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谭嗣同思想的三个人物

良木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的菜市口法场，伴随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高呼，谭嗣同走完了他三十四岁的人生旅程。可以说他的一生如一颗璀璨的流星，虽然短暂，他留下的灿烂的光芒让后来者为之敬仰。

　　纵观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参与的整个维新进程，他的政治理想具有的最鲜明特征便是强烈的急进色彩。他表现得比最具威望的维新派领袖康、梁更为激进。抛开他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不提。在其著作《仁学》一书中，他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范围，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在《仁学》一书中，他的思想非常复杂，大致可分为儒学系、佛学系和西学系。要追其这些思想的根源，可从以下这三个人身上窥见一斑。

　　欧阳中鹄，谭嗣同“儒家”思想的引路人

　　欧阳中鹄为晚清名学者，亦浏阳人，与谭家私交甚密。谭嗣同十岁时即拜他为师。欧阳中鹄思想开明，在学术服膺于王夫之、黄宗羲、刘继庄，尤服王夫之的学问及人品，深研王夫之《船山遗书》。在他给谭嗣同授课时经常引用王夫之的学说为旁证，并用王夫之、文天祥之故事激励谭嗣同。受他影响，谭嗣同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接受王夫之唯物主义的儒学思想，通过对王认识的深入，他渐渐地喜欢上王夫之学说，直至后来的尊崇。并传承了王夫之关于道气的理论。他写了《笔识》、《思篇》深化了王夫之的“气一元论”思想。在欧阳中鹄的引领下，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启蒙。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的儒学思想是对王夫之思想进一步提升。从这一点上看，欧阳中鹄是功不可没的。

　　康有为，谭嗣同“西学”思想的启蒙者

　　1896年夏，谭嗣同遍历了各地求友访学，探索新知。在北京他先后结识梁启超、康有为。对康梁主张为代表的“会通中西”的资本主义改良思想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所建构的"大同"社会理想，坚定了谭嗣同维新革命的决心。他对于《大同书》中的学说、主张极为欣赏，这使他对西方的政治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他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通过对“西学”认识，使他对西学极其崇拜。加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在对洋务派为首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否定上，他比康梁要走得更远。以至于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他痛快淋漓地直接抒发“尽变西法”的呼声，具有鲜明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特征。从此走出了“量变”的范畴，达到了“质变”。其“西体中用”的文化观无疑是一种突破。

　　杨仁山，谭嗣同“佛学”思想的导师

　　谭嗣同学佛较晚，直至三十一岁时，他遵从父命就官侯补金陵知府，到南京，结识了近代著名的佛学家杨仁山居士，从杨仁山学佛学一年。杨仁山具有以佛摄儒的佛学思想，他所著的《论语发隐》和《孟子发隐》完全是佛化儒学的之作。他视孔子为菩萨，甚至以为佛与孔子并无二致。他在《学佛浅说》一文中说：“先圣摄教，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而亦隐含出世之法；诸佛、菩萨之道，出世之法也，而亦该括世间之法。”杨仁山的这种儒佛一致的原则对谭嗣同影响很大，他在《金陵听说法诗》序中自言：“吴雁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在这期间，他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从此佛学思想成为谭嗣同从事变法的思想武器，并且将佛学运用到变法当中。据历史学家吴晗考证，谭嗣同的这部名著《仁学》就是在杨仁山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内写成的。

　　总之，谭嗣同激进的思想是他内心世界复杂思潮的一种外现。孔、孟、老、庄、墨，礼、易、春秋公羊，周、张、陆、王、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诸科学，几何算学还有基督教等等都是其杂糅思想的来源。因而，以上文字皆为一家之言，仅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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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盈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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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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