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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谭嗣同的“仁”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三十岁前学杂：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兵法武术，无不涉足。三十岁后专究“大同太平之条理”和西学、佛学。梁启超说谭嗣同要“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此话虽过，却道明了谭嗣同的心志。
谭嗣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对春秋诸子学说及宋明理学、特别是船山理学理解甚深；同时体会佛学，感受西学，吸取各种精华揉合在1896年至1897年间，完成控诉中国“数千年之祸象”，立志“扫荡桎梏，冲决网罗”，救国图存，实现民主的书——《仁学》，这就是谭嗣同《仁学》的思想来源。
谭嗣同阐述自己思想根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仁学•自叙》）。”明确表明自己仁学思想的来源就在上述标记的经典著述和这些人物之中。 谭嗣同以孔孟的“仁”为根本，跳出传统对“仁”的诠释，吸取墨子的“兼爱”，庄子的“泛爱万物”，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以及张载的“民胞物与”等等，糅合不同学理、不同学派的观点，将它们融合在一起，重新阐释和发挥“仁”。《仁学》是戊戌变法图强的政治宣言和理论依据。
《仁学》开篇直白：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乡愿，德之贼也（《论语》）。”孔子指“乡愿”是言行不符、似德非德而乱德的人，是“贼”。孟子指“乡愿”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谭嗣同对“乡愿”深恶痛绝。
《仁学•自序》中说：“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统孔、耶，而孔与耶仁同，所以仁不同。能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则曰墨。周秦学者必曰孔、墨，孔、墨诚仁之一宗也。（《谭嗣同全集》下册）。” 他高屋建瓴般地将佛、孔、耶、墨四家学说统一于“仁”。因为在谭嗣同看来，佛学、孔子和耶稣的“仁”都是一样的，只是实现“仁”的路径不同而已。
谭嗣同主张以孔教立国，他说：“教不行而政乱，政乱而学亡。故今之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谭嗣同全集》•给欧阳中鹄信）。”他赞同民间建孔子教堂：“强学会诸君子，深抱亡教之忧，欲创建孔教教堂，仿西人传教之法，遍传于愚贱。某西人闻之，向邹沅帆曰：‘信能如此，我等教士皆可以回国矣。’（《谭嗣同全集》•给欧阳中鹄信）”
因为谭嗣同认为孔教的名存实亡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
“其风俗之败坏，士夫之隘陋，小民之蠢愚，物产不兴，智学不开，耳目充闭，若坐眢井，耻尚失所，若病中风，则直谓之无教可耳（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
任何人只要认真地读读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凡是倡行真正孔孟学说的时代，一定出现社会的稳定繁荣：
汉文景帝坚持“躬修节俭”、“轻徭薄赋”，社会“吏安其官，民乐其业”，国力大盛，使汉武帝有作为之资。
隋的开皇之治，文帝倡文教，求图书，创科举；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二十多年使府库充实，社会繁荣，史赞“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唐的贞观之治，实行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的政策，奖励学术，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设国子监延揽四方学子，完善科考，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唐朝出现了，其威名远播四方。
宋朝的复兴儒家，社会稳定，光就人口论从980年的3250万增至1110年的11275万，二百三十年里净增人口8千余万，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清的康乾之治，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整肃吏治，重视博学鸿儒，其《康熙字典》、《续三通》、《皇朝三通》、《大清会典》、《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等都是盛世的文化标志，至今无出其右。……
我不是说帝制好，我知道任何专制的政治体制都没有民主和自由，它是人类进步中的绊脚石，然而社会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你在唐朝，你是要黄巢还是唐明皇。任何社会的动乱，苦来苦去只会是老百姓，而且还要大肆杀戮，除非你也心怀大志，求大乱中实现人主的心愿。 谭嗣同猛烈鞭挞帝制：“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会兹，方愈剧矣(《仁学》 )”，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他认为就是自秦汉以来，专制日酷，“仁学”几尽，社会才每况愈下，造成中国今日的羸弱和贫穷。
谭嗣同义正言辞地论述君民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能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本而累及本者……。”“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必可共废之。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书简•上欧阳中鹄》)。”“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固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仁学》八）”，谭嗣同认定是中国专制衍生的纲常名教钳制了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他盛赞孟子“民贵君轻”的民主精神，批判荀子“法后王,尊君统”维护君主专制的论点，特别厌恶李斯的助纣为虐。谭嗣同掷地有声地说君主应该由人民而立,不是由君主来选择人民，所以对昏庸暴戾的专制君主，人民不仅不该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人人得而戮之”。他斥责一切以权压人、以势压人的行为都不“仁”，都与传统的美德相违背。而且，君主和为官者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应当帮助人民办事，人民的事情你不办，或者办不好，推翻你或撤换你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谭嗣同疾呼“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要做到这点，就当“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仁学•自叙》) 谭嗣同的《仁学》振聋发聩，思想是何等的先进啊，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矫正了二千年来颠倒的君民关系。
对于孔孟提倡的“仁”，谭嗣同认为自古以来的圣人不争名而争实，名亡而实不亡，就是这个理！他肯定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孔孟学说”都不会亡，即使是学名没了，而其精髓实质也将永远存在！“教无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极其量不过亡其名耳，其实固莫能亡矣。”“一曰慈悲，吾儒所谓‘仁’也。一曰灵魂，《易》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也（《饮冰室合集》）。”谭嗣同不遗余力地为“仁”正名：“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饮冰室合集》），”因为当时的中国，腐朽无能，丧权辱国，横行在社会上的各种“名教”邪说吞噬了传统的“仁”教，混淆了人的思想，败坏了社会风气，现在必须“冲决网罗”，找回“仁”之本意、实行“仁”的标准。
《仁学•界说》中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义为平等”。明确提出“仁-通-平等”的原则，宣扬仁以通为第一义，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学派教派之间、权贵平民之间应该是没有界限，没有等级，是完全平等的。“仁”是“通”的出发点和归宿,“通”是实现“仁”规则,最终实现“平等”来印证“仁”。因此,“通”是桥梁和枢纽，没有“通”,实现“平等”之“仁”就是一句空话。实施“通”则必须打破“四不通”,实现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变不通为通的实质是“博爱、自由、平等”。谭嗣同同时指出同一 “仁”名，孔孟的原意是教导人与人之间应相恤相爱、融通平等。而后世的“乡愿”即小人儒、假儒伪名乱真，将“孔孟学说”曲解成为君主服务的名教，成为君桎臣、官轭民、父压子、夫困妻的“箝制之器”,使“仁学”精神丧失殆尽。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孔孟的过错，而是“主张名者之罪”，“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襄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戳也(《仁学八)！”名教便成为专制的“网罗”，要恢复孔孟真“仁学”的精神，必须冲破网罗,扫除伪名，将那些假孔孟仁学之名的“三纲五常”彻底扫除。总之一句话，“孔孟”复归，还“仁学”的真意，昌盛“仁学”，冲破君权、“三纲五常”、天命的约束，坚持“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仁学》三十八)”，以独立之人格，持之自由平等，仁义兼爱于天下。
谭嗣同讲的“平等”是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他坚定地认为只有真正实现这三者,“仁”才得到落实。一百多年前提出打破人我间的等级界限，息息相通，无亲疏之别，他提倡平等、宣扬博爱，这种平等博爱的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谭嗣同提出“能知而不能行者，非真知也；真知则无不能行矣(《仁学》四十八)”，要求人们认识“仁、通、平等”的道理，并且坚持实行下去，就可以改变社会，引导人民步入尽善尽美的理想之境。正如龚自珍的“我心造天地”，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都表现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改变现实的良好愿望。“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仁学•自叙》 )。”本来世界无网罗,网罗在于有我,我心网罗即破,世间重重网罗自破。谭嗣同说这世上原本没有什么罗网和名教，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用来约束人民的，经过洗脑，所有的教条约束就存在于自己的心里，所以要怀有坚强的意志，就能冲决这一切的网罗和名教约束，从而实现变革自己、变革社会之目的。
《清史稿》上说“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变法失败，“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初，嗣同之未捕也，‘有西人重其人，请与俱奔某使馆避祸，嗣同谢曰：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何等的气慨啊！
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谭嗣同“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梁启超高度地赞赏谭嗣同具有西方卢梭一样的民主意识。
谭嗣同对中国政治现实洞若观火的卓见和气壮山河的豪迈，以及他殚心竭力之奉献和视死如归之胆魄，还有他对专制的痛恨和对民主的向往，确是一代人杰！“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论语类钞》）。”“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谭嗣同正是这样的君子、仁人，浏阳英灵充塞于天地间，谭嗣同不朽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缅怀先贤，企盼如谭嗣同墓前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所云，片石再磨，汇合波涛！
文章写道此，启迪自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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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6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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