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求仕行路难

青岩

杜甫求仕行路难
　　唐朝，这两个字至今听来还是如雷贯耳。这是历史上最繁华鼎盛的朝代，而唐诗也是中国诗歌的顶峰。有着对诗歌精深艺术造诣的杜甫被赢得诗圣的美誉。他心系天下、仁民爱国的博大胸襟也是值得后人肯定与敬仰的。读杜甫的诗，总能感受到其忠义凛凛的人格魅力。念及其一生的漂泊，又难免为之伤怀。杜甫将一生的追求与际遇都记载于诗中，我们可以从诗句中看到那个真实完整的他，能真实地感受到他的才情与人品，可以感受到他怀着济世之志的执著情怀。
　　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不久，杜甫与李白在东都一见如故。这年秋天，他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登临怀古，把酒论文，尽一时之兴。后来在东鲁与李白遍游名胜，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杜甫与大诗人李白的友情即以这一段漫游生活为开端，他们一生深厚的情谊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佳话。但若从杜甫个体人格的形成而论，杜甫与高、李二人的漫游与定交，实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与杜甫数十年的求仕生涯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还对杜甫发生着终身性的影响，可以作为探讨杜甫人格的切入点。
　　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在他三十岁之前，正值开元盛世。这时期，唐明皇励精图治，铲革讹弊，百姓殷富，天下太平。大凡士人以读书习文、吟诗作赋为时尚，朝廷科举则自然成了文人走向仕途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其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世人所重。当时若有中进士者，则名传四方，朝廷中的高级官员也多为进士出身。因此，时人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进士及第在当时已成为士子们最大的梦幻，甚至终生的追求。生当其时的杜甫对这种时代风尚也难以做到无动于衷。他于开元二十三年参加了在东都洛阳举行的进士考试。同年登第的有贾至、李华等二十七人，可才华横溢的杜甫竟连这二十七人之列也未进入，足见当时的主考官对其并不欣赏。若论常情，以“登要路津”为人生追求目标的杜甫，在落第之后，当再参加考试，以求入选，或者另寻他路，以偿夙愿。可事实上，杜甫在首次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后，整整十年间，未曾再有过明显的求仕之意，甚至终其一生不再参加过进士考试。更让人不解的是，杜甫在首次考试落第后并无失落紧迫之感，他快意十年，几乎不以仕进为怀。或许这与杜甫年轻气盛、不识世路艰难有着一定的关联。但若以此来解释杜甫这十年间的行止，让人感觉杜甫早年的济世大志只不过是文人大言的想法，在他三十岁之前对自己的最高人生目标还稍缺乏自觉、坚定的意识。也许这些说法并不足以对杜甫十年之中似乎全无仕进之意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解说，对从整体上真正理解杜甫人格的形成更是远远不够的。
　　杜甫在开元二十四年进士落第后十年中的行止与他超俗的大志和当时的士风有关，而他与高、李同游之后的求仕实践与人生追求，更直接受到他们二人的影响。杜甫的人格境界正是以这种文化前提和心理素养为根基，在日后长期的艰难困苦、贫寒流离中日渐显出其特有的动人光彩。立足于这样一个视角来重新审视杜甫二十五至三十四岁之间的所作所为，则不难发现，他在齐赵、梁宋等地的漫游固是其热爱自然、肆情古贤遗踪之高雅情怀的自然流露，但同时也包含着广交游、弄名誉，为日后入仕作准备的积极企求。试看他这一时期所交结的人物，久负盛名的李邕与名文京师的李白自在不必说，苏源明、高适等也非泛泛之辈，这些人虽不能对杜甫出仕发生直接影响，然自当时时尚观之，交结天下名士，却是成就大业所必备的一环。至于齐州司马李之芳、前秘书监李令向等人，则皆有可能对杜甫之仕进有所助益。
　　杜甫始终对自己的超俗之志念念在心。从天宝五年起，杜甫开始真正地进入了求仕的实战阶段。然而现实远远不如他内心勾画的理想那么美好，接连的挫折，使得在李白心中被破灭的盛世幻象，最终也在杜甫的心中破碎得凌乱不堪，难以收拾。这时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杜甫将求仕置于其全部的人生目标和态度的支配地位，且随着出仕一些外在条件的恶化，让他逐渐生出一种焦灼疲倦、愤激绝望的情绪，以致其道德意识在不自觉中出现了松弛和下落的倾向，其现实行为与理想人生之间呈现巨大的反差，从而造成了人格力量于相对程度弱化。其二是杜甫在现实行为渐为落俗之同时，并没有放弃高远的人生理想，并由此而获得其主观心理的平衡，然而在这种虚伪的平衡后面却隐藏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当理想被落空之后，这一内在矛盾的人格分裂也就会不可遮挡地显露出来。
　　天宝五年，杜甫来到长安，为再次应试做准备。次年即参加了为当时士人瞩目的制举考试。但是，此时的唐玄宗早已委政于宰相李林甫，这次制举也自然由骨子里忌恨文士的李林甫操纵，结果不但不取一人，还“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至此，年近不惑的杜甫才真正生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来。他经过两次的失败，已不再有“立登要路津”的天真和侥幸，而开始真正尝到了行路难的滋味。他不得不改变策略，将干谒权贵作为重要的入仕手段。这除了当时风尚的影响外，靠“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终于引起天子关注的李白之成功经验对杜甫无疑有着更为直接的启示。只是杜甫的求仕之心太过急切，致使其干谒活动不仅不论对象，甚至不分是非。这一时期杜甫的所作所为因受到求仕需求的左右，而与其做人的初衷有了较大的距离。
　　按常理，杜甫在天宝六年应制举试考试再次失利之后，完全可以采取多种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至少他可以再应进士试，凭实力博得一第。而杜甫宁肯奔走权门，求别人“恩倾雨露辰”，也始终不愿再进场屋，去摘取时人荣之的进士桂冠。之所以如此，除了杜甫个人“窃比稷与契”的极端自负外，更主要的还在于杜甫像李白一样，也是将战国士林知遇明主、事先个人价值的人生道路视为自己最高的理想模式，并对战国时代与当代社会作出了主观的心理认同。在他看来，实现这样一个理想，若采取世俗的一般方式，势必影响其应有的辉煌与崇高，因而在心理上首先就是不能接受的。再从实际结果看，当时进士及第的也只能得到一个八、九品的小官。在盛唐时代那一批奇人异士共同的梦就是要入仕做大官，一展平生抱负。而这种时代和个人的理想主义正是杜甫这一时期生命的航标，他锲而不舍的意志力量由此产生，从个体人格的建构而言，道德力量的欠缺，使意志力量也主要局限于对理想主义的内在坚持，而在面对外在挑战时却流于妥协和屈从于外在压力，从而丧失了主体的独立性。由此又造成理想主义的虚悬性。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个体人格向完美境界的发展和升进，并使之在动机与效果，内在体验与外在行为等方面皆表现出严重的分裂趋向。
　　但是，由于杜甫这一时期的情感体验主要集中于理想失落、破灭的痛苦、愤激之中，他还没来得及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或者说对自我人格作冷静、全面的内在省察和思考。但从作于天宝十一二年的《白丝行》中的“已悲素质随时染”之句，我们不难窥见杜甫对自我人格的分裂至迟在困守长安的后期即已有了较为自觉的认识。因此，当杜甫唱出“得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的愤激之歌时，也正是他比李白更全面、更细微地品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悲凉、愤怒，完成对行路难的深沉体验之日。而这体验对于杜甫来说，远不仅仅是幻灭、绝望、凄凉、痛苦，还有着痛定思痛的一份清醒，还有清醒之后的新变。可以说，如果抽掉了体验行路难的这一番痛楚与煎熬，杜甫作为诗圣的人格境界便是不可理解，也是不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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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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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志堂主

纷乱的仕途,杜甫作为诗圣的人格境界便是不可理解，也是不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