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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兰英大义救红军 （根据1958年五人小组调查材料整理）
邓兰英，女，现年59岁，家庭中农成分，本人农村妇女，系横梁乡绿峰社小山村人，现在家劳动。
1936年农历9月，红军西进，在横梁山与马匪军作战。红十六团青年红军许明杰的脖子上被马匪军砍了两刀，疼痛万分掉队了，红军走后，许明杰到老乡家讨要吃喝，那里的恶狗相当多，围住受伤的红军战士许明杰撕咬，正在十分危机的时候，住在这个村上的邓兰英同情可怜这个年仅十四岁的红军娃，就把他收留在了家里。许明杰脖子里的伤口很深，流血非常多，非常危险严重，邓兰英把许明杰扶到家中，赶紧烧了开水，用开水仔细地洗干净许明杰脖子里的伤口，然后贴上麝香包扎住。
邓兰英把许明杰藏在家中，按时换洗，精心治疗。古浪战斗结束后，马家军开始搜查流落在乡间的红军，为了避人耳目，就把许明杰认做干儿子。许明杰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长得眉清目秀，邓兰英十分喜爱这个孩子。她让丈夫刘玉给买来棉帽子，让许明杰戴上，以免冻坏伤口，又买来新布料，为许明杰做了新棉衣、新棉裤，让许明杰能够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在邓兰英的精心护理下，许明杰的伤口有所好转，国民党政府的保甲长们知道了这件事，带领马匪军前来抓人。邓兰英得到了消息，赶紧把许明杰藏起来。马家军和保甲长后来又来了几次，邓兰英担心许明杰被马家军抓走，就让许明杰装成哑巴，把他送到炭窑口煤矿她的兄弟那儿去躲藏。
保甲长祁天山心有不甘，再次来到邓兰英家，威胁邓兰英说：“我把你个刘玉婆子，你把红军留下，（保公所）向你要枪哩！”
邓兰英对保甲长祁天山说：“红军已经走了，也没有枪！”
马家军抓不到人，也找不到枪，非常恼怒，就把邓兰英的丈夫刘玉抓到大靖区公所去审问。
在大靖区公所，刘玉坚决否认收留了红军，也不承认家中有枪，保公所的审问官恼羞成怒，给刘玉上上了“拔断筋”的酷刑，但是刘玉还是死不承认。
祁天山从刘玉的口中得不到什么，就叫邓兰英出钱赎人。邓兰英明又气又急，就典当了三斗水地，拿了二百块钱去赎人。甲长赵明福觉得这样便宜了邓兰英，又出了一个坏计策，说邓兰英的兄弟拿走了红军的子弹，叫邓兰英的兄弟也拿来二百块钱才能放人。结果，邓兰英的兄弟也被讹诈去了二百块钱。许明杰知道了这些事情，对邓兰英夫妇说：“如果能够找到红军，回到部队上，一定要给你们报仇！”
许明杰在炭窑口一边疗伤，一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天，他在干活时突遭恶狗袭击，情急之下，许明杰暴露了他的哑巴身份和红军身份，好在矿上的工人们都是些受苦人，大家又都很喜爱这个红军娃，所以大家都不因为许明杰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计较，相反，都想方设法替他保守秘密。
许明杰伤好后回到邓兰英家里，祁天山带领着喽啰又来要人要枪，要不到人和枪，就逼迫家里出钱粗粮。一些地方上的恶霸地主见邓兰英家软弱可欺，也乘机对邓兰英夫妇敲诈勒索。
1936年农历8月18日，许明杰到地主祁柱家的铺子里去买给家里纸，祁柱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就把许明杰扣留到了他们家，邓兰英迟迟不见许明杰回来，就到祁柱家去要人。
祁柱说：“你们家收留了红军娃，肯定把他的枪藏起来了。只要你们交出他的枪来，你们才能把人领走。”
邓兰英说：“祁老爷，你们明明知道娃娃叫马家军杀下了，在庄子上要着吃，眼看不行了，我看着娃娃孽障，才收留了他，他哪里还有什么枪啊。”
祁柱说不过邓兰英，要叫邓兰英把丈夫刘玉叫来，说叫邓兰英的丈夫来领人，邓兰英怕他们又要将丈夫抓到区公所受酷刑，就请人说话，给了祁柱二十块钱，才让邓兰英把许明杰领回了家。
1939年，地方上到处抓壮丁，甲长祁普领着马家军又来找邓兰英家要人要枪要子弹，邓兰英知道他们这是故意敲诈勒索，就跟祁普吵了起来。祁普仗着手中的权力，把邓兰英夫妇捆了起来。邓兰英不屈不挠、据理力争，恼羞成怒的祁普就把邓兰英的男人绑到大靖区公所，祁普对刘玉说；“只要你答应把红军娃交出来，叫他去当兵，就同意放你走。”刘玉死也不肯答应，他们就再次折磨刘玉。邓兰英斗不过这帮恶魔，只好给他们送了一包麝香，这才把刘玉放了回来。
许明杰在邓兰英家住了六年，六年来，凶恶的地方保甲长想方设法折磨邓兰英一家，千方百计勒索邓兰英家的财产，到许明杰二十岁时，邓兰英家已经被保甲长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懂事的许明杰看邓兰英妈妈被地方恶霸们欺负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提出要回到四川去，说四川那边如果情况好点，就接邓兰英一家到四川去住。
许明杰到四川后，给邓兰英家来过几封信，后来还说要来看邓兰英。但是解放后，邓兰英却再也得不到许明杰的消息了。直到现在，邓兰英还在想念她的红军娃许明杰。
邓兰英除了救助过红军战士许明杰外，还在收留了许明杰不久后（即1935年10月底），跟刘玉、刘正、李生初等人前去山中救出了被坏人抢走了枪支，推进枯井中的红军战士耿宗福。耿宗福被救时三十来岁，头部、胸部受伤，一只脚上的脚趾被冻掉了，双脚都被冻烂了，伤势十分严重。大家把耿宗福抬到邓兰英家，邓兰英细心清洗掉耿宗福伤口上的血迹，贴上麝香，仔细包扎好，放在热炕上让他疗伤。为了这两个受伤的红军战士，邓兰英把心都操碎了。天热的时候，她把两个红军战士抬到太阳底下，让他们晒太阳疗伤，天冷的时候，就把火炕烧得烫烫的，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红军战士尽快养好伤。由于邓兰英的细心照料，两个战士的伤口有了明显好转，许明杰甚至能够下炕自由活动了。
两个战士感激邓兰英夫妇的精心照料，把邓兰英夫妇唤作爹爹和妈妈，耿宗福说，他是木匠，等伤病好了，他要给邓妈妈和刘老爹盖最好的房子。但是不幸的是，耿宗福的伤口虽然长好了，但是骨髓却一直在发炎，因为没有更好的药给他消炎，耿宗福一直高烧不退。
一个月后，耿宗福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临牺牲时，耿宗福流着泪对邓兰英说：“妈妈，感谢你经营（护理）了我这么多一场，你为我费尽了心血。可是我现在不行了。妈妈的深恩我再也不能报答了，就把这个银项链留给妈妈做个纪念吧。”
邓兰英看着奄奄一息的耿宗福，听着耿宗福的这些话，难过地流下了泪水。
耿宗福走后，邓兰英一直保存着这条银项链，每当想念耿宗福的时候，就拿出来瞧瞧。后来，由于生活困难，邓妈妈打算把这个银项链兑换些钱粮活命，但是刘玉说：“再苦再难，也不能把这个项链卖掉。这是我们收留了红军的一个纪念啊！”
邓兰英说：“这两个红军娃，把我的心都操碎了，也跟着他们受了不少苦愁。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善心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想念着那两个红军娃。”邓兰英说着，忍不住哭泣起来。
邓兰英把那条银项链交给了新政府，她说他们夫妇两个曾经参加过空门道，但没有参加过活动，他们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行善。
1958年8月31日 （邓兰英口述 五人组成员记录） 2015年7月8日 西路军编写组成员陆荣重新整理
杜荣堂舍身救红军 （根据杜荣堂救助红军口述材料整理）
杜荣堂，男，现年79岁，家庭成分，中农，古浪县定宁乡人。
1936年，红四方面军在一条山跟马家军作战。战斗结束后，红军从一条山行军途经横梁山、黄羊川等地，于十月初的一个晚上来到了定宁东山头上。红军来时，我们住在定宁乡王家水一带。红军大部队在晚上过完后，早上来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红军战士。这个战士身上背着一卷行李，带着一支枪（可能是支三八枪），一颗手榴弹。他来到我们庄子里的一个打麦场上，正好碰上了我弟弟杜义堂。
打麦场上，杜义堂正在盘问这个红军战士。我听到消息后，赶紧来到打麦场上，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个红军战士见到我后大哭起来，哭着对我说：“老大爷，您救救我的命吧。我生病了，晚上行军的时候，我因为精神疲劳，走到东山头华儿岭上走不动了，就在路边休息了一下，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等到天明醒来，才发现部队已经走远了。现在我不知道部队走了哪里，求求老人家救救我吧。”我见这个红军战士哭得十分可怜，就把他领到我家里去收留下来了。
我安顿这个红军战士在家里住下来，见他病得不轻，就拿了二升麦子，换来了六合汤中药，把药熬上让他喝上。还为他扎针放血（民间治疗感冒的一种土办法），发汗祛病。红军战士喝了药，又经过我的土办法治疗，病情大有好转。我见他好了些，就向他询问一些部队上的情况，他就给我讲，说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并不想跟马家军打仗。如果马家军不打红军，红军也就不打马家军，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该联合起来打日本。还对我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晚上，庄子里来了一些人，叫我把红军战士赶走，说留下他惹祸哩。我没有听这些人的坏话，坚持让红军战士在我家中住下来，让他在我家中吃住养病。
第二天，我怕马家军过来后找我的麻烦，就对他说：“你还是到你的部队上去吧。”
他说：“我现在身体有病，实在走不动，而且又找不到部队。你让我在你家住一些时候，等我的病好些后再走。”
我看他确实病得不轻，就把他留在家中，给他继续看病。但是我还是担心被人发现，就让他住在了院门外边的一个小屋里。那个小屋的旁边有个土沟，我让他时时注意周围的情况，一有风吹草动的不好事情，就顺旁边的那个土沟逃走。我虽然让他住了下来，但还是害怕被人发现。就在这天，我听到了红军住在古浪城里的消息，就对他说：“我听说你们的部队住在古浪城里呢，我雇个人把你送到古浪去吧。”
那个战士听了非常高兴，愉快地答应说：“可以。”
我听这个战士同意把他送到古浪去，就找来跟我同庄的魏学理（现已死，当时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给了他雇工钱，叫他把这个战士送到古浪去。魏学理听说给雇工钱，答应送红军战士到古浪去。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是同庄的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两个坏人（有材料说是魏学理和刘腊成），趁人熟睡的时候，抢走了这个红军战士的枪和行李。第二天，我去看那个红军战士，红军战士见了我，哭着向我诉说了晚上被抢的经过，我听了非常害怕，担心发生更坏的事情，便赶紧叫魏学理去送人。但是魏学理却不肯去了，说：“红军的枪没有了，我不敢去送。我怕被红军扣下来。”
魏学理不去，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又怕发生更可怕的事情，就决定亲自去送。于是我牵上自家的驴子，送这个红军战士到古浪去找他的部队。
我带着红军战士来到了古浪城，一进了城就遇到了八十一团的很多红军战士。这个红军战士见了部队上的同志高兴地哭了，战士们也高兴地围拢过来问寒问暖。一个军官模样的红军热情地把我请到他的住地去，请我喝水吃饭，让我非常感动。
离开部队时，部队领导为了感谢我搭救红军战士，要送给我大烟、水烟、酱油、清油和衣服，我死活不敢拿他们的东西，说：“啥都不要，我们家啥都有。”
我不要部队给的东西，那个领导决不答应，一定要我拿一些东西，他建议让我拿上一些粮食，我说：“老爷，我们还要给你们军队上粮呢，你们给我粮食干啥？”
那个领导笑着说：“大爷，我们红军不兴叫老爷。工农红军和劳动人民是一家人，不是老爷，只有马家军，才让人民逼得把他们叫老爷。”
“世上再没有比这个军队再好的军队了。”我从这个红军军官的身上真实地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军队，这个军队对我们老百姓真正好。我无法拒绝这个领导，就拿了他们给我的一斗二升小麦，高兴地离开了古浪。
当年十月底，红军走后，中央军来了。白玉选参谋传我去见黄区长，说我拿了红军战士的枪，要我把枪交出来。我说红军战士的枪是坏人抢走的，我不知道那支枪被什么人抢走了，我没办法给他们交出枪来。中央军的连长不信，就把我用麻绳捆起来，反手吊在刘家庄白天仁家的屋梁上，在我的脊背上压上石头，用棍子打我。我疼痛难忍，昏死过去，他们就用凉水把我喷醒，然后再打。我受不了他们的折磨，就请白参谋给中央军说话。白参谋让我请住在当地的河南人张象克去给中央军说话，我没办法，只好拿上大烟去请张象克给我说话。
张象克也没有推辞，就带着大烟去找中央军说话。经过一番周旋，最终给我写了个“有枪交枪，无枪给白洋一百二十元”，一个星期内交割清楚的条子。一个星期到了，我交不出枪，只好上交了一百二十个白元，另外又交了八石糜子，才给我出了一个收到一支枪的条子。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更大麻烦还在后边。
又过了一个月，马家军来了。这回还是白参谋派人来找我。他派来的人是白天仁。白天仁把我捆起来送到古浪马华荣的部队里。马家军向我要枪，我拿不出枪，就把中央军给我开的条子交给他们。但是他们不认这个条子，把我捆起来拷打。一边打一边骂，说：“你把红军送到古浪，原来是要叫红军打我们哩！你为什么不把红军交给我们？”一个马家军的营长喝令士兵把板凳拿来，说要给我上刑法，我一听吓得昏死过去了。后来，营部里来了一辆汽车，这个营长坐汽车走了。临走时吓唬我，说要把我送到武威去，叫他们先把我押在营盘里。
我给马家军说不清楚，只好又请人说话。通过交涉，我家卖了一头牛，卖得伪币五十元（白洋），卖了一头骡子，卖得伪币七十元（白洋），粮食十多石，一起交给马家军营长苏占元（已死），又给我开了一个条子，条子说收到红军枪支一支，并给盖了马家军连长的印章，这才答应放人。
在马家军的部队里，我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回到家里，老婆见了我的模样大哭起来，以为我活不下了。手和脚都被他们打烂了，血水冻成了冰块，袜子和脚冻得粘连在了一起，老婆用剪子剪开袜子，才把血肉模糊的双脚取出来上上了药。
我在家里躺了四个月，才把被马家军打坏的身体养好。
1937年2月，庄子里又来了几个红军，穿的很破烂。我看着这些红军可怜，又产生了同情心，就又让他们住到了门前的那个小房子里。给他们吃喝，给他们治病疗伤，然后给他们指了路，叫他们晚上从石门峡里穿过去，向东面走了。同年三月，保甲长让村民们去抓红军，我的四婶和十一岁的大儿子碰到了一个红军，挡住不让走。我知道了，赶紧去给指了路，叫那个红军赶快离开这里。后来，我又碰到了一个红军，也给指了路，叫他走了。
红军那时遇了难，我就是想帮帮他们，让他们能投一个活路活下去。
1958年9月1日 （杜荣堂口述 五人组成员记录） 2015年7月9日 西路军编写组成员陆荣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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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7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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