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5-7-24 10:08 编辑
1958年4月10日,在外漂泊数年的胡适回到了台湾,接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蒋介石携陈诚、张群、李济等一大批政界和学界的大佬级人物在机场迎接独自归来的胡适,并且随后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上,蒋本人致辞。在台湾学界,得此尊宠的人几乎无二。
然而,事情随着蒋的演讲而悄然发生变化,蒋在演讲中自然而然讲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也是有功有过,对胡适提倡的自由主义暗含讥讽,坐在下面的一帮知识分子显得异常别扭。期待着他的发言尽快结束。
谁都没有料到,胡适发话了。一开始就是五个字:总统你错了!
胡适的意思是政治归政治,学说归学说,你蒋介石这样联系是错误的。当然,这时候没有人深究谁的理论更为正确,人们在意的是事件的本身。一向温和的胡适先生竟然敢当面指责“总统”的不是,捍卫了学术的尊严,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应该是胡适晚年惊艳的一笔。
蒋介石接下来的表现尚可,只是略显尴尬,事情也就结束。包括后来蒋介石违宪连任,胡适公开反对,蒋也没有怎么样,倒是小蒋先生当时可能动了杀机,但毕竟没有下手。
蒋对胡适的宽容未必就显示出蒋的大度,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胡适这样的好运气的,孙立人白崇禧运气就很差。其实蒋心里清楚,胡适只是一个书生,说的也是书生之见,他是不会和书生置气的,而且他能把胡适拉到台湾,本身就是来装点门面的,怎么会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呢?
而生活中的胡适应该是个很温和的人,在《四十自述》中,他算是交了自己的老底,幼年丧父,母亲监管很严,年轻时就那么一次酒喝多了让警察关了一夜竟然能让他反复自责,絮叨了半辈子。《四十自述》中没有提及的是他的婚姻,他早年经父母做主,娶了江冬秀,后来恋上了曹诚英,江冬秀一把剪子就让他吓得立马抛弃了表妹的爱情,回到麻将高手江夫人跟前。不过老两口后来日子过得不错,牌桌坐不齐的时候胡适有时还给江冬秀换个手,他还联络过人到他家陪夫人,就是让夫人图个乐呵。要是瞅胡适年轻时的照片,温文尔雅,老年的时候也还是儒雅的本色,就这么一个连老婆都怕的人竟然当面敢顶撞“总统”,真是出人意料。
不过真要是探寻一下胡适的步伐,我们会发现,生活中他温和,儒雅、乐善好施,人缘特好,顺带着还有点绯闻什么,但是,在学术上,路数就不一样了,二十几岁在美国的时候,一心一意地推进白话文,引起众多批判和指责。他寸步不让,甚至与同学之间关系都弄得比较紧张,他依然坚持下去,并得到陈独秀等一批有识之士人的鼎力支持,终于形成气候。他自己也在非常年轻的岁数回北大任教,白话文运动完美收官。
在白话文运动过程中,他更是身体力行,自己还作了不少白话诗歌,比如《尝试集》就是他的实践。这与他毕生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是有关的,他的儿子取名都是“思杜”,可见膜拜之至。他逐渐被人们淡忘乃至误解,多半是他被曲解的的实用主义理论被提炼成一句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与主流的不太合拍,因为那个年代总体上是激进的,热血沸腾的,温度降不下来的。
胡适加上荣誉博士在一起一共有三十几个学位,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美国人当时想让他辞去图书馆馆长的职务都是伤了很多脑筋。他学术的范围也很广,历史、哲学是主业,文学只是偶尔的爱好,佛学禅宗也涉及。在考证考据方面投入的精力不少,对于《红楼梦》、水经注》等等考证有着开风气的作用。他不看好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点拨过吴晗,我早年也读过他的《疑古与开新》,算是折服的。不过,由于牵涉面太广,加上他还有不少行政事务,比如他当过北大校长,当过外交部长,有很多人怀疑他的学术真伪乃至能力,沈从文好像就说过,他有时演讲就是随手翻几本书,翻到那儿讲那儿等等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吴晗也评论过他老师的学术是非。这些以后自然会有定论,因为不排除当时政治气候的干扰,他们的话是否出自本心很难说,更不会在我们这些草根所驾驭的范围之内。
胡适虽然担任过行政职务,但算不上政客,玩过一次政治才发现自己“很傻很天真”,抽身的很快。蒋后期希望他再次当个外交部长和美国人套近乎,他依然婉拒,答应以私人关系出去走走。
即便到了临终的时候,还是在一次学术演讲之际,他突发心脏病,倒在讲台上,还是因学术而亡的。
早他一步先去的傅斯年也是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告别尘世的。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写得很精当: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他竟然是胡适的知音。
五十年代批胡运动最为高潮的时候,胡思杜离奇死亡,大陆高端知识分子纷纷批斗,连带整个胡姓可能都受点波及,比如汉奸叫胡汉三、土匪叫胡彪、草包叫胡船魁等等。但毛泽东还是对胡适有过公允的评价,还笑言:二十一世纪会给他平反的。事实上,没有到二十一世纪,胡适已经成了文化大师。更有甚者,有人说:中国错过了胡适,也就错过了整整一百年。
这可能出自他的学生之口,感情色彩太浓了。
至少,他坚持学术独立,威武不屈这点倒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承的精神财富。
他很看重自己学者的身份,所以,他潜意识里很爱惜学者的羽毛,况且,他还是一批人的偶像,他得有个样子站在那儿。
其实,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尚从来就不乏其人。
汉代司马迁敢于批判当朝的皇帝,何等气概,没有那样的气量,也就不会有划时代的《史记》,编历史都讲瞎话的话还叫个什么“信史”呢?
明代邹元标为反对张居正夺情,主动讨打——廷杖!同时挨打的一个叫赵用贤的人,他老婆更是奇葩,她把赵用贤被打掉的肉捡起来制成腊肉,在家挂着,表示对丈夫挨打的纪念,这又是一种不屈服的另类体现。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的墓志铭上写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为一代学人自勉,他自己也是亲自践行者。
你可能会说,这是在作秀;也可能说,这是沽名钓誉。这是你说话的自由,但我说,绝大多数的情况是他们依然在坚持自己,他们依然在恪守纯粹!
就这么简单:纯粹!
然而,不知何时,这些可贵的品质正悄然远离。一堆看起来读过不少书的人把自己给丢了。见到领导习惯性地说:领导您吩咐!至于面对部下,就立马换了颜色:你不要问为什么,照办就是,一、二、三、四、五……
看起来快捷高效,场面也是一团和气,实际上心口不一。
读书读到最后读糊涂了,或者说,我们读得越来远远离纯粹。
几乎没有人会说“你错了!”,有的是不敢说,有的是不愿说,有的是说了也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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