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名臣散论

旭日东升

　　曾几何时，对古人的苛责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在一种绝对的、非此及彼的思维下，一切都被简单化、脸谱化，似乎历史是那样的泾渭分明，历史人物只是这种特性的一种符号。于是乎，我们在所谓革命的旗帜下，大刀阔斧的把他们简单的劈为两半，而在历史教科书中，那些丰富多彩完全戏剧化了。

　　又几何时，我们突然变的温情脉脉，充满了历史人文的关怀，似乎一切都可一笔勾销，那些曾经面目可憎的侩子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历史的中流砥柱，这种突变似乎预示着一种和谐的到来，只是以往的常识突然被推翻，难免有一些惊愕，甚至于措手不及，我们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当回首时，距离最近的历史应当在满清一朝，因为所谓我们的现代史、当代史，尚未完全沉积，断然的去议论和评判似乎多有不当，尤其是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的历史就让他更久远一些吧！

　　历史是一条河流，昨天、今天和明天是川流不息的河水，谁也无法截然分开，过去的虽然远去了，今天仍有他的影子，今天也隐藏着明天的线索。谈论古人，其实也是议论今天，而且还在博学的外衣下，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同光之间，凡近五十年，封建王朝剧烈震荡，历史摇摇欲坠，幸而有几位名士翘楚崛起于垄亩之间，发达于朝野之中，翻手覆雨，终成千秋伟业，或落万世骂名。让后人唏嘘之余，也不免唠叨几句。是为散论。

　　一、曾国藩的圣人情结

　　曾国藩，字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进士出身，早年入京，官运恒通，曾就学与唐鉴、倭仁，亦是穆彰阿之门生，官至侍郎，为当时湖南才俊之翘楚。咸丰年间，回乡奔丧，不意太平军兴，始承上意而办团练，至此，湘军勃兴，曾国藩开始了一生中最艰辛、也最辉煌的历程。

　　十余年间，与太平军鏖战无数，屡败屡战，天京之役，终保满清三百年基业。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入值军机，可谓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然天津教案处置失当，中外皆有不满，不得已离京南归，坐镇金陵，终老江南。

　　今人议论曾国藩，或者赞叹其武功盖世，或者崇拜其完美人格，或者哀叹其不取清帝而自代之，或者咒骂其镇压农民义军，或者蔑视其为封建卫道士，或者嘲笑其欺世盗名，或者怜其晚节不保——总而言之，说不完的曾国藩。

　　伟人曾言“余于近世所佩服者，独曾文正公一人而已。”而在时人眼中，曾国藩的确是超凡入圣，其功名文章、为人处世，道德操守——皆举天下不能望其项背。

　　在我们眼中，则情绪复杂。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皆莫衷一是。不论时世造英雄或者英雄造时世，都已是过眼云烟。千古曾国藩，其追求完美的圣人情结，似乎更令人思考。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追求道德操守的高尚和纯洁，追求人格的超脱和完满，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常问：中华文明的根在何处？我们曾经无情的把自己剥离，发誓要脱胎换骨，做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但是，我们悲哀的发现，那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人的异化使得我们失去了精神的依靠，魂归何处？于是我们重新解读经典，膜拜圣贤，自孔子、孟子以来，我们灵魂四处漂泊，于是重读曾国藩——最后一个圣人，一夜之间成为时尚。

　　我以为：若以积极的入世情怀来看待历史，则一切皆有赞叹处，也皆有学习处。但是把握一种精神内在尤为重要，食古不化则终成笑谈。曾国藩文治武功皆是昔日黄花，花开花落都已是陈年旧事，万不可用今人的主观假设来分析、理解曾经的历史。所以任何一种简单的取舍都不可取，不能脱离客观实际和历史环境。人性是复杂的，人之处世做事皆有其主观动因和客观处境，人在创造历史，但决不是任意的、简单的创造，他必定是在特定的或者既定的情形下，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下创造历史。曾国藩也不例外，决不可无限拔高，就像曾经那样无限贬低，客观一些、中允一些，可能会更符合当时的情形。

　　二、左宗棠的豪气干云

　　左宗棠，字季高，谥文襄，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早年不得志，入幕多人。然才名满天下，多与名士结交，时有贺长龄，陶澍，林则徐，胡林翼——左宗棠备守推崇。然飞黄腾达多有曲折，古人云：困苦艰难，玉汝于成。左宗棠几乎为太平军所用，辛而为曾国藩结交，先入幕，后自领楚勇三千，入福建，围天京，守边疆，镇陕甘，驱外寇，复边陲，入京师，归台湾，留任两江、湖广，终老武昌。

　　时有名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而左公也自诩：自古以来，书生秣马，西达葱岭大漠，东及台湾海疆，我左宗棠一人而已，读史至此，泪流满面，每每情不自抑，左公豪气冲天。况早年未得志时，常自比“亮、白”。每思忆此处，常慨叹不已。

　　左宗棠，由于历史的幸运（姑且此语），一直以来是作为正面的英雄人物来评价。大家更多的了解其收复新疆的丰功伟绩，而少訾议其攻灭太平军之事，当事过境迁后，我们才意识到：历史给予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当年林则徐若不病老贵州，则无论其虎门硝烟、黄河治水、新疆理边，可能都会被一笔勾销，其实所有的偶然都暗合某种形势，或者说：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可避免的生长在特定的、客观的环境中。

　　我们现在议论古人，是一身的轻松和自然。其实，左宗棠在青史留名，也决不能简单的归因于个体的主观能动，因为历史的舞台是不能假设，也不能预定的，唯一可能给我们的启示是：左公为人处世，意气风发，豪气干云。百年而后，常令人思慕不已。

　　三、悲哉！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莆，号少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早年也为京官，后入幕曾国藩，倍受曾公赏识，后自领兵，入浙江，下杭州，距上海，围天京，剿捻军，守直隶，建北洋，兴洋务，然世多诟病者：外交不力，擅权误国，甲午受辱，辛丑见凌——不一而足。

　　以往凡论此公，颇多骂名，指责与否定成为评价的主流，尤其是加以卖国的罪名，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洗刷的定论，所以世人皆以卖国贼冠之。其实，当时就有人为起鸣不平，但是在一个以民族大义为主旋律的时代里，这种声音注定要被淹没，况且对封建人物简单的、非此及彼的归类，使得李鸿章只能生活在唾沫的海洋中。

　　历史似乎总和人们开玩笑，多少年后人们惊奇的发现：原来我们错了。其实不是我们的错，只是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需要这样一种错误而已。

　　李鸿章的一生，主要影响在平发剿捻、兴办洋务、建设海军、致力外交等几个方面。镇压农民起义是每一个封建时代文臣武将的基本义务，就时代而言，我们不必去苛责，因为谁也无法脱离具体的局限性。兴办洋务，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虽未富国强兵，但就长远而言，确实为中国追赶世界作出了贡献，无论军工，或者商用，都从技术、设备和人才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这种气息。更为可贵者是重视人才培养，无论其初衷如何，客观效果是，大量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人才学成归国，开风气之先，领时代风骚，为古老中国的改造与发展注入活力，仅此一功，足以赞誉有加。可以说：北洋舰队是个国家与时代、民族与个人的双重悲剧，无论技术和装备，管理和运气，还是所谓腐朽的封建人事体制、僵硬的行政系统，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但是据现在的史料，人们发现了一个疑点，那就是官居户部尚书，身为帝师的翁同和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之间的恩怨、矛盾，竟然是导致北洋舰队覆没的重要因素，我们都知道北洋舰队的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来建颐和园，实际上，这笔款子根本不足以影响军队的发展，主要之处在于，翁同和故意迟滞北洋军费，多数款项无法落实，致使舰队建设落后与敌人，从而贻误战机，误国害己。呜呼！以一人来搪塞天下，确乎其难，然李鸿章却由此而江河日下，岂不悲哉！我们都知道“弱国无外交”，中国当时情形，可谓大厦将倾，在诸列强中周旋，连横和纵，用尽浑身解数，却逃不脱时代的宿命，所以大可不必强加于李鸿章一人之身。

　　近读梁任公挽李鸿章语，确为感叹，是以笔录如下：“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综观三人，各有千秋。然生于乱世，凭努力才智，携机遇时运，终成基业，确乎其难！在今人眼中，多无法想象其草创之艰难，而多凭一己之智力、才识、好恶，乃至于出于各种需要，以历史为外衣，用死人做掩护，来评价古人，自然无法准确到位。读史至此，偶有所感，遑加议论，虽有心得，然多有不当，希望同好者互通声气，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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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紫高

排好版!

汪紫高

有感思，有才情。颇为注重从人性角度去解读这些历史人物

旭日东升

在今人眼中，多无法想象其草创之艰难，而多凭一己之智力、才识、好恶，乃至于出于各种需要，以历史为外衣，用死人做掩护，来评价古人，自然无法准确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