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成文亦为政 ——读武俊岭《木铎清音——聊城历代清官》 翻开武俊岭先生的新作,散文集《木铎清音——聊城历代清官》,一则以喜,一则以惭。喜的是我的良师益友武俊岭创作丰收,又添新作。惭的是与其相比,我却十分汗颜,许多年来成绩平平,不仅在质量上难以媲美,在数量上也相距甚远。可见除自身天赋外,辛勤的程度也远远不如。 《木铎清音》一书,记录了聊城历史上58位清官的故事。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名噪一时,但因我的孤陋,能识其名者不过数人,且多是宋前人物。至于明清,则所知寥寥。而这部分,恰恰是本书的最大看点。在同一时期内,在贪官遍地的大环境下,清官竟会如此集中出现,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对其书中的58位清官,尤其是明清的51位清官,虽是分着写的,每个人物独立成篇,分别为其个人立传,但其中却隐隐有一条无形的线索贯穿其中,引导读者去发现、去思考出现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 比如张后觉与赵维新师徒,便有着很明显的共同点:至孝和好学。比如张后觉“对父母十分孝顺。父母去世之后,他非常悲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痛哭流涕,不能自拔。”(《一生辛苦为治学》)而赵维新则在母亲去世后“悲痛让赵维新吃不下饭,三两天才喝一点儿汤水。”“两个多月过去,赵维新已是骨瘦如柴,他必须扶着拐杖才能走路。在坟墓旁边,赵维新盖了间小屋,天天住在那里。三年,他没有走进妻子的房间。”(《不改其乐登寿城》)二人因丧母都表现出极大的悲痛,这绝不是在演戏给别人看,而是真真切切发自内心的伤痛,是古人对于 “孝义”的具体践行。什么才是孝?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文中没有提及二人生时怎样尽孝,但以父母亡后的表现,足以看出他们都是至真至孝之人,完全符合那个时代 “孝”的标准。而对于一个清官来说,孝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孔子的弟子有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是把孝悌视为“德之本”的。过去有一句老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今天,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求清官必于孝子之门”,可以想像,一个当官的,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又怎么可能清正廉洁?又怎么可能勤政为民呢? 至于张、赵二人的另一个共同点——好学,亦是促成他们成为清官的重要原因。二人都是王阳明心学的传人。为了学习心学,张后觉先师从颜钥,后师从徐越,之后又与王牧共同钻研。尽管如此,张后觉还是“感觉自己认识的有学问的朋友还不是很多。于是,他北走京师,南游江南。所到之处,他遍访著名学者,虚心求教。”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他“以良知为本体,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良知”的“良学”体系。而赵维新在拜张后觉为师前,同样“自幼好学,对四书五经进行反复的研究。其刻苦的程度,可说是废寝忘食。”师从张后觉后,则“把与张后觉的对话,编辑成《弘山教言》,天天温习。”所以完全继承了张后觉的思想,并发展出 “致我心之良知于事事人人物物”的独特见解。 好学对一个清官的养成究竟有多大作用?实在很难说。但自宋明以降,无论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还是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都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的。古人所学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孔子弟子子夏(卜商)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儒家的“修齐治平”和“仁义礼智信”,对一个为官者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会有怎样的影响。 何以明清两代,聊城在全国贪腐甚至全员贪腐的大形势下,会“扎堆儿”出现数十名清官?这绝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于其是聊城,是文化极度发达、是教育极受重视的聊城。聊城,是古代东昌府,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4047人,状元11人,其中隶属于东昌府州县籍者,进士290人,状元3人。仅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元2人。”聊城不仅“贤士辈出”, “而且还涌现出以‘任、邓、朱、傅、耿、杨’诸家为代表的文化世家和士绅群体”。(《文化聊城丛书》总序)。因文化教育的发达导致一府一县人辈出,也因文化教育的发达导致一府一县清官林立,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而此中所云之“文化”,既可表示广泛意义上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也可专指狭义上的儒家文化。武俊岭笔下的聊城历代清官,尤其明清两代清官,便都是儒家文化教育的代表者和践行者。这也正是武俊岭《木铎清音》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通读全书,更发现两个有趣的小问题:其一是本书绝大部分篇章都以“某某,字某某,某地人”为开头,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史记》。的确,《木铎清音》虽是一部散文集,但却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之上的。其中每一个人物之言之行,皆有出处。可见作者其实更愿意将其视为一部史书来以古鉴今,是要将此书、将书中人物作为一面镜子,给读者鉴人或自鉴的。 第二个有趣的问题便是,全书写的虽是历史人物,作者本人却始终若隐若现,甚至偶尔也会露一下头,让自己穿越时空,厕身古人之间。比如,在《立身行事求无垢》中,便提到自己曾写过一篇小说《无垢》,因其所写的于慎行,其字无垢,其行亦无垢。作者专门为他写了篇小说,可见对其推崇之至。又比如在《方严嫉恶守志节》中,则言从小就听父母给他讲王汝训的故事,可见其人的名声有多响。在全书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而最有意思的则是在《清风明月知我心》中,作者写道:“二百六十年之后,一位少年在他的父亲经常讲说的刘琰好学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刻苦学习,终于实现了自己升学愿望。并且参加工作之后,他依然苦学不辍。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读书,他曾一天三顿面条,连续吃了一个多月,直到吃得双耳嗡嗡响了,他才更换饭食。这个少年就是我。”一位古人居然可以以这种方式影响到数百年后的作者,正可见其精神的力量之强大。作者正是采用这样的方法将历史人物拉回现实,让人觉得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离我们并不遥远。 武俊岭先生虽然只是一个作家,但不难想象,在这样精神的感召下,若其从政,必然也会是一个清官;而以其不畏困难、不怕艰苦的辛勤程度,必定也会是一个能吏。不过他虽然只是个作家,但以文学手法写历史,以历史人物启发人、感染人,将他们的精神“施于有政”,他虽然没有真的从政,也可以说“是亦为政也”(《论语·为政》),因为《木铎清音》便是他“为政”的最好工具。 2016年4月12日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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