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范廷伟 于 2015-9-6 14:56 编辑
今年8月19日的《大众日报》,在《齐鲁人文》专版发表了一篇《刘墉:轿子为帷,修院无钱》的文章,写的是康乾盛世末期,吏治日益腐败,贪污受贿成风,刘墉(即民间传说中的刘罗锅)大力整顿吏治,亲自带头,力戒请客吃喝、结纳钻营之风,以至于后来上下衙门间的应酬宴会“都系用己资,各自采办,均无派累之事。” 通读此文,我最感兴趣的倒是刘氏家族的家风、祖训之类的事情。
文中写到,刘墉祖籍安徽砀山大刘家庄,其祖先刘福带着母亲一路向北,不知走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在山东高密潍河边的逄戈庄被好心人收留。刘福每天放牛,母亲做鞋缝缝洗洗的事情,和睦相处,刘福管东家叫逄哥,这就是逄戈庄的来历,刘福则成了逄戈庄刘氏的始祖。刘福初到逄戈庄时,家境非常贫寒,人丁也不怎么旺盛。但作为惯常受当地“坐地户”无端刁难、或恃强凌弱的“外来户”,能在这个村庄里将根深深地扎下来,这与刘氏家人与人为善,诚笃厚道的家风是分不开的。自刘墉曾祖父刘必显的祖父刘思智这一辈,刘家步入诗书继世之门。刘墉曾祖父刘必显是刘家首个进士。官至员外郎,在任时正直清廉。他辞官后隐居五莲槎河山庄,怡情于山水之间,刘氏子弟大都在此苦读,成为家族兴旺的又一发祥地。在刘必显“为官清廉,积德行善,不做夸官,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家训的严格教诲下,《高密逄戈庄刘氏家世简介》统计到嘉庆19年,入谱男性822人,其中,进士11人,举人35人,荫生、监生107人,贡生12人,庠生29人,廪生4人。有功名者占了全族人口的四分之一。
《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首先要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首先要端正他的思想。只有思想端正的条件具备了,才能自我修养完善;只有自我修养完善的条件具备了,家庭才能够整顿有序,只有家庭整顿好了,国家才能够安定繁荣,只有国家安定繁荣,天下才能平定。“齐者,整治也。”自古以来,人们就这样认为,家与国密不可分,只有善治其家者,才会善于从政,善治其国。纵观历朝历代,无数名垂千古的仁人志士,智者贤达,无不谦恭廉明,性格正直,他们不仅才高八斗,学识渊博,而且有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例如《鲁迅书信》、《傅雷家书》等对子孙后代充满了挚爱与期望,对蕴含了国家和世间高尚情感,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更是高于普通人,“修外以及内,静养和与真”,成为被后人所仰视的一座座道德丰碑。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幼时随母改嫁到邹平县长山镇河南村(今称范公村),他在邹平度过他的青少年时代,“划粥断齑”、“捐赠窖金”的故事就发生在他在邹平西部长白山中的醴泉寺读书时。范公祠距离我的工作单位只有十华里的路程,我曾多次陪同外地友人去长山镇范公祠拜谒范公。范公祠北院的大殿为“菜根茎舍”。正门的中间,迎面是范仲淹的画像,在西侧的墙璧上,写有他的《家训百字铭》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毂恩;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范仲淹一生坎坷,在仕途上也是几起几落,但其虚怀若谷、谦恭宽厚的品格却为后人所崇敬。他用这则朴实无华、言简意赅的家训规范着子孙后代的言行举止。儿子范纯仁秉承了父亲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的高风亮节,后来也官拜宰相。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在给同学的信中曾经提到“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这两人。
清初文坛领袖王渔洋山东桓台县人,他的故居坐落于在桓台县新城镇(原县城所在地),距离我的工作单位也不足四十华里。新城王氏是明代官高势显的名门望族。故居中的“忠勤祠”,是根据嘉靖皇帝所赠的匾额“忠勤可悯”,于明朝万历十六年,为纪念病逝于任上的四世祖“忠勤公”王重光而修建。作为王氏子孙的王渔洋,自幼受家学祖训的耳濡目染,在官四十五年,屏绝货贿,廉洁勤政,始终恪守“清、慎、勤”的为官原则。当初在繁华富庶的扬州城作刑狱之官时,掌生杀大权,却从不徇私舞弊,卸任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王渔洋赋诗一首:“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康熙四十三年王渔洋七十一岁时,因申告王五一案失出被罢官,在出京回归故里这天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填满街巷,莫不攀辕泣下。新城王氏后人严秉家学祖训,为官必须廉洁自律,务尽职守,因犯贪污被治罪者,死后一律不得埋入新城王氏坟茔。王氏家族自明朝后期到清朝中叶,前后二百多年的时间,科甲蝉联,簪缨不绝,成为中国最大的官宦世家之一:所出进士31人,举人46人,贡生113人,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
其实,中国人对家风的讲究由来已久,在许多经典的国学著作中都有迹可循。《文言》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记载,明代《朱子治家格言》中也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的忠告。流传于世的《曾国藩家书》,成于清代十九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翰苑与从武生涯间的1500封家书,这些家书从容镇定,形式自由,有感而发,推心置腹。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挚良言,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对后世影响则非常大。被誉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将“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淫恶肆欲,阴隲无益”的“十无益”,作为子孙后代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廉洁奉公,刚直不阿,所以,他才能在那个年代,抒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壮丽篇章,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家书、家规、家训,都是家风的组成部分,都是贤达之士、革命英烈、党的干部给后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留下的或许只能是只言片语,但其中蕴藏的力量,包含的内容却异常丰富,给人以震撼,给人以坚强,给人以力量。我们从中读懂了民族气节和英雄情怀。“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道有‘投降’二字”,这是被誉为抗日英雄马本斋烈士母亲的家书;“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业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这时鉴湖女侠秋瑾烈士的诗书。假如你收看了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重读抗战家书》系列专题,我想,你定然会被戴安澜、左权、赵一曼等一个个抗战烈士的家书所感动。“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珍惜着和平的幸福之时,仍然和普通群众一样艰苦朴素,勤俭自律,他们都很器重立家规、订家训、写家书,毛泽东主席要求家人后世树立布衣思想:“靠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你们本身去努力、去格斗,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去唬人,你们都要做一个普通人”;周恩来总理要求家人和亲戚严格从命“十条家规”;周总理和朱德元帅都没有给后人留下万贯家产,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就是令后人永远享用不尽的无价之宝。
与名人、伟人、大家的家风有所不同,普通人的家风更是五花八门,但其内容都不外乎是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吃亏是福等等,一家人和乐是福,一家人平安是福。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人家,也懂得“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道理。这样浅显的道理,却被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武长顺等众多的贪官污吏抛之脑后,那“高衙内”式的“官二代”、“富二代”之类的公子哥,在父辈“大树“的庇护下,手眼通天,明抢豪夺,贪婪无度,欲壑难填,他们的家人对子女管教不严,纵容袒护;对手下放任自流,收受贿赂,都呈现了“全家腐”甚至是整个家族式败北的特征,应验了那句”上帝令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的老话。仅是老百姓的几句俗话,就已经点破他们身败名裂、陷身牢狱的必然结果,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啥棵棵底下长啥”,“染缸里染不出白布来”…… 刘铁男就教育儿子“要学会走捷径”;徐其耀也在家书中教育儿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这种变味的家训家书,与党纪国法相背离,与崇德向善相脱节,真正辱没的既是自己的门风,也是党风。可见,在这个多元多变的当下,坚守一份操守,笃定一种信仰是多么的重要!
家风对人的影响离不开鼓励、规劝或者提醒,最重要的是家规家训订立者的身体力行,躬身实践。党员干部也好,普通百姓也罢,好的家风,本身就是一个勤俭节约,尊老爱幼,慈悲为怀,树立威信的过程。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其在家中“掌门人”的主导感化作用是巨大的,因为领导干部在家庭中乃至整个家族中必然都是焦点人物,他的行为举必须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家风传承是一个家族的记忆,更是一个家族共有的精神内核,传承充满正能量的家风,葆有健康向上的家风,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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