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与文化保守[原创]

石勇

　　在今天，“启蒙”这个词已经遭到人们的质疑了。它所预设的“前启蒙时代”的黑暗和蒙昧在某些局部上已被纠正。它建构的“启蒙者”、“启蒙话语”、“启蒙对象”的三位一体已因其话语霸权的特征而丧失了自身的一部分价值依据。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反传统、它所建构的一套启蒙话语在器物落后、制度落后到文化落后的反思中，因“现代化”的迟迟未降临而似乎一直没有丧失其合理性。强大的西方作为一种背景使其文化成了一种文化革新的参照系，以致在“启蒙”这头“现代性”怪兽的四处冲撞中，传统文化节节败退，甚至奄奄一息。而非常明显，因文化的内化特性，将落后追溯到文化落后便意味着一种文化批判的长征。鲁迅的“不读中国书”一直在勾勒着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奉若神明的精神轨迹。

　　时光的流逝虽然留下了历史的痕迹，但场景的变异却抽去了这个痕迹背后的文化心理。“理解”失去了感知的支撑，对历史文本和事件的解读于是只有借助“想像”中的体认才能建构出一个共通的逻辑。如果说我们面对“五四”一代“打倒孔家店”的场景曾经拍手欢呼，希望将“吃人”的文化从心中彻底清除出去，那么在“文化保守主义”已经取得一定的声势，人们又一次认识到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意义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理解他们的激进了。

　　当历史的场景快速地变幻，支撑事件和言论的情感支离破碎，那么曾经具有合理性的东西似乎也丧失了合理性。一种文学化的判断在我们看来越来越没有意义。“不读中国书”的喧嚣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意象，以为鲁迅真的是对传统文化要全盘打倒，无论儒、道、墨，法诸家，或仅仅是儒家文化本身的各种内容，是“一个也不宽恕”的。我们忘记了这是一个由情绪支持的偏激的文学化的判断。它针对的不是全体，但为了强调对这个事物的诸多内容的情感和摒弃它的合理性与紧迫性，采用了一种“整全性”的表达。如果我们注意不到这一点，就陷入了一种单向度的思维，以为对事物不是绝对肯定，便是彻底否定。如果是这样，文化批判与文化保守便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无聊之争，作用在同一事物的不同领域的它们就有可能被拉到同一个领域和层面来检验它们的功能。这将使文化批判和文化保守越出它们的适用界域，不断地放大它们的所指，最终该摒弃的反而留了下来，而该保该守下来的反而遭到摒弃。

　　一种观点要想醒目，它就必须携带情感和价值判断的信息并不断放大自身的所指。在这个时候，它的表达越是有力，越缺少规范性和解释力，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也越脱节。判断者也许先在地设定了一个特定的语境而使他的观点获得意义，但由于主体的“认知图式”的不同，别人不一定能进入他的语境。每一种事物的属性是无穷多的，这些属性相互冲突，却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换言之，他抽取事物的某一属性而对与之冲突的其他属性的舍弃非常容易陷入一种独断论。从某一属性出发，所发出的判断针对的却是事物的“整体”。而构成了这一事物的其他诸多属性，却显然不构成他的观点的支持依据。这样实际上判断者已经使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如果自己的观点成立，那么只要用这个整体性的事物的其他任一与其观点赖以获得现实的逻辑基点的属性相冲突的属性进行论证，就可以对之证伪。

　　从这种意义上讲，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判断都属于越过判断有效性的假命题。比如中国文化什么什么的，中国知识分子什么什么的，哲学什么什么的，伦理学又什么什么的，如果不能用它赖以成立的特定语境构筑一个限定的范围，即使它能实现逻辑的自洽，也不能获得它的有效性。这个语境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它构成了一种“理解的前结构”，没有大致相同的这个“理解的前结构”的人，根本不能进入他的语境，自然也不可能对他的观点作出符合其原意的正确的评论。当我们谈论鲁迅的“不读中国书”，谈论胡适的“二十年不谈政治”而专注于文化批判时，如果不能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捕捉当时的文化心理，以及认识到语言在把握复杂事物时的无力，就不可能逃脱纯粹的“语言分析”的陷阱。如果不是这样，在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今天，对于仍然具有极大意义的文化批判，我们就不可能给它一个合法的地位。

　　在今天，文化批判的理论工具已经令人眼花缭乱了，从精神分析、语言分析、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不一而足。它不并仅仅是一种文本的编码游戏。文化批判建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人是文化动物，正是靠文化他才得以成为人，也正因此他被文化所规定。我们看见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而是人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讲，是文化本身为人的奴役作出了说明，也为文化批判提供了一个先验的价值依据。从人的存在属性主要等同于文化属性中可以看出：我们要确定一个人，无论如何离不开各种文化的规定性；而我们想要改变一个人，必须改变他的文化属性，或者说控制了他的文化指令。文化批判的可能性是：既然某种奴役人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以其指令控制人，那么同样，批判者可以在洞悉了这种文化统治机制的运作方式和内在逻辑后向人们昭示那已被压抑的人性的完整经验，以构筑一个抑制文化意识形态奴役的心理结构，冲破那一套阻止人们深入自己存在内核而只看见自己的文化属性的罗网，甚至在“文化创造”上有所建树，以一套可以让人返回自己的存在的本真状态的文化指令来重新对人进行“反洗脑”，将盘踞在人大脑中的奴役的文化指令清除出去。

　　文化批判承袭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至今仍喧闹不已。然而就在今天，“文化保守主义”也日益获得其影响力。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力不仅在学院，在那个“思想学术界”，而且更多是社会性的。早在“五四”一代要“打倒孔家店”时，“新儒家”们就在苦苦支撑，力图证明这个房子并不是一团漆黑，还有一些好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与现代文明结合，仍然具有它的不可忽略的意义。摧毁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无论以怎样的理由，都是自捣根底，从民族文化传统的接续来说，保守并发扬光大这些东西甚至是避免“建构”的政治文化断裂和“文化殖民”的严厉前提。从1994年开始，陈明主编的《原道》已整整十年，虽举步维艰，但仍然在不断地向传统文化的“复兴”掘进。这本辑刊虽然在民间社会尚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在思想学术界，它已备受瞩目。而刚刚过去的贵阳阳明精舍的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与关于“读经”的争论，已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想像，在文化层面上它囊括了包括“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某些属性以及切入了一个民族的确认其存在的深层根基的“原型”，它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应。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五四”一代开始的文化批判到现在对儒家文化已经“失语”，批判的对象置换了，由文化领域切入到了政治和经济领域，或者干脆是对西方流行的文化理论的分析和解释。“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今天的活跃，难免让人牵强地想到曾经的西方的“文艺复兴”。

　　“文化保守主义”背后自有一套它的理据。任何一种东西都不会是一个拥有单一属性的载体。这些属性被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之中，但它们却具有不同的指令。将这些指令从这个东西里解析出来并渗透进同一领域，所得的结果将是不同的。虽然我们在言说时很难避免一种整全性的称谓，即非常容易仅仅从某一事物的某一内容和属性出发而对它进行判断，但它先在的语境已告诉了我们它的具体指涉。比如我们说儒家文化“吃人”，并非指它本身如此，而指的是它这个体系中的某些东西如此。如果没有这个先在的语境限制，那么推出“文化保守主义”要把这个“吃人”传统发扬光大下去显然是荒唐的。

　　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共同结构的由不同内容和属性组成的复杂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里既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些不合现代文明的东西，也有仁义礼智信等超越时空的的价值。保住守住这些价值而摒弃已不合现代文明的内容乃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人是文化动物，一个民族是以其文化建构其存在的价值确证的，这种文化赋予了它以自我认同，给个体的安身立命以一定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的支离破碎也意味着个体的无家可归。抽空了这种文化属性，个体的存在实际上也分崩离析。一个民族若抽空了其文化传统，第一将丧失民族的自我认同，第二将导致外在文化的殖民，第三在一定时期内将使社会的精神层面出现混乱并且浅薄化和无聊化，使人仅仅是漂浮于转瞬即逝的物欲符号的表层，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危险的。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的道德失范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失落导致了中国人的精神的猥琐。第三，文化之为文化，便不仅仅是一套游离于人心之外而只在思维层面活动的精神符号，它不可避免地会内化入人的心灵深处，建构人的精神世界，培养人的人格，形成人的文化心理，使他们出现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种内化的过程是缓慢的，但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这昭示出文化的发展从来就是渐进的，从来不可能“建构”，非要强此则容易导致表层的文化断裂：一方面许多仍然有价值的东西被荡涤，另一方面似乎要被消解的东西仍然深藏于人的心里，它们之间的断裂使文化焦虑转化成了文化危机，最终将瓦解人们的理性。这种文化危机渗透进政治、经济领域，则非常容易导致“摧毁”和“重建”的过激行为，到头来使人们面对的往往是废墟。因此，“保守”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乃是保住一个民族赖以站立的地基，并且这个“原型”在不断的对现代普适性的价值的接纳中，将获得它的新的意义。
  
　　在这里，文化批判与文化保守终于相遇。正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内容和属性的扬弃与保守，使它们构成了一种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如果说文化批判更着重对思维方式的抨击，那么文化保守更着重对价值的捍卫。在具体对象儒家文化身上，它们乃是对它的不同指涉所作出的反应。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正如其他思想学说一样没有整全性，指涉和普适于任何一个人类活动的领域。因而，即使它一开始便具有严密的逻辑自洽，建基于普遍人性且能在合理性的基础上以其指令渗入社会中建构出一个秩序，它也无法仅仅依靠其话语体系而克服不断的挑战所带来的理论困境。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在其萌发和阐述之初都不可避免地与其所处时空环境发生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更多是对当时的现实刺激所生发的一种“反应”。虽然作为一种理论，现实的材料一经摄取便已在它的语言游戏中被扬弃，最终因其抽象性和不断地放大语符的指令而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特性，但它仍然必须在当时的现实中获取合法性，即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一旦时空环境在流动的历史中不断地变异，那么这种思想学说所剩下的并且有用的也只是它与普遍人性纠缠在一起，并形诸于抽象表述的理论文本和内在精神。这两个先在的理论困境不断地勾划出儒家学说的“发展”的轨迹。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总是在不断地阐述、修改、扬弃和添加其话语指令，这种“编码”的活动构成了思想学说在历史变迁中谋取适用的价值依据的严厉前提。而也恰恰因为概念和话语体系的所指携带了理论原创者的信息，而后来者在他的解释中已经将它扬弃并纳入他所营造的语境，这带来了一定的信息失真。思想学说内部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倾向，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属性，它们既可以相互印证，又有可能相互否定。它的日益多姿多彩同时也意味着在非核心价值上的相互背离。思想学说的外壳不断地变异，对环境的适应使这个思想学说抹上了不同时代的特征。故而，每一种有影响的思想学说在其历时性的演绎发展中都难免被扭曲变形，而意识形态化正是它最大的特征。一种思想学说在“主义化”的过程中一旦意识形态化，便不断地力图扩张自己，不断地越位，不断地以自身为标准发出指令，以致这种指令迅速地转化为奴役。这种思想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扭曲和价值失范既建构了批判的可能，又提供了保守的必要性。就此，对之进行“祛魅”乃是文化批判和文化保守在它的普适性只有建基于普遍人性的基础上才成立的共同确认。它深刻地说明，在变幻不定的历史时空中，对应于某一历史场景的话语指涉必须被加以重新界定：一方面是它意识形态化而侵入它没有作用的合法性的场域的危险，致使原本具有价值的话语指涉渗入恶的指令，另一方面是许多价值由此遭到遮蔽。比如，政治的伦理化仅仅意味着政治的伦理之维，换言之，仅仅是一种背后的理念而绝不能让它进行政治操作，而儒家文化的长期侵入政治领域已经导致了伦理与政治的混淆不清。在批判和保守中使儒家文化守住自己的边界和价值，这正是“文化批判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应该共同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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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骨头

顶一下，
第一帖给你啦~
这年头没文化很可怕的，所以不管啥文化，怎么也得有点，
：）

清风盈袖

文章不错,重新排版一下.欢迎常来.

杨志广

深刻、透彻！

清风盈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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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

理论基础好,有见识\也深刻.

清风盈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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