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5-10-8 11:57 编辑
从吃谈起——羊肉的由头与苏轼的旷达人生
临街有家涮羊肉的，生意挺火，找个位子居然等了有半个小时，看来羊肉的市场确实不小，我忽然想到了苏东坡。
苏东坡与吃乃至与羊肉的关联是很多的，什么“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羹”都是因他闻名的，而当他被贬惠州之后，一条街一天只有一只羊卖，又不是他这个待罪之人所能买得到的，他只好和杀羊的屠户招呼，把脊骨留给他。在和苏辙的书信中，他不谈别的，专门介绍羊脊骨的吃法，如何炙烤，如何剔肉，让人看着就眼馋，想必他自己吃得也是津津有味。
他的这种吃法现在很流行，被称为“羊蝎子”火锅。是个城市就会有那么几家，吃起来很费事，我等粗人还是向往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吃个羊蝎子，很担心会不会把自己的嘴唇蹭破。
羊肉在当时应该是上等货色，依然与苏轼有关。在他二十岁那年，苏洵带着哥俩进京，来年考试，双双金榜题名，轰动京城。其中苏轼成了事实上的状元，只不过主考欧阳修在判卷的时候，觉得如此之好的文章只可能出自自己的门生曾巩，于是老头避嫌，把状元改成了第二。等拆封之后，才知道自己的误判， 大为惊奇，并坦言：三十年之后，应该没有人能记得住老夫了。那年，苏辙只有十八岁。而在后期的制科殿试当中，苏轼当着仁宗的面，一落笔，洋洋洒洒，分析时事，直击时弊，再经过面试——也就是与皇帝面对面的论辩，虽然他言辞中明显流露出对仁宗怠政的微词，但老皇帝龙心大悦，回去就和皇后交流，说自己为后人找到了两位清平宰相，一个是苏轼，另一个依然是苏辙。
制科考试，苏轼考上三等（一等、二等皆虚设），再次位列第一，百年大宋获此成绩的之前只有一人，那个文人叫吴育，不过估计只是一个应试高手而已。
当时的京城为他哥俩编了一个歌谣“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吃到羊肉被视为身份的象征，一如几十年前的国家户口。他们的文章是范文，他俩考试，别人多半会避开，苏撤当时生病，主考得等他病好之后才开考，你说没理就没理，你说有理就有理。
那时候的苏东坡大概说什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会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挑下来的羊脊骨，而他也没有想到，他那同样出众的弟弟也被一贬再贬。在他六十五年的生涯中，仕途起伏，命运多舛，迁徙不断，甘苦难言，任何一个金牌编剧都无法构思，就像他始终是千年唯一一样。
苏轼，一个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大号的人，他挑战着智慧的极限，他探寻着生命的密码，他岂止是留下来的数千诗文，他最应该影响我们的是他怎么坦然地乃至快乐地面对苦难。
毕竟天才是永远无法靠近的，但是，生活大家却都要面对。
一
文学成就不想多谈，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他的无与伦比的成就。黄口小儿也会来两句：大江东去浪淘尽。顾影自怜的文艺男女动辄也会摇头晃脑地念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稍有阅历的会慷慨地背诵什么“老夫聊发少年狂”，爱人故去痛彻心扉时会临窗远眺“十年生死两茫茫”。
小孩打上学开始，就面对着苏轼，诗词赋都有，都是极品，没办法，因为他是苏轼。他信口一来变成绝唱，这是与生俱来的，也可以说与家乡眉山的底蕴以及家族的传承有点关系，虽说天才也离不开立足之根，可毕竟也是不打招呼就过来了。他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他爹不是，他爷爷也不是。他爹苏洵是在二十七岁那年忽然醒悟着埋头苦读的，而他爷爷苏序更是奇人一个，没事学张果老倒骑毛驴喝酒玩，遇到丰年的时候，他可劲地收购粮食，别人以为他囤积居奇，可到了荒年的时候，他全部送人，这是一个半仙式的人物。这样的基因是有传承的，否则，在最重要的考试当中，没有谁可以像苏轼那样随心所欲地编造典故，把个欧阳修翻箱倒柜地查了好长时间都查不出出处。
四川那个地方，原本比较富庶，五代十国战乱频繁，当皇帝像小孩过家家似的，许多人觉得外出做官风险系数不小，兴趣并不是很大，这叫：蜀人不好出仕！怎么过都是过，干嘛非要舟车劳顿跑出去碰运气做官呢？到了苏轼这辈，毕竟过了一百来年了，稍微好点，不过也不像现在这样非要哭着喊着挤独木桥的，学习不完全是包袱，很多时候是为了理想去的。
所以，连考试的时候，他们都能潇洒应对，他们走的是素质教育的路子，却也练就了应试的高手。不像后期的很多文人，苦巴巴的，写写诗文小说什么的觉得自己挺拽，然后没考上进士就像自己受到多大委屈似的，其实大多不冤，即便是八股文时期，依然有很多大师考起试来很厉害，比如王阳明，想考就能考得上。
王阳明也被我们忽略得太多，我们继承他的远远不够。
天地万物，都是相通的，天才是能够自由地穿行在其间的。
宋朝很多文人，皇帝给官要是不合意的话，可以坚辞不受的。王安石嫌京城房价高，京官不当跑下去当县令去了。后来嫌在翰林院里整材料没意思，又要跑，送圣旨的没办法，跟着屁股后面追，他愣是在厕所里不出来。挺逗的一件事，哥不当还不行嘛！不像现在屁颠屁颠地当了什么个小领导就像祖上三代积德似的。
王安石辞京官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苏东坡做官也是想为老百姓做实事，他们俩人用不同的履历践行了各自的政治理想，结局未必如意，但是他们遵从了内心，他们心中无憾，光照千古。
要是老惦记着自己，还有什么光宗耀祖金钱美女之类的，还不如窝在家里，喝着小酒，反倒不会祸害人。
看得太重，就容易变形，从来都是这样。
现代人学苏轼以及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什么的，如果看不到这一层，老在词语诗句上转悠，不如省省力气，颐养天年，毕竟读书也不见得就是件快乐的事情。
苏轼不会这么说，但他的实践告诉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学业和仕途。
他说做个真人，什么豪放、婉约、禅意、旷达，没那么复杂的，不过都是自己真实的流露罢了。
他说做个快乐的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要心思坦荡，只要擅于调节，生活永远能提炼出快乐。
他还说要做个好人，这个世界上无一不是好人，他做好事不是为别人，是在换取自己内心的快乐。言语之间，他似乎忽略了他的一生似乎都被小人包围，黄州惠州儋州，又岂是他那样一个政治新星应该去的地方，可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好像要是不感谢那些不断打压他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即便是面对动物，还是羊蝎子，他吃完之后，略有愧意地说，狗见了不高兴了，因为，羊骨头原来是属于狗的。
你此时如果在他身边，你能不乐吗？他自己都乐了。
还有他那胖乎乎的书法，一看就知道作者是个好人。
诗文算什么？古今中外，躲在楼上上，趴在桌前的，包装水果的，藏在厕所里的，到处是文学，冷不丁也会蹿出两个好句子，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可是，有几人能像苏东坡那样生活。
二
苏轼几乎穷尽了生命的深度和广度。
记住苏轼，得先记住苏轼的作为。他不是个闲散的人，虽然人称“坡仙”，其实他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人，他的文学成就遮盖了他的政绩，他的政绩是他性格展现最重要的补充，撇开政绩谈苏轼，只能看到一小半。
还有他和王安石、司马光的关系。好事者都喜欢拿他们的政见对立说事，其实，他们都是君子，都是大写的人，私下里引为知己。
看看他做了哪些事吧！
初涉官场，待人有度，工作认真，被称为“苏贤良”。叔父辈的太守陈希亮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一律不许别人这么称谓，他倒认为太守打压他，心中不快，例行的宴会他不参加，陈希亮罚他款，还对他说：你要是对上司不敬，我就用鞭子抽你，后来，他体会到是老人对他的历练，从稚嫩走向成熟。老人死后，他亲自为其写下墓志铭，客观地评价，并深刻地反思自己的年少气盛。
陈希亮的儿子和媳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很出名，儿子叫陈季常，儿媳妇叫柳月娥。再想不起来的话，就想那部叫做《河东狮吼》的电影吧，河东狮就是苏轼给柳月娥起得绰号，可见他们两家后来一直关系很好，这是题外话。
陈希亮当时把凤翔府治理的挺好，也是给他的第一个感性的教育，遇到第一个好师长很重要。
是时，王安石正在积极推行新法，苏轼经过充分调查之后，不顾人微言轻，直接两次上书皇帝，当面批评皇帝“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切”，直接指责新法乃至皇上。皇上听了很不舒服，王安石也不舒服，可是苏轼管不了这些，他想的是家国前途。
其实苏轼也觉得要变法，这个国家有治平之明而无治平之实，长着一张好脸，肚里杂碎坏完了。不过他主张慢慢地来，温火炖汤，才能炖出味道，欲速则不达。
王安石不同，他沉潜了多年，好容易等到了无条件支持他的宋神宗，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他等不急了，再说年龄也快五十了，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全部付诸实施，哪怕是仅仅通过强权来强行推动。
偏偏司马光和苏轼都是不买账的，皇帝都不怕，能怕王安石？司马光一头躲进洛阳，编纂《资治通鉴》去了，不理王安石的茬儿；苏轼在凤翔跑遍了所有的县衙和乡村，他以事实为根据，来驳斥新法的流弊。
王安石变法本身争议很大，一千年来没定论。后人多言新法不是坏事，用的那帮人不行！王安石知道，他这样大刀阔斧般地改革，当时的主流是不赞同的，包括他的亲弟弟王安国都不赞成，他只能用那些对他言听计从的人。谁都想用德才兼备的人，达不到只能退而求其次。王安石想的是国家富裕，而司马光和苏轼兄弟更看重的是道德和风俗，他们认为所谓国家富强不过是与民争利而已，一个为国，一个为民，都没有为自己。
还有人性的弱点作祟。
比如青苗法吧！理论上很好，老百姓遇到荒年的时候，只有到地主家借高利贷，利息五分乃至六分。青苗法规定，官府放贷，一到两分，既可以保证老百姓度过荒年，又可以帮政府挣来收入，绝对是好事。可是执行的时候，不是这么回事，一来地方官为了政绩，拼命借钱给下面，下面不要不行，地方百姓很少有这么多闲钱在手里，一下子不适应，结伙地一通乱花，吃喝嫖赌，一年有半年时间赖在城里，等钱花完的时候，溜之乎也！反倒出现大量的抛荒田地。二来官府借钱需要人担保，那只能是富裕的人担保，到时候得还，不还就连坐，所以有那么点钱的人家战战兢兢，遭受连坐之苦，最后仅有的那点财产消耗殆尽，怨声载道。虽说政府收入增加了，可时常在路上看到成批的犯人，要么是没钱还的，要么是担保不给的。
苏轼有理有据，还有策士风格的论述，得到了太多的响应，神宗都看见了他的忠心。可在推行新法之际，他必须要离开权力核心，碰巧一个叫谢景温的人上书说他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神宗和王安石都知道他不可能贩卖私盐的，但是王安石不不表态，苏轼是没犯错，但是离开未必不是件好事，于是，苏轼来到了杭州，做起了杭州通判。
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事是王安石授意的，以王安石当时的能量，解决一个苏轼不需要走这个弯路的。小人的能力在于他们总能提前揣测别人的心里，该挠痒时挠痒，该下毒时下毒。王安石最为得意的助手吕惠卿为了当个宰相，后期整起王安石来比谁都厉害，不过，终究没有撼动，因为小人毕竟只是小人。
苏轼的杭州依然关注新法，依然用他的诗文来记录新法，依然是弊大于利。他写道：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无食盐”。
青苗法借的钱一过手就花去了，老在城里耗着，后生们已经学会了城里的语调了。老头七十多岁，因为新法开始吃竹笋了，三个月没有吃过食盐了。想想在富庶的北宋，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苏轼心情不佳，与人写道：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不佳。
他无时不在惦记着老百姓，无时不在惦记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
又是一个三年之后，他升任密州太守，上任之后立马治理蝗灾，走遍全州，在田埂上写奏折，文不加点，请求朝廷减免赋税，在乡里待了一百来天之后会办公室，竟然有半数人不认识他。
他见路边有大量弃婴，心生柔软，从官府拨款给那些贫穷的母亲们，让他们至少把孩子养到一岁。因为一岁之后，母子情深，也就割舍不开了，结果果然，弃婴少了许多许多。
再过三年，他担任徐州太守，遇到了罕见的洪水，他不顾僭越，跑到驻军那儿，生生地感动着地方军政首脑参与抗洪。他自己指挥着万人会战，动用公船私船，全程参与，一共达六十多天，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连神宗都亲自嘉奖，而老百姓把他当做了神灵。离任的时候，哭声一片。
此后，他还担任过湖州太守，“乌台诗案”之后他发配到黄州、后期又辗转到汝州、登州、京城、杭州等等，直到晚年呆在惠州、儋州等天涯海角之处，他依然无意荣辱，勤于政务，成绩斐然。落魄的时候，他自己耕种，自号东坡，免费开义诊，挽救生命无数。自己能说上话的时候，又想法设法做实事，纠正新法的偏激行为，疏浚了西湖，修建苏堤，还曾苦口婆心地教导过宋哲宗，希望他做个好皇帝……
西湖应该从苏轼的那首诗开始正式定名的，白居易在的时候，不叫西湖，有好多名字，比如：金牛湖，明圣湖，放生湖，石涵湖……苏轼一锤定音。
我读苏轼最感人的地方在于，他为儋州培养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那些蛮荒之地因为他的到来瞬间向文明转身，他为当地孩子们讲学，这个刚刚为皇帝上完课的大先生居然为黎族的子弟上课，那些孩子是何等的福分啊！
听说，现在一个知名学者给本科生上课都被视为美德。
海南第一个进士叫姜唐佐进京考试前，想请老师提句诗，苏轼写道：“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他还对他的学生说，等你考上了，我再给你写后两句。
这是期望，是自信，是宅心仁厚，是大爱无疆。
姜唐佐考上了，可他回来的时候，苏轼已经仙逝，苏撤为他续写了后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你会无动于衷吗？
只能说，这是姜唐佐之福，儋州之福，大宋之福，中华文脉之福。
三
苏轼不是工作狂。
苏轼具有天生的本领把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就像他很自然地穿行在儒家、老庄以及佛学一样。
听说峨眉山有座金顶，我没去过，即便去的话，几万人排个队等候，还不如到苏轼的老家门口喝两口小酒，我们向来注重外界的景物，却很少在意内心的张弛。
那个从峨眉山下走出来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才是生活的最高境界，他有着一双擅于发现大自然的眼睛，他还有一颗感恩自然的心灵，他生命充盈，潇洒旷达，任何打击，任何烦恼于他而言，不过是雨打风吹般地容易。
第一次到杭州，实际上是被排挤的，可他流连于西湖，写下不朽的名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后，无人再敢肆意地提笔西湖。
晚上，他在西湖边上溜达，忽然看到了不明飞行物，信笔写下：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他亲眼见到了不明飞行物（飞碟吗？）
在密州的时候，他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对他也是充满着好奇：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我是个使君，我也是个农民哎，大家一样的。老百姓能不爱戴他吗？
也还是在密州，他装备整齐，一手牵着狗，一手擎着鹰，英姿飒爽：老夫聊发少年狂，佐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这是忙里偷闲，出了打个猎，过把瘾，什么烦恼不被赶走呢？
在惠州，本是瘴气横行之地，可他吃到了荔枝，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快乐得很！
在黄州，朋友多了，开销不小，经济上转不过来，太守给他在城东的山坡是划了五十亩的地，他带领着全家老小开始垦荒。那些远道的朋友，近处的同事也不由分说加入了耕种的队伍，大家挥汗如雨，不亦乐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白丁又能怎样？往往他们看得更为通透，传统的语境下，什么都不容易，但是找两个酸儒太过简单，此外就是汉奸和小人了。
这就是苏东坡的由来。
他一边干活一边写道：腐乳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人怜。
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不丢人的。
他甚至有那么点小小的得意。
他说：我可以上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
不大谦虚。可他说的是心里话。就像人们把柳永的词捧得像神一样的时候，他倒是说，他那个东西不过是丫头们哼哼唧唧的，没我这个爷们，以后啊，人们肯定会唱我这样的。
他在官场时常遭人暗枪，与他这种大大咧咧有关系。
原本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何况，他还有与新法对抗这一硬伤呢！
看看别人是怎么当官的：王安石的胡须上有个虱子，神宗看见了没吱声，王安石准备掐断，王珪说不能掐，那是皇帝御览过的虱子——他的意思是要单独给那虱子造个别墅，上面写“皇帝御览之虱”，王珪后来成了大宋的宰相。
他不是不清楚这些道道，苏遁出世的时候，他写道：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他什么不知道？他怎么会在意那些小人呢，他的眼里没有小人的存身之处，和小人置气是在看轻自己。
所有的小人在他跟面都只是一闪而过，比如，先前的沈括（就是那个著名的科学家）交出了他的诗文，直接导致了乌台诗案这一文字狱，他不见报复；章淳把他一步步地感到惠州、儋州他也没当回事，直到章淳倒台的时候，他还交给章淳的儿子一些在岭南那地的必备药物。
他说这个世界上无一不是好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没有小人，而是，小人与他无关，他可以完全不去理会的。
他宁愿和得道的高僧坐而论道，宁愿在山川海域中间怅然，宁愿与真君子彻底交心，宁愿与憨直的百姓共话桑麻。
我们知道，在湖北他写过《赤壁怀古》，和和尚在一起写过前后的《赤壁赋》，在江西写过《题西灵壁》，无论在什么境遇下，都不能阻止他亲近自然，感悟人生的动力。
他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热情。
稍稍提及的是他和王安石之间的君子之交。
苏洵曾经写过《辩奸论》，实质就是指王安石为大奸之人，说王安石之前所有的辞官都是在沽名钓誉。王安石也不喜欢苏轼父子的文章，王安石说如果他是主考的话，不会给他们考上，因为，他们言辞浮夸，不够务实，他还扣过苏撤的任命书——我想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都是明着来的，当面锣对面鼓的。王安石虽然是天才一般的文学家，但他首先是政治家，改革家。他以实用为第一原则，对苏家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实在很正常，私下而言，他们之间相互敬重，“乌台诗案”的时候，那帮人是准备杀掉苏轼的，皇帝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王安石从家乡赶去，一锤定音：盛世怎么能杀忠臣！王安石知道他是忠臣，苏轼也知道王安石是忠臣，称其为荆公，很是尊重。
有趣的是另一个君子司马光先生当时也被称为温公。一堆忠臣在政治上拧巴了几十年，后期，苏轼也不赞成司马光的政见。
王安石称司马光为“司马牛”，司马光称王安石为“拗相公”，两人犟到一块儿了。
苏轼特意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十分激动。
苏轼说“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说“礼数岂是为你我而设？”相互哈哈大笑。
然后执手相游，促膝谈心，天文地理，经史子集，真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能难倒这两位巨人的。
王安石希望苏轼常居金陵，苏轼深受感动。
苏轼临走，王安石慨叹：这等人物不知几百年能出一个？
那一刻，中国的天空里文曲辉映，气贯长虹。
为什么很多人羡慕大宋，为什么大宋朝制造出全球最为富庶的国家，为什么大宋朝的文化、经济极度繁荣？至少，大宋朝有一帮腰杆挺直的文人们，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他们位卑未敢忘国，他们坚信：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国家遭难，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读过几本书的时下的躁动的所谓文人们，你们在想什么呢？你能受多大委屈？你有必要觉得这个不公那个不平吗！看开点，想透点，学着潇洒一点，人家什么没遭受过？
小人把他陷害进了监狱，皇帝派太监偷偷查看，结果，太监回来报告说，他在监狱里睡得贼香，神宗惊叹，真是心怀坦荡之人啊！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人在失眠？
四
似乎要聊一聊他身边的女人。
客观地说，老天对他实在是不公平的，在仕途上他虽然谈不上是愈挫愈勇，但是，他还是经受住了各种打压。没有谁击倒他，他反倒从磨难中提炼出了做人的真谛，他很轻易地将生活的磨练转化成了哲学上思辨，惠及后人，并且一直会惠及更多的人。
这样的人，上帝总该给他个固定的港湾吧！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高。
他曾经幸福过，但是就像幸福来得太浓烈一样，这种幸福流失得却更快。
我时常会想到烟火，还是那个唱“我就是我，一个颜色不样的烟火”的妖娆男人。
苏轼一生有三个女人，都姓王，王弗、王闰之、王朝云。
王弗是结发妻子，王闰之是继室，王朝云是侍妾。
王弗只活了二十七岁，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活了四十六岁，而王朝云也只仅仅活了三十四岁。这三个女人几乎串起了苏轼生命的全部，却一个个先他而去，不断地在他的伤口上撒盐，直到千疮百孔。
王弗算是他的师妹，小他三岁，老师家有个养鱼池，想个取个名字，名字取的都不咋地，不文艺！苏轼过来了，取作“唤鱼池”，并手书其上，才华算是征服了老师的闺女，于是顺利成章地成为王家的女婿。结婚那年，男十九，女十六，正直青春年少，且王弗能够识文断字，苏轼有时背书记不住的时候，还能在后面提醒，可谓良缘天赐，琴瑟和鸣。
就是这个贤良温婉的女人，能始终陪他左右，不断开导宽慰他的女子，仅仅在十年后就病亡了，原本是伉俪情深，现在却是天人永隔。
苏轼梦魂萦绕，又一个十年之后，他写下了《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冈。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平实的描写会有这样巨大的感染力。只能解释为，这是情到深处，这是欲哭无泪，这是数十年积聚的对亡妻情感的集中爆发。
这首悼亡词千古第一。
王弗离开三年之后，她的堂妹王闰之走进了苏轼的生活，她作为进士之女给大自己十一岁的苏轼做继室，想必还是因为对苏轼的仰慕所致。她尽管不比王弗在苏轼心中的地位，但是却是她陪同苏轼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五年，无论是苏轼的反复颠簸，还是什么贫穷与疾病，王闰之都在身后。在黄州，她竭尽所能地维持着窘迫的生活，在屋梁上悬挂三十串银钱，限定每天只用一串，苦中作乐，另外，对于王弗的儿子，她视同己出，她显示出了一个传统女人所能释放出来的一切，苏轼死后，苏辙将他俩合葬，终而“惟有同穴”。
后人谈论较多的是王朝云，这个小姑娘应该是在他家长大的，比苏轼要小二十七八岁。她的美丽和聪慧后人记录的较多，最常见的是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说词，这不是王朝云写的，是苏轼沿用了一个叫柔奴的女子的唱词，然而王朝云似乎把它视为自己的信念，她不管苏轼到哪儿，就跟到哪儿，有苏轼的地方就是她的家乡。
她应该是苏轼精神上的知音，别人看到苏轼大腹便便，恭维着说苏学士那是一肚子文章，她说，那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她甚至都知道，这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只会给他带来不幸。
但她愿意与他分担这种不幸，她默默地陪着苏轼来到惠州。
她的命够苦的了，在二十四岁那年，她和苏轼唯一的儿子苏遁夭折，她悲痛欲绝，苏轼痛不欲生，写诗哀嚎：幼儿真吾儿，眉角生以似……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
她只剩下了苏学士，然而在惠州，她盛年凋谢。
她把苏轼对于女性的最后炙热全部带走，此后苏轼一人独守残年。他为王朝云写到：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还有： “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他最终解脱了，就像彻底看透了人生。
王朝云，没有名分，没有子女，即便是苏轼写的墓志铭，也只是以一个侍妾的身份写的，表达的只是对于她对于先生的忠敬若一……
没办法的事情，似乎苏轼也没想到她会走得这么早。
也许，作为最后的相知，他们之间这些不重要，王朝云从来就没想过要求什么，就像王闰之之于王弗的儿子苏迈，就像王闰之很自然地接纳王朝云，就像王朝云自幼就尾随着先生，就像时下的女子看到《江城子》时候忽然写道要和苏轼谈一场跨越千年的恋爱一样。
我们不能把这个视为轻佻。
同样，我们不能轻佻地以为苏轼是什么风流才子之类，尽管在宋朝在家里收几个歌姬什么的再正常不过，与道德无关。但苏东坡不是那样的人，他是好佛的，他是讲究养生的，他有“伐性之斧”的论点，他先后接触的三个女子分别是他清纯的记忆，生活的依托，精神上知己，没有她们，便达不到今天的苏东坡。
命运一面给予他美好的女子，随后却又把她们带走。
命运通过这几个女子的逝去，让他不断死体悟着绝望，而在至死无回的绝望中，他彻底感知到希望、美好、无望，最后升华。
诗人北岛说，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的心中。苏东坡还有什么扛不下呢？
王朝云离开后，苏东坡散淡地行走在天涯海角，他写道：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彻底放下了，临终前，他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
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个好人，毕生的好人。做毕生的好人，可以让他坦坦荡荡地离开。
我们都该有这样的自信。
尾声
就这样吧，啃啃羊肉，想想古人，找找自己，晚上也会睡得很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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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8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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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能挣四份稿酬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