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穿越梅嶺 于 2016-4-15 23:13 编辑
气节和事业 一 “气节”一词《辞海》是这样解释的：节操。如革命气节。民族气节。《史记·汲黯传》好学，游侠，仁气节，内行修洁”。古人对气节是非常重视的，有些人把它看的比生命还重要，不惜舍生取义。 朝一直是阉党，宦官的天下，有明一代，在皇帝的极端宠幸和任用下，那些有抱负有作为的人要想甩开阉党干点正经事，比如富国强兵什么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离开了阉党和宦官尚且一事无成，何况其他。 李东阳在明武宗朱厚照时期是非常孤独的，其时宦官刘瑾得势，手下有所谓的“八虎”朝臣中中许多人都奔走于刘瑾的门下，和李东阳同时受孝宗朱祐堂顾命的刘建，谢迁讲求气节，悬冠而去，独李东阳依违于朝堂和宦官周旋，保护了不少正直人士，凡是刘瑾所做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事，都是靠了李的弥缝，使得社会少受乱政的影响。但是他的行为却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认为他屈事宦官，气节有亏。虽然他有“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的功劳，而“气节之士”多非之。就连弟子罗玘都写信劝他引退，甚至不承认这个老师。可是他们徒然知道标榜名节，又那里知道李东阳的良苦用心，无怪乎李东阳晚年只要提前这段经历就痛哭不已。假使当时李东阳和其他正直人士一起远引高蹈，去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名节人士，那么国事将更加糜烂不堪，不知道多少人要遭到迫害。所以后世写历史的人评论此事时说“大臣和国家同休戚，并不非以引去为高节，离开为纯洁，主要是看他的志向如何”。明代的著名学者焦竑说“看一个人变了没有，要看本质，包容奉承小人，是为着君子的吉利，甚至包容畜生而不推辞。为了自身的清洁而丢弃大计在脏沟之中，这是有志为天下着想的人所不忍做的”。焦竑真是看透了李东阳的五脏六腑。周忱在明代是和海瑞齐名的清官，他在江南任职的时候，为了能放手开展工作，就曾经不惜和王振打交道，世人都说周忱自污，可是他们又那里知道正是因为周忱的自污，江南的之地免除了多少人祸啊。 正直之士依违于小人之间，是因为黑暗势力太强大，为了担当大义，维护善类，不得不于之周旋。张居正在明朝的历任宰辅中成就算是突出的，但是，他还得依靠宦官冯保才能畅行无阻的推行他的“一条鞭法”，他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是值得称颂的，但他却不能和前代的贤相媲美，他与宦官冯保相终始的官场生涯就注定了在一个崇尚气节的国度里，无论你建立了多么的丰功伟绩，你始终是有污点的，除非向岳飞一样一死了之，人们就会把你当作神。在《明史·阉党列传》中，史臣在总结士大夫交附阉党时痛心地说道“ 明代阉、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而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功， 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 与无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 二 南北朝时的桓范写过一篇专门讲人臣学问的文章《世要论》，是属于纵横术范围的。应该怎样为臣，儒，道，诸子都有各自的标准和要求，其中，做正臣，直臣的要求占主导地位，既做正臣，直臣，此外一切有损于此的行为，象逢引，阿曲等等手段都在排斥之例，这些行为都是和一个正直的臣子的形象水火不相容的，而桓范在这篇专谈人臣学问的著作中偏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桓范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对过往历史太了解的缘故。试想，无论是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主，还是一个生于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守成之辈，他们都不可能一网打尽天下的英才，英雄之士若想一展抱负，不惜降身屈志，通过一些关系，以达目的，是常有的事，这个是不是就是虚伪呢？我们看看历史留给我们的答案。 曾国藩独能平定洪杨革命，走的就是“事左右，托重臣”这条路子。曾国藩的学问非常之好，在担任京官的时候，他有足够的时间和一时名流切磋学问，但你学问再好，人品再纯粹，皇帝老倌不知道你，满腹经纶也将是徒有。曾国藩的老师穆彰阿是道光的宠臣，曾经不止一次的在老倌面前游扬，遂在最高领袖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最终成其一生功业。偿若曾国藩是个只知溜须拍马的庸才那也罢了，靠上穆彰阿，肃顺这样强硬的靠山，乞哀于黄昏，娇人于白日，那是要大受鞭挞的，那么多的学者正直的人士也就不会和他交往。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成就事业，不走这条路子是不行的。 所以，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存心如何，象宋明理学所倡导的“论迹不论心”，对于社会，对于民生又有多大作用。天天高喊“文死谏，武死战”。公元1279年，宋朝的最后一个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死了，他到是赢得了千秋节义的美名，可是一个九岁的娃娃知道节义是什么吗？他愿意死吗？ 冯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历仕五朝九姓，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他，司马光说“ 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为女不正，虽复花艳之美，织 纫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 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 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 节 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欧阳修在修五代史时如是说： 予读冯道《常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经过 这两位儒家系统的文胆的品体，冯道遂成了中国历史上读书种子中最没有骨气的人。他们抬出儒家好责人以死的律条来苛责冯道，说的似乎是义正辞严，却没有认真的去考察当时的天下大势。其实冯道的为人刻苦俭约，尤其是在战乱的年代还能保持这种作风是不容易的。欧阳修出于鄙视的心理说冯道事九君未尝进谏是不顾事实的。冯道曾经多次向最高统治者反映民生疾苦，都是史有记载的。比如他用自己骑马的经历告诫唐明宗要蹈危虑深，居安思危，丰收之年要注意“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契丹皇帝听从他的劝言，未尝滥杀无辜。有的人连一个主子都不能尽心事好，何论九主。五代时的那些皇帝都器重冯道，一定是他的道德文章有足以过人之处。否则，在那样大动乱的时代，你想做一个长乐老可能吗？ 莫勿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叫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冯道的这首诗写得潇洒不凡，道德在他的心中是一时一刻都没有消失的。国家太平了，大家都争着出来做官，当名臣。形式不好了，立刻归隐江湖，当高人雅士去了，社稷由他，生民由他。冯道是参透了人事的变化，如果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去高隐，或者一死报君王，那天下的百姓就遭殃了，用不着敌人来杀，也早已经在战乱中死光了。冯道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深用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教言，他并没有把那些走马灯似的皇帝视着主，而是把他们当作了食人的虎狼，在每一个朝代被推翻后，他都能使新王朝立刻稳定下来，使百姓少受流离之苦，这种见识不是一般的讲学之儒所能做到的。他大概也知道自己的作为不会为后人所理解，所以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司马光，欧阳修只知道责人以严，自己却陷入党争而不得解脱，于国于民究有何益。论人论事不能执一而偏，在历史上，像冯道，曾国藩这些人虽然进身有玷，但是他们为了公，没有一丝一毫的利益归于自己。所以说，知人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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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5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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