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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树

先锋笔记---走进个人化的写作时代

莫小邪 [周三, 10/13/2004 - 17:16] 批评

当代文坛"个人化"写作已成定势。从艺术角度而言，只有深入个性体验后，小说才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叙事中的个人在什么时候出场。读者的好奇心想得知真实的来源。作家只有勇敢的面对苦难和伤害，并承担个人对文字语言的责任时，作品才具有真实的生命力。这种“个人化”的写作类似奋不顾身的行为。那以个人的名义开始接受这不同时代给予的生活细节。文学要恢复的是生活中的细节，必须通过“我”去解剖生活，这就是“个人化”的努力和魅力。

我对自由的狂热近乎偏执，我所理解的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可以，但不可缺乏思想深度。写作着需要重获对生活的表达能力，还有解释生活的权利。生活是最有亲和力的写作资源。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或平庸都与作者的生活经历脱离不了关系。没有生活的支持，写作是值得怀疑的行为。相信生活也许是说以生活的名义。而在汉语中“以什么的名义”曾经具有政治性的喻指，至少“以什么名义”作为一个短语它能呈现人在某时间段内的冲动。当代语境中文学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占领，同时其他领域也在对文学进行篡夺或渗透，谁都无法避免艺术的多样性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文本的缺乏，即便“经典”意味着陈腐…… 纯文学的老路子还在继续，无论它遭到多少质疑。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先锋小说已挣脱了传统叙事手法的强力制约。面对九十年代之后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和不断丰富的文化浪潮，又以各种形态形成了许多新的潜在制约。“个人化”写作脱离了过去的“宏大叙事”，用小叙事描写日常工作，饮食起居，身体感受，用赤裸裸的文字描述欲望本身。作家的写作远离了国家，民族，人文，社会这些复杂的叙事内容。只要推崇民族的重要性，必然少不了论说道德，而文学只关乎心灵才是作家应该思考的问题。关乎心灵，就不能忘记身体的重要性。来势凶猛的“身体写作”还不被更多数人接受，它和“欲望叙事”一并规划到“边缘写作”中。“个人化”写作在反抗，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传统叙事。一些作家正在用欲望使现代文学的叙事手法达到全面扩充。借用伟人的话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的文学不可回避多元化的走向，这种貌似相同的张扬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态度。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消极因素，极端因素，还有不被理解，压抑的怨愤。有评论家说文学已经走到要抛弃群体概念，从个人出发才可以巩固原有力量的阶段。但真正能做到完全抛弃的人几乎没有。我们的文学缺了什么？除了缺经典文本之外，还缺少新的写作内容及新的创作方法。最后还待于时间的验证和市场的验证。

中国作家在某种爱国为民的驱使下，经常会借以文化之名自我表现一番，报以推广文化为前提搞什么文化苦旅。知识分子的血液里本身就流动着依附性和世俗性。作品中有很多平庸的内容，这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新陈代谢”，这反而更容易被一般读者所接受。不知道热爱卡夫卡的人是否因为卡夫卡对文学的处理上有着戏剧化的幽默，他的故事像是发生在昏暗的地下室，隐蔽的让人摸不着方向。而文学缺了什么又不去弥补什么，反使这种“缺乏”愈演愈烈。还有作品中的民族主义多数是“虚张”的，这不能落到实际处。文革口号式的空洞语言不能给文学带来和蔼可亲的感觉，更不能准确的贴近生活。“小叙事”的出现是过去“宏大叙事”的对立，同时面临着如何走出“小”的困境，这是个不能立刻解决的问题。日常生活是无法被人遗忘和忽略的。比如说李洱的出现，多少对他的同辈作家构成了文学形式以及文学题材上的开拓。小说《喑哑的声音》里有四句短短的引诗--来自曼底尔斯塔姆。让人记住了他的同时也记住了曼底尔斯塔姆。

文学在于个人想象。早期的先锋作家经历过形式，语言等探索阶段。北村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且把小说《周渔的火车》看做他的转型之作。众多语言和形式的革命最终会有个“回归”。但这不是说回归到传统，而是回归到故事。由此可见小说的核心还是故事。在经历了现代艺术训练后，小说语言才更有现代感，叙述的方式也更为凝练。且把这类转型看做必要的转型，因为作者并没有丧失探索精神。实际上，探索仍然在继续，只是形式不同。王小波是独一无二的作家。那个压抑的年代是充满激情色彩的年代，这对现代青年来说，革命不象征苦闷和约束，而是张扬个性的载体。王小波笔下的革命与爱情把握住了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与反叛性。其想象的虚幻成份，人格分裂，历史和兴趣方面的荒诞，夸张性都聚集在他的文字中。个人的成长史遮蔽不了一个时代的背景--贫穷和无知。所以说“性”在任何时代都属于个人领域，性本身也是“个人化”的经验。与此相关，朱文的小说更多是揭示人在欲望中的挣扎和转变。他所描写的“性”是欲望，强烈的物质追求也在欲望之中。《我爱美元》中的父子，性欲，金钱都不无关系到欲望的本身--人类的原始罪恶。当个人化欲望上升到群体欲望，比如发动政治性的侵略，领土的扩张离不开统治阶级欲望的高涨。 上述两位作家给我最深印象是欲望中的理性。当然在写作中强调理性的作家不只有他们两个人。陈希我的小说《遮蔽》中，母亲的理性也掺入了疯狂，理性成了推动她和自己儿子毁灭的一个过渡。我所了解的“经验主义”特征是指理智，冷静地对待经验的能力便是理智。理智是人类存在的依赖因素之一，多数情况下以理智来引导人生存。这让我想到了昆德拉，说实话他的小说我不喜欢，哲理总是打断故事情节的进展。他把男人和女人分化的特别清晰，女性角色的无助感在小说中表现的过于深刻，这让我出于自身的性别原因没办法读下去。不得不承认，他笔下的女人有着不容忽视的女性力量--这为生活带来激情，也带来了毁灭。关于中国古代的“个人化”写作，当首推曹雪芹，“个人化”写作在红楼梦里找回了一部分。如今，文学多样化发展，还有了方言化写作的趋势，这些都离不开“个人化”的推动。法国的杜拉斯也跑不了个人化，一部《情人》给了我对中国道德观的直觉判断。道德感特别强的人总是在抑制自身的贪欲，这样身体里的野性是隐蔽的，被压抑的神秘。有位画家曾经对我说，一旦把身体打开了，精神上也更丰富了。

文学中的生活有些看上去十分乏味。吴晨骏在小说《花神庙》中塑造了一个热爱小说创作的女画家，她身上的世俗性在文章中表现的极为充分；一个感情细腻的女人和一个对眼下生活麻木不仁的作家，他们试图在麻木中寻找新的刺激，荒诞的结局使人对生活究竟是什么作出思考。池莉是写世俗小市民的一把好手，从《来来往往》，《口红》，到《生活秀》等等，可看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但她近期的作品《有了快感你就喊》更多的是被市场左右。与此同时，走出《玫瑰门》的铁凝还是那个《永远有多远》的铁凝吗，在她《大浴女》这部长篇小说中已经有了比以往作品中更多的流行因素在内。关于乏味，普鲁斯特的东西乍看就很乏味。他热衷于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能做到的人就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作家。关注生活里的一切，才是生活不死的真实。卡尔维诺只是在他的小说中杜撰了一种现实，他认为这个现实比现代生活的现实还要永恒，但这两者之间是格格不入的。卡尔维诺笔下的奇怪梦想，存在的价值是反现实的，是种源于现实生活又反过来抗议现实生活的存在价值。卫慧在小说《上海宝贝》中用现实编织了一个虚幻的现实世界，游弋于现实与梦想中的现实，在沉迷的同时也在抗议现实。波德莱尔说：“世界是象征的森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眼睛究竟看见了什么？文明的外壳下“野蛮”是永不消失的暴力。这是人性的力量，还有历史的力量，政治完善的同时也是每个时代的悲剧。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已经玩过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国的曹雪芹也是，《红楼梦》就是描述一个家族的兴衰，历史的虚幻又是一场真实的梦境，其中“个人化”写作的痕迹不可抹去。

天才玩着不同的文字游戏--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的结尾处，残忍的情节充满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嘲讽，疼痛的批判。说起残忍，我想到了金海曙，他是近年来少数能在小说中表现残忍情节的作家之一，《赵氏孤儿》讲的是古典故事，通过悲哀细节还有人物性格来体现的。除了讲的是古典故事之外，其余都很现代。DM托马斯的《白色旅馆》是后现代小说，以弗诺依德的女病人生活为线索，探讨生命价值与痛感。托马斯的叙事方式独特，在叙事的过程中有意将事实与虚构混为一体，使之有神话般的魅力。不妨把他的小说也看成是重叠的迷宫。不仅是词语建筑的，还有扑朔迷离的情节和精神病分析学说的支持。我从中看到了精神左右于物质。

更多的作家以物质化的冲击感作为思考的前提，“身体写作”成为创作工具。个人对物质生活的高度迷恋，混合出新的自我想象的方式。相当多的作家从个人的角度来触摸社会，笔下的个人是带有社会性的内涵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注重成长中的个人记忆，从个人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中，寻找个人与新时代的种种缘结，发现矛盾与错误。其中自传性的内容和个人化的叙事已经表露得相当充分。他们的作品给读者一个对人性根本和道德的闪回。小说《遮蔽》中，陈希我对传统道德的颠覆是对文学形式以及文学题材上的新探索。人的困惑与茫然，潜意识的在对“规则制度”抗争。或许人的理性赢了，本性却输在意识中。强势的个人表现力与稀薄的社会生活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写作者更关心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自中国新文学产生以来，最为详尽和细致地捕捉身体感受的作家，将会更多的出现。市场经济体制给个人化写作带来了推波助澜的功效，难免又演变成市场炒作和以隐秘的个人生活作为卖点的问题。文学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后，又被市场力量左右。这是一个做秀的时代，商业消费了一把文学。

有业内人士调查当代青年都在阅读谁的著作，还有不以文学青年自居的人又在阅读谁的著作。如欧仁•尤奈斯库所言：“先锋派就是自由。”那么拥有了自由，或者试图掌握自由的同时也在接近功利，接近欲望。打造名人本身就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名利场。众所周知，文学界打官司暴得名声已是家常便饭。评论家的“武器”中最牛的不是拳脚功夫，也不是妙笔生花，而是他们的嘴巴--相互吐口水的技巧。用最刻毒，最出奇不意的话，不杀人于无形之中决不罢休。他们指向那些正在冒尖，如日中天的作家身上，骂他个魂飞魄散，骂他的举目无亲，大有让人家全身瘫痪之嫌。其实，面对消费时代的今天，这种类似做秀的表演，往往是作者，出版商，评论家得益，读者被耍得团团转，还跟在后面煽风点火。讨论的过多浪费公众的时间。只要是个写东西的女人就喊她“美女作家”。不管有没有快感，也要假装销量的高潮，让销量在吵架声中一路狂奔。当初葛红兵先生推崇“身体写作”，接下来又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写悼词，他声泪俱下地声讨形形色色的“美女作家”“妓女作家”几个作家批判书……这种一鸣惊人的方式如今纷纷被人效仿，冷不防就在传媒上买弄风骚。当然，这也是种自由，无关文学，只关道德。

我个人谈论先锋时，不把先锋当作一种时尚流行。因为那没有任何意义，先锋的最大意义是提醒自己--写作是自由的事，不是借助其他往脸上帖金的媒介。文学不可能是被单一形式奴役的文学。写作是种勇气，离不开作家的受难精神。勇气的体现则是心灵上不屈服，不能失去对日常生活的警惕，同时还要小心可能被它淹没的危险。我能做的只是把个人触及到的局部表达出来，拼贴出一个并不完整的世界。

2004年，

半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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