄德不会有此举动,必为人所教也。”法正辅佐刘备西取巴蜀,北征汉中,为刘备建立帝业奠定了基础。刘备称帝后,发兵东征为关羽雪耻,群臣莫能劝阻,大败而归。时法正已死,诸葛亮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定能制止主上东征,即使不能劝止也不至于落得如此惨败。”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时评点的就是法正在蜀都太守任上的事。


  法正量小失政,不足称道,但以一时一事观人更不可取。金无足赤,世无完人,十个手指不会一般齐。明智的领导者,常常见到人之所长,求其长而任人;昏庸的领导者,常常见到人之所短,责其短而弃士。善于观人的人,见到人之所长则知人之所短,见到人之所短则知人之所长。观人见短不见长是愚,任人避长不避短是蠢。任人之长者势益强,责短弃士者势益弱。倘若一个人在领导者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各个方面就像组成木桶的每一块木头,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巧伪圆滑的诺诺奴才;一个人在群众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十个手指一般齐,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好好先生。峭峭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木桶理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求全责备理论。苏询在《衡论》中曾说,“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其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


  管仲曾说,吾尝鲍叔经商,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与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我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耻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观人观大节,选才贵适用。毛泽东也正是在一次“开除党籍”、两次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的境况下,背着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历史推举到党的领导核心的,从而才使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征程。
 楼主| 发表于 2004-10-7 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街亭之战亮宜自临阵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资治通鉴》记载:“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合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


  街亭之战是诸葛亮初次北伐时蜀军先头部队与魏军的一次交战。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冬,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叛乱后挥师北上,集结汉中伺机北进。转年春,诸葛亮声言由斜谷道(今陕西省眉县西南)进攻眉城(今陕西省眉县),命赵云、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北)以作疑兵,自己则亲率大军直赴祁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在蜀军声势的震撼下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降亮,关中由此震动。魏明帝曹睿闻讯命大将曹真增援箕谷抵御赵云,命张合西进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抵御蜀军先锋马谡,自己则亲率大军坐镇长安,企图一举歼灭无险可据的诸葛亮。赵云不敌曹真,战败而返。马谡与张合交兵于街亭,马谡据城弱不敌强,上山占据险阻以待诸葛亮大军北进。张合攻山不下,绝马谡水道,马谡断水兵败。诸葛亮大军行至祁山未与魏军正面交锋即无功而返,杀马谡以责其街亭之败。
  
  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中国兵法强调,战略指导者要估量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同敌人展开决战,战胜敌人。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致使马谡兵败街亭。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内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毛泽东在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合追之。合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合右膝而卒。”时评点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自街亭之败,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诸葛无谋,马谡冤死。


  马谡,刘备之谋臣,从荆州随刘备入蜀,被任为绵竹成都令、越 太守。诸葛亮南中平叛,问计于谡,谡筹策征服南人之心。亮采纳马谡之策,纵孟获而南方平定。及马谡被斩“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蒋琬也指责诸葛亮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令其孤军深入敌境,马谡上山是败,守城亦败,诸葛亮非任之也,弃之也。马谡是一位难得的智士谋臣,诸葛亮不能量才器用,裁定失中,“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毛泽东从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开始研究战争问题,以一介书生投身革命战争,他从不讳言自己曾经打了许多败仗,不能带兵。遵义会议后他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从此导演了一幕幕战争奇迹。
 楼主| 发表于 2004-10-7 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能军无出李世民

  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一书汇集了历史上近2000则智谋故事,令毛泽东爱不释手,圈点批阅。《智囊》在记述孙膑“驷马之法”处有一按语,“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毛泽东读此评点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在毛泽东看来,在总体处于弱势情况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造成相对的强势,以相对的强势敌相对的弱势,各个歼灭敌人,最终由弱变强战胜敌人。这是中国兵法的精妙之处,历史上以此战法驰骋天下的最杰出人物就是李世民。
  
  李世民,唐高祖李渊次子,自幼聪睿过人,临机果敢,不拘小节,心智深远人莫能测度。十七八岁时随其父李渊奉诏征战,深入敌阵,独往独来,所向披靡。时群雄并起,天下蜂拥。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气数已尽,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逐鹿天下。攻取长安后,李渊拥立隋炀帝孙杨有为帝,是为恭帝。恭帝封李渊为唐王,封李世民为京兆尹。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自称帝,是为唐太宗。李世民平生以礼下士,广纳英才,为盗为侠者皆能为其所用,贤能之士无不委身甘效死力。在李渊谋取天下的征战中,李世民武功最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七月,薛举在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称帝。李世民率众讨之,无功而返。不久薛举死,其子薛仁杲嗣位,李世民再次兴师讨伐,与薛仁杲在折庶城(今甘肃省泾川县东北)对峙六十余日,敌众十余万人,兵锋甚锐,数来挑战,李世民按兵不动以挫敌锐气。至敌粮尽、两将来降,李世民才说:“彼气衰矣,吾当取之。”命庞玉先在浅水原(今陕西省长武县东北)南攻击敌人,敌将宗罗侯全军出战,庞玉先战败未溃之际,李世民出其不意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奄出,大败薛军,薛仁杲降。李世民与兵法家李靖探讨兵法思想时,曾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这既是李世民对中国兵法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是他战争实践的高度概括。
  
  孙膑的“驷马之法”源于《孙子兵法》的虚实思想。《孙子兵法》指出:“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之所加,如以段投卵者,虚实是也。”认为能做到从战争实际出发,因敌情的变化而变化,避实击虚,战胜敌人,就是用兵如神。无为虚,有为实。中国兵法上讲的虚实,一般而言弱、寡、饥、劳、怯、乱、不虞是虚,强、众、饱、逸、勇、治、有备是实。用兵的法则是避开敌人之实攻击敌人之虚。这关键在于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驾驭战争形势的变化,发现和制造敌人之虚,适时攻击。这是中国兵法思想的核心,李世民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才做到了以弱胜强,百战百胜。


  李世民一生南征北战,以弱敌强,屡建奇功,千古罕有。1920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说,李世民是草莽英雄,“太原公子,褐裘而来”;晚年还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一再流露对李世民能征善战的赞赏。秋收起义失败后,在几千起义官兵中愿意再跟毛泽东走的只有七十二人,毛泽东就是以这七十二人为班底,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在与强敌的斗争中不断壮大,最终走向胜利,干出了一翻震撼世界的事业。李世民与毛泽东相比逊色许多,千古中国能军能出李世民之右者,仅毛泽东耳。
 楼主| 发表于 2004-10-7 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攻魏救赵千古高手

  《智囊·制胜》孙膑处记述:“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赵,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敝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毛泽东在此段文字的天头画了三个圈,评点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认为孙膑能够掌握战略主动权,驾驭战争,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削弱敌人,战胜敌人,是实践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子兵法》的传承者。早年孙膑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投奔魏国,任魏将军。庞涓自知能不及孙膑,荐膑于魏,庞涓又恐孙膑位过于己反而加害孙膑,断膑两足使其终生残疾不得为将。齐国使臣惜膑之才,把孙膑带回齐国,齐将田忌善待之,荐于齐威王,威王问兵法,拜膑为师。公元前353年,魏将庞涓率军攻打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出兵救赵。田忌依照孙膑的谋划,没有直接去邯郸救赵,而是引兵直取魏都大梁,攻敌必救,迫使庞涓弃赵回救。孙膑在桂陵设伏,战胜庞涓。孙膑一举既解赵国之急,又败魏国之师。公元前341年,魏国以庞涓为将大举攻韩,韩告急于齐。齐宣王问救早与晚孰利。孙膑指出,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韩而受魏之兵。不如阴固韩之志,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齐王善其策,在魏韩交兵五战五不胜之际起兵攻魏,庞涓以疲惫之师与孙膑战于马陵,兵败自刎。


  孙膑“围魏救赵”是运用兵法思想的辉煌战例。《吕氏春秋》上说“孙膑贵势”,何谓“势”?《孙子兵法》指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思是说,所谓“势”就是要根据战争实际创造出有利于己的作战态势。“因利而制权”思想的核心还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掌握战略主动权,这里面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处于主导战争全局的地位;二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自身的行动;三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主宰敌人的行动。唐代兵法家李靖曾指出,中国兵法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孙膑“围魏救赵”的关键也正在于此,驾驭战争全局,后发先至,调动敌人,变被动为主动,掌握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对“围魏救赵”这一战法非常重视,对这一战法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深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其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他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攻作战的战略转变,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


  中国兵法是在天下倾覆,生灵涂碳中概括出来的学问,掌握中国兵法思想有两个必由途径:一是胸怀天下安危,躬身实践,在实践中舍得拿身家性命去拼赌,在腥风血雨中闯荡,获得胜利自然成为兵法大家;一是志心兵法研究,身罹磨难,在磨难中体悟兵法思想,在书本上钻研只能掌握中国兵法的皮毛,磨难才出真功夫,身罹磨难才能掌握中国兵法的精髓,在钻研过程中身受磨难、在身受磨难中反复钻研自然成为兵法通家。舍此两个途径不能掌握中国兵法的精髓,从书本到书本只能掌握中国兵法的言辞,夸夸其谈,无济于事。孙膑就是在研究中国兵法的过程中遭受嫉害,身陷窘境,磨炼出真功夫,成为中国兵法的千古人物。孙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躺在辎车上谋划战争策略的大军事家,这不能不让曾经躺在担架上谋划中国革命战略的毛泽东感慨赞叹。
 楼主| 发表于 2004-10-7 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司马懿敌孔明之智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吴将陆逊受命抵御刘备,众将各自骄傲自负,不听从陆逊的指挥调度,陆逊申明军法,以王命御众。“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也。’”毛泽东读此评点道:“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认为陆逊与司马懿相同,能够机智果敢,忍辱负重,假君御众,不辱使命。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省温县西)人。少时聪颖多智,有奇节,常感慨天下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曹操闻之,纳为谋士。曹丕即帝位,委懿参与枢机政务。魏明帝时,拜为大将军。明帝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北侵魏境,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命懿征讨诸葛亮,亮败退。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将议驻守渭水北岸,以待蜀军渡河来战。司马懿指出,百姓积聚皆在渭水南岸,此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引军而济,背水为阵,与蜀军对峙。司马懿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认为此时诸葛亮上策是兵出武功(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渭河北岸),沿山东进;下策是西上五丈原(在今陕西省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北渡渭水。诸葛亮不识兵略果然西上五丈原,懿料其必败。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诸将皆怒,欲与亮决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询问战事,司马懿复信道:“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认为诸葛亮不通兵略,必败无疑。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心力交瘁而死。蜀将自烧营垒遁逃,司马懿观蜀军营垒,知亮已死。当初辛毗临军之时,姜维曾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


  中国兵法思想的主旨是“兵不顿而利可全”,追求以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战争问题,不追求以战争手段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兵法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保全利益,把战争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谋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司马懿敌诸葛亮的主导思想也正在这里。诸葛亮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称赞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当时百姓所说“死诸葛走生仲达”都是司马懿释放给曹魏集团的烟幕,曹魏集团才是司马懿的真正对手。司马懿的目的是,在与诸葛亮的战争中保全司马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发展壮大自己。这才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深层次的思想所在。


  司马懿通权达变,战功卓著,对中国兵法有深刻的理解,把握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这和他的人生磨砺不无关系。当初曹操得知司马懿通谋略便荐其为官,欲纳为己用,懿不愿屈己附曹,称病推辞。曹操任汉相后,又派人召懿,并说:“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惧怕曹操加害,不得不归附曹操。曹操察觉司马懿有雄才大略,又梦见“三马同食一槽”,因而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内心里戒备司马懿。因此,司马懿常常做一些养牛喂马的小事,兢兢业业,夜以忘寝,这样才使曹氏父子放过他。正是这段经历才使司马懿形成韬光养晦、胆大心细的禀性,辅佐曹氏四代,为魏重臣屡建奇功。毛泽东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赞赏司马懿多权谋,善权变。
 楼主| 发表于 2004-10-7 11:01 | 显示全部楼层
赵宋祖此弊法

  《南史·宋太祖本纪》记载,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刘义隆用兵不给将帅任何指挥调度权力,对敌作战皆按圣旨行事;将帅不能临机制宜,屡战屡败。“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廷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是言之,得殁亦为幸矣。”毛泽东读此评点道:“赵宋祖此弊法。”认为刘义隆统御军政,遥制兵略,不能授权任将,是用兵弊法;赵宋王朝仿效此法导致将不能军,士不能战,边患频仍,江河沦丧。


  “赵宋”即赵匡胤建立的宋王朝。赵匡胤,五代时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生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少时善骑射,周游四方不遇器重。后至襄阳寺中,一老僧语之“北往则有遇矣”,于是赵匡胤北上投奔了正在招贤纳士的后汉枢密使郭威。不久掌握后汉军权的郭威谎称辽军侵汉,率军抗辽,途中属下将黄袍披在郭威身上,拥立郭威为帝,建立后周。后周世宗柴荣即帝位,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握后周兵权。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子柴宗训继位。转年赵匡胤效法郭威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赵匡胤即帝位后,深感兵权对皇权的威胁,恐惧权臣兵变的闹剧再次重演,“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重臣的兵权,建立了一套军权分立、兵将分离的军政体制,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权力统归于皇帝本人,规定将帅只能按皇帝规划的成旨行事,不得临机决断。这种机制在其变革过程之中,对赵匡胤强化皇权统治、进行统一战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一旦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就显现出了它的僵化和腐朽,致使大宋王朝国力军力衰微,自毁长城。宋太宗赵匡义继位以后,两次大举兴兵两次惨败而归,至此大宋王朝无力再战,丧权辱国,直至灭亡。


  君主制御将帅是用兵弊法,兵家大忌。将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君主必须授予将帅驾驭战争的全权,推之以诚,待之以礼,充分发挥将帅作用,将帅拥有独断决策、临机定夺、因敌制宜的权力;君主不能制御将帅行使职权,君主制御将帅行使职权是乱军取败之道。《孙子兵法》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膑兵法》指出,“得主专制胜”、“御将不胜”;《三略》也指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都把君主授予将帅指挥调度全权,不制御将帅行使职权当作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这是“万世之法戒”。中国兵法摒弃君主制御将帅,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将帅身处战争前线,直接掌握战场对比情况和战争发展态势,随机决策更有针对性,及时准确,利于捕捉战机,掌握战略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二是树立将帅的权威,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利于将帅协调指挥,令出一门,三军一体,提高整体的作战能力;三是避免君主决策失误,造成全局的被动和整体的损失。
  君主放手任将,不仅要有识人之智、容人之量,更要有爱人之心、用人之略。君主不是在将帅行使职权上羁縻制御,而是充分发挥将帅的作用,在更广阔、更深层的地方驾驭将帅、激励将帅;让将帅成为君主座下的战马,战马驰骋天下,君主得意于天下。这是君主的真正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君主真正应该有的本领。毛泽东在他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十分重视对战争指挥艺术的把握,赋予前方将帅战场指挥临机决断的全权,充分发挥了前方将帅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在整体战略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前方将领必须发挥能动作用,自觉根据战场实际,机动灵活地组织作战,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确保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宋太宗赵匡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弊法”制御将帅,被毛泽东称作“无能”、“此人不知兵”,极力唾弃。
 楼主| 发表于 2004-10-7 11:04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读《孙子兵法》

[ 作者:杨保根   ]







    中国,是一个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度。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喜欢历史,喜欢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在唱响“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主弦律的今天,学习历史,了解和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我国杰出历史名人的品德情操,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和现实是由文化联接的。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本书可能会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一本优秀的书,一本堪称举世公认的存世最早、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著作,则可能彰显一个民族的智慧;一位伟人,一个曾经代表了一个时代,享誉世界的政治家、军事家、曾经读过这样的一本书,而且其中还有许多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一定会引发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一、《孙子兵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或《孙子》,是中国和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兵书,素有“兵典”、“武经”、“百代兵家之师”等美誉,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孙子兵法》在篇幅上不过短短十三篇、约六千余字,但内容却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充满了智慧的光辉。《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孙子兵法》对于国人而言大多耳熟能详,其中的许多经典论述和精辟语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能听到或见到,而且经常见诸于一些报刊文章,甚至被各类专门理论著作所选摘和引用。但是也不乏有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也有人仅仅将其作为军事著作看待,而不加涉猎。实际上,《孙子兵法》虽然确实是一本兵法书,但随着世事推移,其影响范围已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曾有读者在亚马逊网站上评论说:如果一个人一生只允许读一本书,那就应该是《孙子兵法》。此话也许有些过头。但是1996年美国哈佛大学57位学者将《孙子兵法》评选为世界四千年十大著作之一,则绝非过誉。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时期,集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及春秋以前时代)军事思想之大成,并有创新和发展;它广泛地揭示了一般战争的客观规律,在战争指导思想、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杰出的科学课题、原理与原则;它奠定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体系及其基本框架,为后世军事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此,明朝兵学家茅元仪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孙子兵法》将兵学、哲学、文学融于一体,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上最为令人瞩目,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曾赞叹:“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2500余年间,其学术价值受到了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史学家、哲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吕氏春秋》中就说:“阖闾之教,孙、吴之法,不能当矣。”到了汉代,“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三国时的曹操在其《孙子序》中写道:“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唐太宗李世民在与名将李靖的军略问对中慨叹:“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清朝思想家魏源认为:“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孙中山先生则说:“就中国的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

    《孙子兵法》又是一部理论含量极其丰富、运用范围非常广泛的著作,它不仅仅是中外军人们奉为“兵书鼻祖”的军事理论名著,它也是一部哲学著作、一部政治学著作、一部语言学著作、一部公共关系学著作------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孙子兵法》的应用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军事领域,其在外交谈判、企业经营、公关谋略、信息收集与处理、以及自然科学中的许多领域,都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力。1973年,美国学者、美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其所著《大战略》一书中指出:“形成战略思想的第一位伟人就是孙子,------他对于战争艺术写下了世界上所已知的一部最早的著作。他那短短的十三篇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杰作,连克劳塞维茨在2200年后所写的《战争论》也是望尘莫及。------其大部分观念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还是和当年完全一样的有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军事的争夺逐渐让位于经济的竞争,瞬息万变的市场成为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孙子兵法》又成为这个战场的有力指导理论,并屡屡奏效。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济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一家东洋钟表公司濒临倒闭之际,毅然接管了其中之一的小石川工厂。他运用《孙子兵法》管理这家企业,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他重建的东洋精密公司也声名远扬。他运用《孙子兵法》谋略思想撰写的《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在企业经营界引起巨大反响。美国诺克斯韦公司的顾问杰拉德尔·麦克森,更直言不讳地说,他在一次经营中,运用《孙子兵法》中“出奇制胜”的谋略,赚了一亿多美元。因此他认为,《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非常适合商业战场。正如法国海军上将拉克斯特所指出的,《孙子兵法》所描述的那些方法和计谋,既适用于小小的战争,也适用于重大的政治抉择,所有领域的领导者(从企业领导人到政治家和军队统帅)都会发现对自己很有用处。

    总之,《孙子兵法》在今天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得到广泛的运用,也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许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现在都在认认真真地探讨和研究《孙子兵法》。《孙子兵法》的价值已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孙子兵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然,《孙子兵法》也绝不是万能的。它不仅有其范围的局限,也有其时代的局限。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而不必去苛求古人。

    客观的讲,孙武的隐士地位,决定了《孙子兵法》最初就是一块敲门砖。是孙武为了能够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政治抱负所写所作的一种“为将”的准备,是为了“赢得君王带笑看”而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因此,必须具备可读性(能打动人、有震撼力)和实用性(切中实际、便于操作)。它不是给老百姓写的通俗读物,甚至也不是给“将”写的教科书,因而,要阅读和理解它必须具备相当的层次(相信当时的孙武对吴王阖闾的知识结构和才能是作过认真的分析研究的,这对他而言显然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而在当时的“将”们中间却也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使以后几百年、几千年中堪称“儒将”者也是寥若晨星。真正能够读懂读通《孙子兵法》的,大多是一些统帅之才,有历史可资佐证。我们弯回头来看一下,如曹操、李世民、蒋介石、毛泽东者不过是凤毛麟角。

    只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逐步提高,各种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文化知识日益普及,在2500年以后,《孙子兵法》才“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价值和生命力。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的中国,有心去研读《孙子兵法》的人也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有十多亿中国人不会去理睬什么《孙子兵法》。这既非中华民族的幸事,也不是我们当代人的悲哀。

     二、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态度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以一介书生领导着一群手拿梭镖、大刀、火枪的“泥腿子”,辗转游击于湘赣边界的穷山恶水之间,连破十八岁就读《孙子兵法》的蒋介石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大军的迭次围剿;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了美国支持的“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经过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由领导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夺取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权。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战争为主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挥他一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与内外敌人作战二十余年——包括日本军队、美国军队这些曾称雄于世界的、非常强悍的军队,歼灭敌军千余万人;他领导一个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和人民,在连续二十多年的严酷战争中,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与异常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丰富多彩的传奇经历,被人们认为是饱读兵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毛泽东对兵书却似乎并无厚爱。一是人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他曾经阅读和批注过的任何一本兵书;二是他曾在读欧阳修编的《新五代史》时有过两次批注:“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引申出来的看法。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是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战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

    兵书一般都是前人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战争经验的总结,但书读多了,食古不化,反成教条,不惟无益,反而有害。像中国古代史上赵括、刘寻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教教兵法也许更合适些,可是派到实际战阵上就未免害人害已。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是吃了“本本主义”者们的大亏的。因此,在他的整个革命生涯里,不时能看到他对一些“书虫”们的不耐烦和对一些没有读过多少书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的偏爱。

    毛泽东没有进过军校,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还没有出过洋、留过学。只是一个能当老师的料(师范毕业生)。所以,不要说军校生看不上他,一般的军官,老兵也不会服他。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对于同事和下级,毛泽东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以说轻而易举。他确实比一般人高明的太多了。然而,要在上级面前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特别是同上级意见相左的时候,就要困难多了。

    一是上级往往并不愿意给像毛泽东这样“不很听话”的人以机会和权力,二是上级在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时有太多的人是先查下级的原因(这也属正常),而且对下级没有完全执行自己的意图而出现失败的局面常常是恼羞成怒。这些都是毛泽东经历过的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李德这样伏龙芝学院的毕业生,把毛泽东看成土包子,就是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因为毛泽东确实是既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也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院校培养和训练。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依靠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善于对实践经验的分析、总结。在1965年7月毛泽东同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的一次谈话中就曾说过: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的?我是靠经验吃饭的。

    任弼时也曾坦率地说过,离开中央苏区时他仍然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理论,思想方法上“杀偏风”。抗战开始后,他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有关新民主主义战略的理论,才转变了认识,认为毛泽东的许多论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也曾幽默地说,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

    而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偏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不仅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孙子兵法》,而且在1960年代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交谈中更是十分推许《孙子兵法》。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我看过你的军事著作,觉得很好。毛泽东讲,我不认为多么好。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国外许多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知名学者也都认为,《孙子兵法》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法国鲍威尔将军说:“事实上,尽管毛泽东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素养,但他毕竟是一个继承了古典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同克劳塞威茨相比,他受孙子的影响更大些。”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准将塞缪尔-B-格里菲斯以为:“毛泽东通晓中国的古典著作,……对读过《孙子兵法》的人来说,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实际上,毛泽东不是单纯地受《孙子兵法》的影响。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博闻强记,涉猎甚广。据资料记载,古今中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他不仅广泛阅读,而且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批注。许多书他不仅多次阅读,而且经常带在身边,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也是如此。当然,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在1927 年发动秋收起义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更多的注重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当慎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这就是毛泽东对待《孙子兵法》的态度,既重视前人的经验,也不看轻自己的经验,而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应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三、毛泽东什么时候读的《孙子兵法》

    毛泽东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一直受到国内外军事家的推崇和研究,毛泽东对《孙子兵法》进行过研读也肯定无疑。但是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读的《孙子兵法》却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读过《孙子兵法》。因毛泽东曾受教于易培基,易是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也有关于《孙子兵法》的记录。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稍加分析,即可否定。

    1、毛泽东于1915年9月6日、1916年2月29日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也就是说,毛泽东择书而读,《孙子兵法》在“子之类二十二种”之中。当时他想读这些书,可是却买不起。萧子升曾答应送他一些书,他拒绝了:“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

    2、易培基对毛泽东这个“土包子”可能是看不上眼,两人虽为师生,但关系不洽,毛泽东不可能从易培基那儿获读《孙子兵法》。

    3、《讲堂录》中的笔记恰恰说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没有能读到《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谋功篇》)”

    这一段笔记首先表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不是无关痛痒,而是认真听讲、记录和思考的,虽然这仅仅是老师讲的一篇清朝思想家魏源写的《孙子集注序》;其次,也许是老师讲错了,老师讲《孙子集注序》一般要讲一下《孙子兵法》,但更可能是毛泽东的笔误,把《谋攻篇》记成了《谋功篇》。说明毛泽东当时是没有读过原著的。否则,以毛泽东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不会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而且,这段话只有前一句出自《谋攻篇》,后一句则出自《形篇》,原文是“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现在的一些大学生甚至认为“毛泽东是读着《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长大的”,纯粹是“想当然”之语。从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分析,《孙子兵法》在当时不是一般人能够见到的。一是当时国人百分之八十是文盲;二是连年战乱,一般的读书人家仅够温饱,难得藏书,即使有书,也是普通常用一类;三是《孙子兵法》刊行量小。所以,市井小儿也难得一见,更别说“山里娃”毛泽东了。蒋介石是1905年十八岁在宁波城里的箭金学堂读书时,承蒙老师顾清廉借给他才读到《孙子兵法》。

    还有说是长征时期 “在这种受排挤打击的形势逼迫下,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认真翻阅了《孙子兵法》”。李德(奥托布劳恩)也曾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初期曾引用《孙子兵法》中的格言与他探讨战略问题。

    也有引吴黎平回忆说,1932年2月他经毛泽东推荐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当时毛泽东亲口对他说:“我也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有重要的一条‘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这点说得很好。”

    并且有人论证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做出的两次重大的战略选择,一次是倡导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一次是北上长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次战略抉择的核心就是《孙子兵法》“因敌而制胜”“避实而击虚”的思想。

    包括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在他所写的《爷爷毛泽东》一书中都这样认为:毛泽东在文家市决定向井冈山撤退时,副师长余贲民指责他是逃跑主义,毛泽东说:“走,不是逃跑,不是临阵退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孙子兵法的这个`走`字,其实大有奥妙。走,就是流动,就是游击、声东击西……”

    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虽然无须一一辩驳,但在客观上给我们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增加了难度。

    事实上,毛泽东最早知道《孙子兵法》的时间应当是1910年前后,即读《盛世危言》时,《盛世危言》序中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毛泽东1950年5月7日为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的题词也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见印象之深。而毛泽东真正研读《孙子兵法》的时间是在1936年10月22日以后。

    这样判断的依据是:

    1、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党中央搬到根据地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用现代的眼光看,“左”倾教条主义的指责只是暴露他们的浅簿与无知,人为的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来加以拒绝。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战争作了许多研究,但是,在抗日战争前,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等,只能把目光投向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并结合革命战争的实践加以运用。而毛泽东却否认他当时已读过《孙子兵法》。

    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这样讲:“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呢?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也说到:“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上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2、毛泽东于1936年9月7日在写给刘鼎的信中说:“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附来为盼。”刘鼎按毛泽东的指示买了一部分书,毛泽东看到书后,并不满意。于9月26日又给刘鼎写信,告他不要买普通战术书,要买战略书,买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写信到南京国府路军学研究社,请他们代办。”当买的第二批书到延安,毛泽东看后仍不满意。10月22日,他又给叶剑英、刘鼎写信。“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短短一个半月,毛泽东三次写信要书。既表明他的焦急和重视,也说明他手里没有《孙子兵法》,当然更谈不到去研读了。

    四、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的版本

    《孙子兵法》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已经是一本完整的军事著作,它问世以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西汉时经校对,始有定本。

    《孙子兵法》的版本演变发展过程有几个重要时期:战国时期、西汉时期、三国时代、唐宋时期、明清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与整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历代批校《孙子兵法》者,留下姓氏的就有210余家,研究著作500余部,存世的各种版本近400种,包括抄本、印本、帛本、竹简本、白话本、注解本、单行本、丛书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字本等。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三种宋代版本:《魏武帝注孙子》、《武经七书.孙子》、《十一家注孙子》。本世纪七十年代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抄本。

    宋吉天保辑《孙子十家注》原本已失传,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因为它是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承上启下的重要传本。它的流变,得先说道藏。该书未见元刻,至明朝,则有道藏本。我们知道,道教自唐、宋以来分为两派,因此作为道教经典的道藏,据顾修《汇刻书目》的说法,也有南北两本。而无论南北,均源于宋徽宗的政和道藏,即所谓万寿藏。元世祖因信奉佛教,曾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下令焚毁道教经典,故道藏因遭火劫而残缺不全。明初,由金陵道院重辑,并于正统年间印就,分颁天下道观。《孙子兵法》在《太清部》,题曰《孙子注解》,十三卷,每卷一册,前八卷在“性”字号,后五卷及郑氏遗说在“静”字号,经褶装,十行十六字。孙星衍据以校正《孙子十家注》的道藏是华阴道藏,属于北藏。顾修说它是“宋人旧藏”,但实际上是经后人重修的,而且它的颁赐时间比南藏还晚,是在万历中。此道藏已不可见,但从孙氏校语可以看出,它与正统道藏并非同一书,二者大同而小异。

    近世成就最大、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的,要数孙星衍校的《孙子十家注》了。他以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主要依据《通典》、《御览》,对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现象作了订正,对十三篇经文也作了许多校改,并据宋志直题《孙子十家注》。由于他的努力,这一传本系统,经过许多年的沉寂,终于取代了《武经七书》而居主导地位。此后,直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影覆问世,整理研究孙子者,大都以他的校本为依据。1963年,美国退休准将格里菲斯根据孙星衍校勘的《孙子十家注》重新翻译了《孙子兵法》,并由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作序。格里菲斯的这一译本一直为西方知名人士和军事院校所推崇,并被转译为多种国家文字出版。1972年的法文新版本《孙子兵法》就是据此转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格里菲斯的译本收入该组织汇编的《中国代表作丛书》。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今江苏五进县)人,祖籍山东乐安,自认为“真孙子之后”。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是乾嘉时代著名经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少年时曾以诗作被袁枚誉为“天下奇才”,并与订忘年之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及散馆,改授刑部主事,复外任山东衮沂曹济道。曾主讲杭州诂经精舍、江宁锺山书院。孙星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所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为清人治经之力作,颇负盛名,另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等。既博及群书,勤于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见《清史稿.孙星衍传》)他的书房题联是“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可见其人心性。他曾先后以其自身撰著,及所收藏、校勘之古籍善本,刻《岱南阁丛书》二十种,《平津馆丛书》四十二种。所校《孙子十家注》,即为所刊丛书之一种。

    关于此书的校理,孙星衍于《孙子兵法序》中写到: “曩,予游关中,读华阴岳庙道藏,见有此书。……又从大兴朱氏处见明人刻本”。 “此本十五卷,为宋吉天保所集,见宋《艺文志》,称《十家会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陈皋、六贾林,七宋梅圣俞,八王皙,九何延锡,十张预也。……国家令甲,以孙子校士,所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本是正其文。适吴念湖太守毕恬溪孝廉皆为此学,所得或过于予,遂刊一编,以课武士”。”孙本重新排列了次序,又据古文典籍补充勘正了近三百条,形成了一个大不同于宋、明各类刊本的全新刻本。由于孙星衍对该书用力特大,校勘增补亦丰,故其书一出,即受到学界欢迎,从清代中期到民国初年,先后以各种形式翻刻近三十次,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一个主要版本。

    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个版本。

    五、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的批注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 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 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 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 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 之勇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已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毛泽东除在“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予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一句旁画有圈点标识外,并在此句之上注有“行军之道 尽于是矣”的批语;对“焚舟破釜若驱群羊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更是加注不同符号的标识,又在天头加有“此秘诀也”四字批语。

    六、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的方法和意义

    毛泽东“此秘诀也”的批语,乍一看,还真有些雾里看花。似乎确实如现在的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也未脱封建统治者的巢臼。对此,我也曾苦思冥想,不得其解。但再重新研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仔细回味、反复咀嚼,才感悟到此真是秘诀,其中真是大有文章呵!

    军队是高度统一的战斗集团,千军万马只有统一指挥,密切协同,步调一致,才能战无不胜。任何一个将领都希望自己的士兵如群羊一样服从指挥,孙子如此,毛泽东也不例外。但孙子用的办法是“使人无识”、“使人不得虑”;毛泽东却有他自己的秘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陕北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时说:“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打成一片。与人民的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的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更直接地指出:“……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除日本和美国外,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对手非蒋介石莫属。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都认为蒋介石很无能,事实相反。蒋介石不仅熟读兵书,而且深谙韬略。早在1924年,他就手辑《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他打败了旧中国几乎所有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等,他采用的政治战、经济战、文化战、心理战等战术,于今读来也动人心魄。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堪与毛泽东相匹敌的政治家、军事家。

    在治军方面,蒋介石也有他的“要诀”:“我们国家民族到现在之所以如此危急衰弱,其主要的原因,并不在兵力之不充,武器之不良,乃在于这种立国的根本精神之沦丧,而今后之能否复兴,就看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是一般军人能否明礼义,知廉耻以为断!所以我们革命军人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而其入手之方,就是‘礼’字。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之食衣住行起头,实践礼义廉耻。这是我们军队所最应注重的最紧要最基本的教育。这即我们训练军队的要诀。”(《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三,第359页)。具体办法是“这个连坐法一行,就是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瞻顾,连坐牵拉,谁也不能脱身。《兵法》云:‘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又云:‘万人一心,万人齐力。’真要得这个成效,非实行‘连坐法’不可。”(《领袖蒋公建军思想研究》第173页。台湾正中书局1986年。)

    两相比较,孰高孰低,瑕瑜互见。恰如《孙子兵法》所言:“吾以此知胜负矣”。

    从毛泽东的批注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绝不是随便“翻了翻《孙子兵法》”,而是进行了通读和精读,有些部分反复阅读多次。有用铅笔、钢笔、毛笔的勾画,有红色、兰色、黑色的标记,有旁边的断句标点,有他习用的天头画圈。确实是“不动笔墨不读书”。虽然我们看到的实际上仅仅是半本书,但毛泽东所注重的东西还是能够略知一二。而毛泽东对《孙子兵法》和中国革命的思考,我们只能通过认真学习和领会他的一系列著作去一步步加深理解。

    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毛泽东常常是带着问题读书的,读历史书时,他有时看着看着眼就离开了书本,凝神沉思。毛泽东在《绘图增像西游记》第十八回中高老庄的高老儿说猪八戒吃得多的天头上批注:“只因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可以想象他的思维空间有多么大的跨度。

    如前所述,我们都已经知道,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的目的“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如果我们有幸能够身临其境,到陕北保安那低矮昏暗的窑洞中去体味一番,就更加能够体会毛泽东在煤油灯下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的伟大意义了。

    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行“亲民为民”路线,国外观察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续。在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60周年的日子里,重新回味毛泽东读《孙子兵法》,是否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呢?

    我们现在强调“三个代表”,其中之一是“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所谓先进文化,即指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创造性。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传承较容易,发展难,创造就更难。说较容易,是指后人大多已经习惯于接受前人的“成说”,古人这样说,他也就这样想,这样说。难,则是指超越前人的文化成果,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更难,则是要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别开生面,立一家之言。日本1962年《国防年鉴》中评论:“如果说古代孙子的兵书是哲学性的,克劳塞维茨的兵书是科学性的,那么毛泽东的兵书是彻底的现实性东西;如果说前两种是以学习兵法的人为对象,那么毛泽东的著作则使每一个士兵、民兵、群众所理解。”

    《孙子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而要达此目的,《孙子兵法》给出的结论是“令民与上同意也”。从来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也抱定了这一宗旨。蒋介石也是如此。他说:“我们革命一定要有一个领袖,才能够集中革命的力量,推动革命工作,使革命的主义能够尽早实现,革命事业能够迅速完成。所以我们对于革命领袖,要有坚确的信仰,务必始终如一的服从,大家在他的领导之下,共同一致来奋斗牺牲!”“如果你们有了革命领袖而不真正信仰领袖、服从领袖,努力来实现三民主义,单是口说有领袖,那与革命事业的成功还是没有什么相干。……你们要成功,必先要晓得领袖的重要,并且要真真实实认识领袖、信仰领袖、服从领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三,第364页——365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

    对于军队中的官兵关系,蒋介石开导士兵说:“官长有时打你骂你,这就是父兄师长为要你们好而打你骂你的一样,只要你们守军纪,听命令,官长一定是亲爱你们的,”(《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39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则强调:“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在军队中,毛泽东说:“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结果是“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贺龙元帅曾自豪地说:“许多外国人乃至一些中国人,总是不能懂得解放军的手榴弹怎么会制服了坦克?木船为什么会打败军舰?没有大炮,怎么会炸开了坚固的城墙和钢骨水泥的碉堡?如此等等,一连串的解不开的谜。其实,这一切奇迹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来,除了靠我们部队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外,主要的就是靠了个‘大家想办法,人人出主意’的军事民主。这就是我们的秘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斗争的结局是蒋介石失败了。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赢得的不仅是一时的民心,而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爱戴和怀念。

    当今世界,“以人为本”成为国际流行语,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确实非常不容易。即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政党,也不止犯了一、两次错误。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但她不是人民利益的“化身”,也不是“救世主”。就是说,作为一个政党,她不会自动地表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和工作,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民主集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反反复复多次,才能正确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即使如此,也难免因各种复杂的因素影响,有表达不完善、代表不正确的时候。所以,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现在全党又在讨论提高执政能力问题,实际上,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怎样执政”,而是“为谁执政”。“执政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执政,就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就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就不是“令民与上同意也”,而是要“令上与民同意”。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政治遗产和精神财富。
发表于 2010-8-10 20:39 | 显示全部楼层

此文

深读之,爱不释手!
发表于 2011-1-18 05:04 | 显示全部楼层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坛子里的每一个人相信都知道了。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展开

联系管理员|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中财网站 ( 浙ICP备11029880号-1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GMT+8, 2017-9-23 01:04 , Processed in 0.033670 second(s), 20 queries , Gzip On.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