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忘不了那辆挎斗摩托车,墨绿色的,大大的车灯,饱满的油箱,结实的牛皮座。我的大舅开着摩托车,穿过蓝镇的大街,吸引了无数羡慕的目光,那斗子里,坐过他的狐朋狗友:朱梆富,张小泗,戴红兵。 那年月,家家必备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摩托车是稀罕物,大舅开着一辆挎斗摩托招摇过市,犹如今天在大街上开着保时捷跑车,威风八面。 我不知道,大舅为什么要买这样一辆车,可能那是所有男青年的梦想,我当时只有八岁,我也没问过大舅,只是有一次在家里,听母亲对父亲说,张虎发疯了,花四百块钱买了辆部队的摩托车,父亲说,可不是发疯?整整四百块钱啊,这全怪你爹惯着他。 张虎是我大舅,从母亲那里我知道,大舅买了一辆值四百元钱的三轮摩托车,我就一直盼望着大舅来接我,开着摩托去兜风,那该有多爽快啊!可大舅一直没来,我们家住在城西,城西是工厂片,化肥厂、纺织厂、织布厂、矿山机械厂,大舅住在城东,那里没什么厂,是老街,老街上住老户,外公就是蓝镇上的最早的老户之一。 我还有个小舅,印象中从没来过我们家串门,母亲与小舅关系不好,她与大舅好,大舅来我们家,通常是骑着一辆飞鸽自行车,一进门就扯着喉咙喊,小伟呢?小三子呢?母亲就说,又干啥?大舅笑嘻嘻地,今个我休息,带外甥去公园玩。母亲说,你怎么带?大舅拍打自行车座,后面坐一个,前面大杆上坐一个。 母亲叮嘱他小心,话音未落,他已经带着我们飞也似地冲上路了,大舅就是这个坏毛病,你越是让他慢,他蹬得越快。 我特别喜欢跟大舅在一起,因为他好玩,他给我大白兔奶糖吃,给我糖葫芦吃,他不像我父亲,总是板起面孔,命令我做作业,做不好要打板子,又特别小气,从来舍不得买糖果。那时候,母亲在纺织厂做挡车工,三班倒,父亲在乡下教书,从来不容许我们像其他孩子那样玩,我们通常是被锁在家里,隔着门上的玻璃看外面的行人,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我跟大舅外出还有一个好处,中午就在外公家吃饭了,外公嗜酒如命,午饭时一定要摆上七荤八素,我们作为小外孙,也可以享受佳肴了,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是极难得的享受。 当我听说大舅买了摩托车,我的心像猫抓似的痒痒,朝也盼晚也盼,盼大舅来带我外出,可大舅就是不来。直到秋天,我才在放学后第一次见到那辆挎斗摩托车。当时,大舅的车斗里坐着个姑娘,很好看,穿着粗条纹的毛衣,大舅望见我,就让我喊阿姨,我喊了声阿姨好,那姑娘甜甜地笑了,很美,大舅说,这是我小外甥,上一年级。大舅抱我坐上后座,吩咐我双手抓紧一个圆形铁环,他一踩油门,轰隆隆,一路风驰电掣,我的耳朵里灌着风,他先把那姑娘送回家,又把我送到城西家里。 母亲听说我坐在后座上回来,受惊不小,忍不住抱怨太危险,下次万万使不得!母亲又对大舅说,我听人议论,你经常跟朱梆富、张小泗他们开摩托车下乡,这样做不好的。大舅说,有啥不好?母亲说,你太招摇了。大舅说,我一没偷二没抢,摩托是花钱买来的。 母亲说不服大舅,只好任他去,大舅走后,父亲摇头叹气道,张虎这么招摇,迟早要吃亏的。 那时候,大舅在电机厂上班,但他好像也不怎么上班,就是成天在街上混,他泡病假,工资不少拿一分,大舅是个挺机灵的人,会组装矿石收音机,会摆弄照相机,会绕电机,在我心里,大舅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的朋友朱梆富也有好手艺,会修理机器设备,所以,他们几个总有钱花,他们不缺钱。 我对张小泗没有印象,也不认识戴红兵,只模糊地听说,戴红兵的爹是83433部队的政委,牛得很,我只认识朱梆富 ,那个矮墩墩的男青年,黑黑的脸庞,见人先带三分笑。 那年出了好多事,先是小舅在灯泡厂被吹玻璃泡的铁管子烫伤,后来,大舅不知怎么就被镇上安排到安徽农村去了,按照街边墙上宣传画描述,是“广阔天地练红心”,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舅早已过了高中毕业的年龄,而且有工作,本来不该去,可不知怎么就去了。 大舅去了安徽农村就叫苦连天,来信说那里冬天冷风吹夏天蚊子咬雨天漏水,泥墙缝隙不仅钻得进蚊子,还钻得进老鼠,被子潮湿得像烂泥巴,他来信让外公想办法,外公能有啥办法?一个退休职工,又成天醉醺醺,找不倒人啊,更何况,那是政策,让你下乡锻炼的,你想违反政策吗? 母亲很为她的弟弟担忧,说,张虎要受罪了,要受苦了。父亲说,你瞧,我早就说过,做人不能太招摇,不听,吃亏了。 大舅在安徽乡下呆了不到一年,偷偷跑回来了,他想看看他的摩托车还在不在,他想那个姑娘,他回到家,看见摩托车不在,大发雷霆,几乎要动手揍外公。原来,外公认为,摩托车是个惹祸的东西,就卖了换酒。 大舅跑到姑娘家,姑娘态度很暧昧,后来在大舅的坚持下,勉强答应保持关系,这样一来,大舅更不愿意回到乡下去,他吵吵闹闹,把外公家闹个底朝天。外公对镇上来做工作的干部说,我儿子在乡下受了刺激,不正常了。 镇上的干部看见大舅语无伦次,捋着袖子气势汹汹要动手打人,就当真相信大舅精神有问题,也不勉强他下乡,谁会安排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下乡呢,万一把安徽老农打伤了咋办? 我不知道,大舅是否真是在乡下受了刺激,也不知道当时大舅究竟疯没疯,也许真是在乡下,他受不了苦,被刺激了,也许他没疯,借酒装疯。不管真相如何,母亲不愿意承认她这个大弟有精神问题,因为大舅还没有娶妻。 母亲见了外人就说,张虎有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正常的很,头脑转得比我还快。 母亲说的没错,大舅确实很正常,至少我见到他时候,他是个完全正常,理智清楚的人,他依旧那么和善,对我和弟弟像以前一样好。 如果大舅真疯了,母亲也不会让他带我们出去。 大舅就是这么一个人,和姑娘谈恋爱时,还带着外甥做小跟班,大舅有一架海鸥照相机,拍了很多黑白照片,他自己做了个暗房,自己拍、自己冲洗、自己放大,照片里,他的眉宇之间满是喜悦,他做了个大相框,把姑娘的照片挂在他的房间里。 那一年,大舅正沉浸在爱情的喜悦里,那一年,我刚上二年级,还不懂什么叫爱情,只听人说,男女亲嘴是件可耻的事,不害臊。那一年,灾难忽然降临,大舅被公安局的人抓去,关了起来,刚开始,外公不明白他的宝贝儿子犯了啥事,到处托人找关系,后来听说,大舅犯了两件事,一是拿了电机厂的三十斤铜丝在家里绕电机,第二件是买了部队的摩托车。 都是大事啊!部队的东西你也敢动?吃了熊心豹子胆。公家的东西你也敢拿,那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外公一听,头脑发蒙,双腿发软,几乎走不动路,幸亏这时候,他遇到了许东,许东是个警察,他肯帮忙,许东经常去外公家,一去就往小姨的房间里钻。 几个月后,大舅被放了出来。公安调查过了,结论是两桩案都不算个事,部队的摩托是淘汰的,绕好的电机送给了厂子。大舅出来后,他不再是那个英俊潇洒的大舅了,而是一个逢头垢面,胡子拉碴的男人。 回来后,他就去找那个姑娘,可姑娘家死活不见他,外公也不容许他去,大舅在家里大发雷霆,把墙上姑娘的照片扯下,撕得粉碎,先砸碎了照相机,然后又砸了外公的酒壶,外公眼见大舅发狂,再闹下去,将把家里的物什砸光,忙把他反锁在西厢房里。外公请警察叔叔去蓝镇的长春饭店吃饭,第二天早晨,三个警察开着吉普车来到外公家,给大舅戴上手铐,押到一百多里外淮城的精神病院。这回,大舅是真疯了。 记得有一次,我跟母亲去看他,他被关在四楼的一个房间里,穿着斑马条纹的病号服,看起来神情憔悴,反应迟钝。大舅说,外公缺乏正气,而他自己是一身正气,朱梆富一身邪气,戴红兵那是满面妖气。 我听了笑弯了腰,哪里来那么多的奇怪的气? 大舅说,小伟你别笑,你身上也有一股邪气。 大舅不再是我以前的那个大舅了。 后来,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有两年在家休养,有两年去精神病院治疗,就这么隔三岔五地折腾,在四十五岁上终于病死了。 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不该活动,把他放出来,让他在看守所多呆两年,也许他不会疯,许东抽着香烟对我说。许东说,你大舅的两个案子,举报人就是朱梆富,别人哪能知道你大舅的底细,除了铁哥们,许东又说,挎斗摩托那案好办,车是戴红兵卖给你大舅的,大舅犯了事会牵连戴红兵,所以,戴红兵自己就把事情摆平了。偷铜线的事是真的,你大舅把电机卖给了骡马街上一个资本家后代,这事摆平不容易,我冒了很大风险。 那后来呢?我把玻璃烟灰缸递给徐东。 徐东把烟头扔到地上,用脚尖捻了一下,站起身说,你大舅为了在女人面前显摆,买了挎斗摩托,那摩托坑了你大舅,也坑了我啊。 徐东就是我的小姨夫。谜底是母亲解开的,母亲说,大舅被抓那年,外公正一筹莫展中,小姨怀孕了,外公大腿一拍有主意了,要去公安局告徐东,徐东怕了,就娶了我小姨,因为帮我大舅,影响到他的提干,所以一直耿耿于怀。 九十年代中期,电机厂倒闭了,朱梆富下岗后,开了个家电维修部,他手艺好,生意火,我的电视坏了,也是送他那里修好的,他外出时,老婆替他看店,我能认识他老婆,他老婆却不认识我。 朱梆富老婆就是当年坐在摩托车斗子里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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