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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但据季羡林考证，“释迦”是部落的名字，“释迦牟尼”的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可见释迦牟尼并不是他的真名。释迦牟尼的真名叫乔达摩·悉达多。诞生地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泰来地区的梯罗拉柯提废墟，距印度北方邦巴斯提县的比普罗瓦西北约十英里。史记释迦牟尼的父亲叫净饭王，也有人怀疑所谓的净饭王是夸大之说，有美化之意，他很可能是贵族寡头的头目。但不管怎么说，释迦牟尼生活在一个有权有势的家庭无疑。权且称释迦牟尼为太子。
净饭王很疼爱太子，为他修建了冬季用的暖宫，夏季用的凉宫，雨季用的温宫。殿中都用七宝装饰，富丽堂皇，流光溢彩，极尽奢华。复在园里广造池台，栽莳花果，并以五百婇女，歌舞随侍。太子年龄渐长，净饭王请了名师令太子学习文典、技艺、伦理学、宗教学、医药学等诸种学问，兼习兵法和武艺。“太子天资聪颖，对文学武技，皆自然通达，加以击技精擅，神力过人，可以说文武兼全，智勇悉备。”太子成年后，娶了妃子，名叫耶输陀罗。“贤妃美容貌，窈窕淑女姿，瑰艳若天后，同处日夜欢”。而且还生了个儿子，名叫罗睺罗。但太子是一个满怀大慈大悲之心的人，看到世人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极苦痛，死极苦痛，恶臭不净，无可乐者，乃叹道：“日月易过，少年不常，老至如电，身形不支，气力衰虚，坐起苦极，我虽富贵，岂能独免，念及将来，甚可畏惊。”于是，太子下决心离开对自己百般呵护的父亲和姨母，告别娇妻爱子，放弃优渥的生活，去寻求度脱众生之大道。陈兵先生说：“释迦牟尼出家修道所欲解决的根本问题，亦即整个佛教的主旨，是断除由生老病死而生的种种忧悲苦恼，解脱人类由既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根本痛苦。扩而言之，不仅为自身，而且为一切众生解脱这种痛苦而开辟一条解脱大道。”
释迦牟尼二十九岁出家，原本想通过苦行寻求解脱之道。然而，苦行六年，虽筚路蓝缕，饥寒交迫，却弄得形容枯槁，身体羸弱，灵光幽闭，一无所获。他自己思忖：“如是等妙法，悉由饮食生。”从字面理解，佛祖认为不吃饭，妙法是寻不到的。其实，释迦牟尼苦行六年，哪能不吃不喝呢？只不过以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充饥罢了，动辄挨饿也很正常。释迦牟尼天资聪颖，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真正意思是饮食粗鄙，营养匮乏，不利于身心健康和大脑思维，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于是，他接受了一个牧羊女奉献的香乳糜。“食已诸根悦，堪受于菩提”。进美食，会使人精力充沛，有益于艰辛复杂的脑力劳动。但同行的五比丘却认为他叛变了，离他而去。释迦牟尼又继续游行，最后来到菩提伽耶，坐在菩提树下，发誓：不成正觉，誓不起座。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终于恍然大悟，确信已经洞达了人生痛苦的本源，断除了生老病死的根本，使贪、瞋、痴等烦恼不再起于心头。这标志着释迦牟尼证得大道，成了佛，时年三十五岁。
佛的根本教义是十二因缘、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无明（愚痴，不知）、行（形成力，形成）、识（认识）、名色（名称与物质形体）、六入（感官与感官对象）、触（出胎与外境接触）、受（感受）、爱（渴望）、取（爱执，执着于存在）、有（存在，无和空的对立面）、生（生）、老死（老死）。四圣谛是指苦、集、灭、道。意思是说，人世无常，一切皆苦，造成苦的原因是烦恼及业，必须从烦恼及业中解脱出来，达到涅槃境界。达到涅槃的道路就是所谓的八正道。八正道：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维（在没有贪嗔等烦恼的情况下，依正见观察、思维，如理地做出决定）、正语（即说话要符合佛陀的教导）、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当的谋生手段）、正精神（精神上要向善）、正念（正确的欲念）、正定（依四谛之理，正确修持禅定）。经过不断的发展，佛教走向系统化、精致化，但主要教义仍是“苦”和“空”，主张出离世俗，觉悟人生，解脱悲苦。苦是佛教的生命观，空是佛教的世界观。佛祖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处在生灭往复的变换之中，既然生死无法避免，就应该功德圆满地死去，也就是涅槃，追求一种最高境界和层次的重生。这是为满足人们“德福终可合一”信仰的需要。对此，德国著名伦理学家鲍尔生解释说：“对不死的信仰（今日死于德，明日生于福）是所有道德的关键。如果这一生命的结束就意味着一切事物的终结，德性将是一个空洞的梦，及时行乐就是聪明的了。”鲁迅曾对人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章太炎先生对佛教更佩服得五体投地，主张以佛教救中国。古人慷慨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生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作为瞬息和有限的存在物，心中充满疑惑和迷茫：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人生到底有何意义？康德认为，这些问题超出了人类感觉和理性所能够把握的范畴，应该由信仰来解决。灵与肉的矛盾是人的基本矛盾，心灵欲向真善美的精神境界飞翔，而肉体却执著于食色两大主义的物质生活享受。没有精神信仰，人的动物性就会膨胀，没有价值理性，人的工具理性就会膨胀，那么，人类的前景就不妙。从这个意义上讲，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为人指明了安身立命的境界，是为人类谋福祉。
宗教的魅力在于，其彼岸世界说消解了人面对有限人生与无限宇宙所产生的深沉的生命悲剧意识，使人从悲剧矛盾冲突中解脱出来，追求生命的永恒、无限、绝对和不朽。古代一位老臣劝皇上信教直言道：“皇上，人的一生就好像您冬天在宫中用餐时，突然飞进宫殿来的一只麻雀，这时宫中炉火熊熊，外面却是雨雪霏霏。那只麻雀穿过一道门飞进来，在明亮温暖的炉火边稍停片刻，然后又向另一道门飞去，消失在它所从来的严冬的黑暗里。在人的一生中，我们能看见的也不过是在这里稍停的片刻，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一切，人们都一无所知。要是这种新的教义可以肯定告诉我们这一类事情，让我们就遵从它吧！”对悲观主义者而言，宗教是无亮世界的闪光，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无奈世界的希望，是给人以精神慰藉的主观的审美幻象，虽说它是非科学理智的，但它不可信却可爱，所以它盛行不衰。
受康德美学思想和席勒审美教育学说的影响，鉴于“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为避免宗教刺激感情之弊，蔡元培提出以审美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的主张，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学者也认同，他们认为最早的宗教确实含有人类的认知、意志和情感的作用，以满足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但随着自然科学、伦理学、与宗教相分离的艺术等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理性的进步，美育可以取代宗教的社会功能，可以避免一切宗教的弊病。问题是，人不可以没有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不能没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而科学虽发达，但人类还没有穷尽对人自身乃至浩瀚宇宙的认识，现实世界还有许多令人无法排解的压抑、困惑甚至苦难，因此也就无法彻底断绝一部分人与宗教的联系。人们所要极力避免的是宗教异化，使宗教保持其固有理念的纯洁，同时也要警惕某些人或组织披着宗教的外衣作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宗教信仰人文化，使宗教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现代人文精神之中。
佛祖第一次说法以后，佛家弟子日渐增多，初步组成了一个僧伽。佛祖主张众生平等，招收弟子不受种姓限制，不分高低贵贱。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商人、猎人、强盗、淫女、杀人犯都可以成为佛家弟子，惟独禁止奴隶入教。《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三曰：“从今已往，汝等苾刍不应与奴出家。若有求者，当可问之：‘汝是奴不？’若与奴出家，得越法罪。”想必有此一禁，佛祖的内心也是很矛盾的。不许奴隶入教，显然有悖于自己众生平等的主张和普度众生的宏愿，但若允许奴隶入教，又必然与奴隶主发生冲突，因为奴隶主反对奴隶逃跑。“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无奈之下，佛祖只得向奴隶主让步。死守清规戒律，胶柱鼓瑟，诸事难成。佛家戒贪，规定僧尼不许捉金银，不许做买卖，以使其丢掉对尘世的依恋，佛祖却与大商人关系很好，受其资助。大商人给孤独在憍萨罗王都舍卫国布金满园买下了祗林精舍，赠给佛祖。佛祖的弟子舍利弗“然后以绳量度，作经行处、讲堂、温室、食厨、浴屋、及诸房舍，皆使得宜”。佛教禁欲，佛祖却同淫女打交道。在弗哩逝首都鞞舍离，佛祖结识了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可与朝廷广通声气的淫女庵摩罗。她请佛祖吃饭，并送给佛祖一座花园。宗教是在与世俗博弈和磨合过程中适应社会和生产力发展要求而求得生存和进步的。佛祖与大商人关系很好，那是因为商人可以为佛祖传经布教提供物质支持，而且古代印度商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有利于宣扬佛法。还有一条原因：古代交通不发达，人们很少出行，因之即使出行也常披荆斩棘，偶见孔道亦败坏不堪，相比之下，不太为人知的商路则被视为“坦途”，而商人游走四方，熟悉商路，僧尼与商人结伴而行，既相对安全，又可少走冤枉路。同时，商人也喜欢与僧尼同行，想沾僧尼免税的光，偷税漏税。佛祖结交淫女庵摩罗，那是因为她的上层人脉关系比较好，能够对佛教事业有所帮助。佛教不是神教，没有世俗，就没有它的存在，因而它无法完全脱离世俗而自净。佛祖是大智者，通达圆融，如果他呆板、机械、褊狭、偏执，不顾时势，作茧自缚，佛教早夭折了。
佛祖本来就不允许招收妇女做尼姑，他认为招收妇女做尼姑，会缩短佛教的寿命，这可是事关佛教命运的大事，但第一个苦苦哀求佛祖做尼姑的却是对自己有鞠养之恩的姨母。佛祖降生七天后，母亲逝世，由姨母抚养成人。他视姨母为生母，姨母视他如己出。佛祖慈悲，不愿让姨母伤心，破例允许姨母出家做尼姑。事后，佛祖感慨地说：“若不听女人出家受具足戒，佛之正法往世千岁。今听出家，则减五百年。”白鹭立雪，愚者看鹭，聪者观雪，智者见白。佛祖是思想者，他应该知道谁都无法准确预测几百年乃至千年以后佛教的命运，但他的“破例允许姨母出家做尼姑，会使佛教寿命缩短五百年”之说，却凸显了感恩和孝心的无比重要，迎合了世人的心理，为人们增添了道德力量，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佛祖顶礼膜拜。佛祖聪慧：失去的，是臆想；得到的，是景仰。这并不表示佛祖尘心未泯，而是表明佛祖为争取人心、改良人心，促进社会消弭戾气，充满正气、和气、清气，以实现普度众生宏愿的智慧和努力。洛克认为，释迦牟尼努力工作不是为了自己或创造主的光荣，而仅仅只是为了利益人类，利益众生。强制别人改变信仰，对于他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所希望的不是要人表示忠顺，而是要人改变性格。他的教团在许多变革之中，并未失去这一性质。
摩揭陀国频婆沙罗王拥护佛教，是护法大王。太子阿阇世轻信欲取代世尊的提婆达多的谗言，认为提婆达多才是真正的梵行者，遂供养之。“由是，提婆愈加骄慢，欲代佛陀领导僧团，亦未得佛陀允许。此后提婆率五百徒众脱离僧团，自称大师，制定五法，以此为速得涅盘之道，遂破僧伽之和合。”在太子阿阇世的庇护下，提婆势力渐大，在摩揭陀国王舍城拥有独立教团。后提婆教唆阿阇世弑父，并谋藉新王之威势，为教法之王，阿阇世遂幽禁其父频婆沙罗王致死，而自登王位。不久，提婆达多因犯五逆重罪而下地狱，阿阇世王则全身长满了恶疮，臭秽难当，想尽办法也无法治愈，已成涸辙之鲋，最终是佛祖救了他的命。阿阇世弑父自立，令世人震惊而切齿。佛教把“杀父母、杀阿罗汉、破僧、恶心出佛身血”看做是罪大恶极，阿阇世弑父自立，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佛祖见到已经后悔的阿阇世王却十分欢喜，阿阇世王向佛祖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佛祖“为王进入‘月爱三昧’，身放光明，犹如月光，能令众生的善心增长，其光清凉，照在王身上，恶疮马上痊愈，顿感轻安无比。佛陀再为阿阇世王传授三皈五戒，王也以种种宝幢、幡盖、香花、璎珞、微妙伎乐供养佛陀。佛陀又为阿阇世王宣说治国之道，勉励国王以正法治民，以德化民，多行仁政，必得民众尊敬，行善安心，必得快乐”。引言固然有不可信之处，正如恩格斯所言：“作为人的创作结果的宗教，虽然有它特有的诚恳的热情，当其创立时，就已经不会是不带欺骗和不歪曲历史事实的。”但也说明了佛祖争取阿阇世王，用心良苦。佛祖渊渟岳峙，思想深邃，与众不同，此举并非善恶不分，自毁佛法，而是有益于佛教大兴于天下之措。佛教是悲观主义，但佛祖对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不悲观。它使人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其一，佛法无边，世上无不可度之人。弑父自立者，是大恶之人，但佛祖却能致其弃恶从善，可见佛法无边，威力无穷。这会使佛家弟子更加笃信佛教，更多的俗人对佛祖产生神秘之感和心怀敬意，促进佛教的发展。其二，放下屠刀，可拔重咎，一心向佛，来生美好。佛经曰：“佛重告使言：‘语阿阇世王：杀父恶逆之罪，用向如来改悔故，在地狱中，当受世间五百日罪，便当得脱’。”又曰：“佛告诸比丘言：‘此阿阇世王，过罪损减 ，已拔重咎。若阿阇世王不杀父者，即当此坐上得法眼净’。”佛祖劝人改过向善。改过者崇佛护法，可损减过罪，拔除重咎，即使大恶如弑父者，“在地狱中，当受世间五百日罪，便当得脱”。向善者崇佛护法，可修得功德圆满，“若阿阇世王不杀父者，即当此坐上得法眼净”。这无疑会为佛教赢得更多的信徒。同时，争取国王护法，对于宣传教义、弘扬大法有重要意义。 或许，一切都是俗见。俗观佛法，佛法即入俗流。佛法本就是佛的言教所要显示的万物的谛理，一切皆不可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佛言，我坐道场时，不得一法实，空拳诳小儿，以度于一切也。佛书强调若人言佛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佛法在本质上不立一法，立一法即非佛法，但为了利益众生，佛祖不得不随权随缘随境开示种种方便之门，引众由痴迷嬉戏归至常乐我净的精神家园。
古代印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推佛教。梁启超先生在欢迎泰戈尔来华访问时热情洋溢地说，印度馈赠给中国最贵重的礼物是《大藏经》。《大藏经》七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悲智双修”。教我们从智慧上求得绝对的自由，教我们从悲悯上求得绝对的爱。而音乐、建筑、绘画、雕刻、戏曲、诗歌和小说、天文历法、医学、字母、著述体裁、教育方法、团体组织等，只是最重要的副礼物。
佛教为人类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贡献。古代的东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帝王受佛教影响信奉和平思想，如阿育王从暴君转变为护法名王。公元前264年阿育王登上王位，继位之初，他雄心勃勃，想沿袭祖父和父亲的做法，用武力征服整个印度半岛。公元前255年，阿育王亲率60万步兵、3万骑兵和9000头战象，攻占了从阿富汗到马德拉斯（金奈）的辽阔疆土。但是，当他看见战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象后，他开始憎恶战争带来的毁灭，于是，他下决心放弃战争，并接受了佛教非杀、非暴力的和平教义，宣称以后他的征服只是宗教意义上的征服。阿育王执政期间，宣布在全国废除斗兽之类的血腥娱乐，不充许用动物做杀生祭礼，在宫庭里对王公大臣们喜欢的狩猎游戏也加以限制；立佛教为国教，下令在王宫和印度各地树立石柱，开凿石壁，将他的诏令刊刻在上面，教育子民要仁爱慈悲，多行善事，禁止不同教派之间的互相攻击；鼓励和支持人们整理和研究佛教，提供巨资支持佛教传播团体和兴建佛教建筑，并先后派出佛教传教士前往喀什米尔、锡兰、波兰和亚历山大城传经布道；组织民众植树造林，修建医院、公园、药圃；实施大规模的掘井工程；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管理印度的土著居民和隶属民……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称这一时期的印度孔雀王朝如孔雀开屏一样美好。 时至今日，一些学者针对近代文明危机，仍然寄希望于佛教对人类的和平与安宁有所裨益。汤因比博士曾经指出，近代文明危机的本质是“道德的隔阂”。也就是科学技术以压倒优势发展，而道德、伦理和精神都停滞不前，从而产生了断裂。尤其是发达国家，物质不断丰富，而精神的混乱却极其严重。为了争取精神的发展，只有打破精神的停滞，开展不间断的精神斗争。中国有着以儒学、道教以及中国佛教为基础的精神土壤，从那里可以发现基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伦理道德。
佛祖产生于当时的古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除了种姓压迫、思想开放的原因外，还在于“印度的民族性极善幻想，有较其他民族丰富得多、深邃得多的幻想力”。印度的古代童话故事集《五卷书》是公认的世界童话的源头，其产生时间早于世界各国的神话。鲁迅先生曾云：“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季羡林先生究其原因：“说到寓言和童话，世界上任何民族也比不了印度。原因也许就正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永恒同一刹那，宇宙同一个小点，在他们看来都没有多大差别。别的民族连在幻想的时候也有许多摆脱不掉的束缚；时间一久，距离一大，他们幻想的翅膀就有点追不上了。但印度人却不然。一走到幻想的王国里，他们就显出了自己的身手，仿佛是太空里的飞鸟，大海里的游鱼，任意飞翔游泳，没有一点障碍。对他们来说，一切走兽飞鸟都有了人性；一切泉石树木都有了生命。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印度人就相信灵魂不灭，就是所谓轮回。一个人做好事，下一生就可以成神；做坏事，就可以成禽兽成饿鬼。人与兽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的寓言和童话里，一只牛说话，它真的就是在说话，毫不勉强，为什么一只牛不能说话呢？于是在高山上，深林里，小河边，到处都充满了生命。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也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了。”佛祖闳博而不褊狭，能够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于创立佛教、宣扬佛法的实践中，是不是也因为他有奇思妙想的民族基因和翱翔于天地之间的矫健的想象翅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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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5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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