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沌之死

楚牧歌

　　大树的枝叶愈向往着高远、光明，它的根也就愈扎向深处、黑暗。庄子对士人的审视，是中国士人本性的一次觉醒，虽然不免有些偏激。庄子的悲哀厌世，源于浑沌之死；浑沌之死，源于人类偷吃智慧的禁果。
　　庄子是逍遥的大鹏，梦幻的蝴蝶，但庄子的心灵必须从浑沌之死说起。那是并不悠远的近古时代，天下分别由东西南北五帝掌管着。南方之帝叫倏，北方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倏与忽曾一起拜访中央，浑沌极为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一天，南北二帝商量着要报答浑沌，倏说：“人都有听、看、吃东西的七窍，浑沌偏偏没有，我们给他开出七窍如何？”于是，二人合力，目凿一窍。到了第七天，七窍凿好了，浑沌却死了。也许，这是世界上最悲哀的寓言。历史常常在文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欢乐与痛苦的二律悖反和严重冲突中前进，具有矛盾的悲剧性。春秋战国的历史也如此。“浑沌”是人性淳朴自然、有如赤子的象征，“七窍”则是智慧初开的象征。当人类由天真可爱的婴儿成长为具有聪明才智的成年时，人类的本性便失落了。这便是浑沌之死的悲剧性所在。
　　“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认定，这种悲剧的发生在于人皆好智。庄子有一则寓言写一老者抱翁灌园到机械、机事、机心，从而隐喻着人类物质技术文明、精神智慧不断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纯白”之性不断丧失的过程。仔细一想，有点令人惊讶：庄子竟与耶酥一样，也把偷吃“智慧禁果”视为人类的“原罪”！不同的是，耶和华把亚当、夏娃交给了上帝的惩罚，庄子则一把揪住了仁义的圣人，自己严厉地审判起来。
　　看到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弊端，尼采沉痛地宣称：人是“病得最深的动物”，因为人已经远远地背离了其生物的本能。同样，庄子浑沌之死的寓言，则包含着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焦虑。他的人生之路由此而展开……
　　浑沌之死给庄子带来的精神焦虑太沉重了，以至于他产生了一种自卫防御性的压抑心理，并因此进而悲观厌世，走上纯粹的自我现实的道路---隐逸。说不清是哪一年、哪一岁、，庄子放弃了“漆园吏”这一卑微的公职，独自一人跑到濮水边钓鱼去了。庄子是一个能“保高尚之遐志，贵山海之逸心”的率性而动的隐士。他早已看透了世俗不古的人心，更看穿了官场仕途的丑恶与血腥，他要保持自我纯真的天性。拒绝出仕，意味着放弃功名利禄，也意味着性情的自由；出仕，意味着拒绝贫贱，但也意味着自我的丧失。对人生有着大彻悟的庄子是不愿拿自由去交换富贵的。他宁肯居于陋巷、打草鞋，也不肯接受楚王千金的重利、卿相的尊位。
　　权势、名望、财富等说到底都是身外之物。然而世俗之人偏偏不明白这个理，或不惜以人格换取赏赐，或以生命赌来一点蝇头小利，结果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故庄子长叹：“人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悲哀之余，继之以愤恨，把儒家的仁义道德指斥为“残生损性”的迷魂汤。庄子无不尖刻地说：“自虞氏（舜）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由此观之，“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饿死不事周粟的高隐，竟与聚众占山为王的大盗等量齐观，真是惊世骇俗之论！
　　庄子为我们指明了儒家之隐与道家之隐的泾渭。儒家之隐，是因天下无道、仁义行不通的无奈选择，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卫道的社会行为，是一种暂时性的权宜之计。故孔子从避言、避色开始隐居，再到去鲁离卫的避地，最后才彻底地避世。他是不肯放弃任何一点可以努力的希望的。而道家之隐则大不然，是在根本否定现实社会、人生的基础上而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社会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永久的既定选择。故庄子不仅要隐身，还要隐心，一反孔子于仕隐“无可无不可”的两可态度，执著于性情的回归。
　　司马迁在记述庄子拒绝楚威王千金重利、卿相尊位时，让庄子说出下面这样的话，颇传其精神：“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活吾志焉。”庄子不是怕死，而是怕被笼子羁束得失去活泼的天性，失去独立的人格。宜乎哉，纵身于沼泽、泥潭的野雉、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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