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故乡,主要指的是马颊河边那个小村庄。
近些年来,那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村外走走,常常产生一种奇怪的陌生感,有时觉得我都快要认不出它了。我知道,数十年来,乡村的嬗变一直在进行着。这种变化大抵是悄然发生的,无声无息,甚至平淡无奇。生活于其中的人,可能会更加浑然不觉。然而,一俟二三十年,甚或四五十年过去,偶然有那么一天,机缘凑巧,你得以块处一室,或者独自行走在田间阡陌,一直躁动的心开始平静下来,回想起以往的生活,当年的饮食起居,穿衣戴裳,屋舍墙垣,锄镰锨镢,犁耧耢耙,牛羊驴骡,猪狗鸡鸭,以及邻里亲朋,家长里短,林林总总纷至沓来,此时此刻,你不会不惊异乡村变化之巨大。
乡村当然是向好处变的,向富足变的。人们藉此逐渐摆脱了赤贫的状态,渐次获得了温饱。即使乡亲们的日子仍然过得参差不齐,有不少人仍然困顿窘迫,然而,较之三四十年前,那种彻头彻尾的一穷二白,那种毫不夸张的家徒四壁,那种年复一年永远无法摆脱的对饥饿的恐惧,人们定然会因为拥有了今天的生活而倍感忻幸。
这当然是一个奇迹。
然而有一得必有一失。取得任何一项成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势必付出相应的代价。人们告别了数十年前那种贫苦无告的日子,与此同时,与那段生活相关联的旧事与旧物,精巧的与笨拙的,优美的与忧伤的,可喜的与可悲的,可敬的与可笑的,都已经或者将要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当然,对于已经进入今天生活的人们,对于他们今天家长里短,那些东西既可有可无,也疏阔无当。古老的辘轳、石磨以及络线墩子之类,既做不了屋舍,也代替不了米粮。不过,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每当念及那些旧事物,内心总有一种难掩的亲切与温暖,对于它们即将消失的命运,又有一种浃髓沦肌的痛切惋惜。那些东西,以及与那些东西相关联的生活场景和人生趣味,都要永远地消失了。
当年吾村曾有一道用黄土夯筑的围墙,村里人称之为寨墙。寨墙辟有寨门,晚关而早开,以为设警备盗之用。村子本来不大,所以止设东门、西门和南门。我幼小时候,寨墙的残垣还断断续续地存在着,而寨门则只剩下阔大豁口。然而作为地名,却一直活在村上人的话语中,比如某人家住在“东门里”,某事发生在“南门外”,去某地须先“出西门”,然后左拐或右拐,等等。如今村子已经扩展到寨墙之外,这些地名也很少听到再有人提起了。
村前就是著名的池塘,有一条村路从池塘中间穿过,向南延伸。村南约四五百米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其实那是1950年代后期开挖的泄洪渠,名曰卫康渠,是给卫河分流洪水的。吾村的人固执地管它叫“河”,于是由这条河衍生出一系列地名:村路过河时有一座木桥,我们就叫它“桥”;出西门不远,左拐上公路南行,河上又有一座桥,白灰青砖砌就,形制较大,拱洞也多,我们叫它“大桥”。从此,河之北的土地叫做河北地,过了桥就叫做河南地。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这帮割草拾柴小孩子,河南地已经是很远的地方了,而大桥以西的河南地,则更是我们活动范围的极限。过了木桥南行不远,就是一片窑洼地,那时候砖窑还在,高高地耸立着,残破的房屋以及房屋基地,散布在砖窑的西北侧,周围是杂草丛生的废弃地,散乱着砖块和煤渣。村路因为砖窑而绕行,形成一段弧线,然后又径直向南延伸,直达邻村的土地。这段弧形小路并不起眼,却有一个极响亮的名字,那就是“辘轳把儿”。这地方距村子不过两公里,对于一个平静单纯的村庄,那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了。小儿郎平时相互夸耀,就会说,某次拔草,一直到了辘轳把儿那边。其他人立即刮目相看。由村子到砖窑的路,以前一直在沟子里,这就是那一带乡村中习见的路沟。自从有了那条小河,以及河上那座木桥,村路便升到了地平面上,路沟也开始种上了高粱和苘麻。
在村子上,吾家家境平平,人多,能干活儿的少,日子过得很是艰窘。家中有些略略值钱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拿出去换高粱瓜干了,唯有一架织布机和一块捶布石,因为先祖母的坚持而保留了下来。先祖母陈述的意思是,人生在世,吃的好点儿赖点儿,倒还在其次,衣服却总是要穿的,所以这织布机和捶布石必须留下。那时候,先祖父先祖母年事渐高,家里的事里里外外都由家父家母打理,先祖父祖母对家父母的决定,一般不持异议,然而但凡先祖母开口了,家父家母少不了要慎重考虑,所以,这两件东西终于还是留下了。
对这架织布机,我是再熟悉不过,我至今仍然可以想象它的形状、色泽甚至气味儿。它并不簇新,甚至可以说比较老旧,比起别人家的,似乎也不够伟岸。它就那么旧旧的,弱弱的,不大起眼,却让人感到踏实又温馨。对于当时的乡村人家,织布机并不是天天要用的东西。那年月,虽然地里大片大片种的尽是棉花,而每人每年所能分到的也就一斤二斤皮棉。一家人十口八口,即使不絮棉衣棉裤,全都拿来纺线,至多能修成一机两机的布,用不了十天八天,也就织完了。其余时间,间或有邻居借去用用,多数时间里,都会放置在空房子里,甚至柴草棚里。那种织布机的个头很大,又不能折叠,放在室内,特别占地方。不光吾家,村上的织机大都是这么放置的。
吾家织布机的归宿,说来也很渺茫。先是先祖母于70年代末辞世,家里就少了一个关心这织布机的人。进入80年代以后,先是年轻人,后来并中老年人也不大再喜欢穿自家织的粗布,织机也就受到冷落。忘记是哪一年了,织布机被某一位邻居借了去,用完之后,接着又被另一位乡亲从他家借走,如此一重一重的转借,不知借了几重。因为家里不再织布,讨回来也闲置无用,还占地方,就没人着意索还。对方似乎也不再把此物当一回事,这样三年五年过去,连家母也慢慢忘记这织布机落到谁家了。如今事情过去近四十年,村子上可能已经没有了织布机这种东西,先祖母特别留意的那架织布机,不知道在那位乡邻家里朽坏,然后被劈成木柴烧掉了。
纺车么,吾家也有两架,一架先祖母使用,一架由家母使用。冬天里,到了晚上,两个屋子里都将响起嗡嗡的纺线声。那时候,先祖母患目疾,视力不大好,但她老人家仍然能够凭经验和感觉,接上断掉的线头,一直纺到深夜。纺完一年的棉花,纺车就给收起来,倒挂在空屋的墙上,等来年从队上分到皮棉,再取下来使用。纺车这个东西,村上几乎家家都是有,所以一般不必借用。因此,吾家的两架纺车,以及与此相关的,长长短短磨损不一的锭杆儿;先祖母用秫稭或者细榆枝拧成,一串挂在墙上,纺线时固定在纺车脚丫儿上,供锭杆儿插入其中旋转的“锯子”;像砖头一样厚重,两面都靡得光滑的磋板等等,如今也都消失了。
地排车出现之前,队上送肥拉货,或者收割庄稼,用的是一种笨重的四轮车,当时我们叫它“四五头”车。后来想想,似乎应该是“四轱辘头”车,那个“五”字,应该是“轱辘”二字的连读。轱辘者,车轮也。四轱辘头车的四个轮子,全是木制的,没有轴承,轮毂直接套在车轴上。车箱则方方正正,木头厚厚重重。这种车子,人力是奈何它不得的,总是须用牛骡牵挽。由于没有转向设计,所以拐弯硬拖常常很吃力;四个轮子固定在车箱上,不能如地排车一端翘起,卸车也很麻烦。正因为如此,地排车一经出现,就极其自然地取代了它。
四轱辘头车已经消失多年了。然而,时至今天,我仍然时时记起它那宽厚的车帮,以及上面深刻的木纹。向午或者傍晚时,随父母下地回来,有时会被允许坐在牛拉的四轱辘头车的车帮上,或者车箱里,摇摇晃晃地回家。有一件事我至今依然印象清晰,坐在四轱辘头车上缓缓行走,只要你闭上眼睛,就会觉得车子在向后行驶,睁开眼睛看时则又复前行。再闭上眼睛又觉得它在倒行,如此反反复复,屡试不爽。我一个人独自享受这来来往往的牛车,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情是怎样地安适。
除此之外,秋末时节悄悄在街头出现的缚笤帚的,里脱着长长尾音吃喝的锯盆子锯碗儿的,隔上几天就会出现的手摇铜鼓的酱菜货郎,深冬时节来在大街上支炉的游动铁匠铺子,缠糖稀的,卖燎货的,等等,这些人和事,都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而且它们将永远地消失了。
这类东西,如前所说,对于我们当今的生活,没有直接的意义。这一点没有人表示异议。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这些旧事旧物曾经与一方人的具体生活密切关联,与这个族群的漫长的历史相关联。这些看似古旧的,琐碎的,简陋的,笨拙的,疏阔无当的事物,其实凝结着这一方人的生活史和风俗史。先民们为了温饱和富足,为了生存与发展,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努力着,繁衍不息,他们的苦难与艰辛,顽强与坚韧,勇气与智慧,梦想与挣扎,无不凝结于这些旧事旧物之上。时至今日,在这些东西的使用价值已经消失。而将其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进行观照,就会透焕发的令人惊异的美,略如古色斑斓的青铜鼎簋。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在它们上面,凝聚了先辈的生活,以及先辈的创造。这应该属于人类社会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没有理由对它视而不见。
乡村旧事旧物,是一个浩瀚的海洋。它们消失得非常快,我们打捞的工作远远不够。自己做的也十分有限。对此,我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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