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读书》“罪案”之答辩

武俊岭

《读书》“罪案”之答辩

――关于“《读书》换帅”事件的感想之一

□何塞·马蒂

　　《读书》真是不平静！十一年来，“风风雨雨”——其实，说风风雨雨还是太轻描淡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总是处于风口浪尖上，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从“长江读书奖”事件，准确地说，是从1998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之后，几乎每隔一两年，都会发生“围剿”《读书》的事件。有网络上的，有公开媒体的；有捕风捉影的“罪名”罗织，有明目张胆的公开辱骂，也有居心险恶的匿名诬告；有针对杂志主编或编辑个人的，也有针对杂志整体的。可以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内斗中各种阴险毒辣的招术，加上这个时代新发明的各种新手法，无论是文人圈的，官场上的，甚至江湖黑道上的，全都招呼上了。如果有人考察一下这些年老中青各路人马加诸《读书》的手腕，肯定可以编成一本非常精彩的《厚黑学》。当初蒋介石围攻苏区，不过是五次“围剿”，天上飞机加地上大炮，对《读书》的围攻，又岂止五次，那步步为营的态势，简直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新京报》的那最后一搏，几乎已到了不顾自己脸面和性命的同归于尽的地步了。
　　很遗憾，“非难”《读书》的声音中，几乎未见善意的认真的批评。（由北大文科不同专业研究生在去年所做的整理性研究，几乎是唯一的例外。）有的只是不负责任的扣帽子，心怀不轨的泼脏水。但图穷匕首见，直到在现行权力体制和某种自我标榜的追求“自由”和“反体制”的声音的公开合谋中，《读书》的现任两主编终于“倒掉”，而关于《读书》的罪名，却还是没有新鲜的货色出炉。归结起来，无非这么几条：一是不好读，吓跑了读者，影响了发行量；二是杂志有倾向性，立场上“新左”，赶跑了作者，破坏了《读书》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讨论平台的“公共性”；最新的一条是，《读书》现任主编（现在也许是前任了吧？）是三联体制外之人，而且，《读书》编辑部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不听招呼，不好管理。
　　汪晖和黄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站出来直接批驳这些加在《读书》头上的罪名，更没有干脆像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的，是的，你们这些罪名都可以加到我们的头上，但我们就是无罪！因为我们的滔天罪行就是我们拥护那德先生和赛先生。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别把唾沫吐在本杂志上，而去攻击德先生和赛先生。时代毕竟不同了，但进步的也许只是那些“非难者”的脸皮，虽然《读书》的“编辑手记”和汪黄两先生的多次访谈中再三强调了他们的意思：不要打口水仗，我们要来讨论问题，你看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口水依旧滔滔，令人躲避不及。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读书》的罪案吧！
　　汪黄时代的《读书》不好读，几乎是“公认”的第一条“罪状”。但“不好读”是一条非常“莫须有”、“无厘头”的标准，因为阅读的趣味人言人殊，知识面宽窄不同，理解力也高低大异。就像鲁迅的文字，有人爱到了骨子里，有人却一读就起身体反应――难受，根本读不下去。胡适说鲁迅的小说，篇篇都好，被很多人当作笑话。如果这样的类比不够准确，那把范围再缩小一点，中国当今的思想文化类杂志中，哪一本是好读的？是可以让你带上地铁，捧到厕所，爱不释手的。也许可以举《书屋》，但《书屋》除了钩钩史上的“沉”，弄点评述性的“书评”，何尝认真讨论过什么严肃的问题？也许可以说，当今中国是没有什么“好读的”可以跟《读书》比肩的思想文化类杂志。那好，问题就出来了，《读书》就是这样的杂志！它是当今中国独一无二的严肃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思想文化类杂志，中国的问题就这么复杂，它们跟历史，跟世界勾联着，还无法用“常识”，用原有的理论进行解释，必须在新的知识框架里，在新的理论视野下，才能得到有效的解释。罗蒂曾批评美国的人文知识分子用无人能懂的新潮理论瓦解了自己的国家，他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Lindsay Waters就站出来批驳他，不，你这是在卖狗皮膏药！对于美国从激进的60年代转化到“失败”的70年代，知识分子所能做的最好的方式是将这一转化“理论化”。
　　退休十多年的“老同志”说，现在的《读书》看不懂了。这也对！但我终究怀疑，他们究竟是不是真在读书。他们对新知识关心吗？他们对当代中国的真正问题有感觉吗？也许，唯一能挑动他们神经的只剩那些“黑幕”、“秘史”了。对于这样的“老同志”，也许《炎黄春秋》，小摊上盗印自港台的“黑幕”回忆录会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要《读书》去迎合他们的口味，《读书》现有的十来万读者可能就难答应。也有年轻读者说，《读书》“食洋不化”，文风诘拗。不知道这些读者是抱着什么期望去读《读书》的，如果抱着喝一剂“心灵鸡汤”的目的，那就找错对象了。可以去找别的，带点古味的，有新出的于丹牌的《论语》，要洋包装的，洋包装带中国味的，书摊上也比比皆是。
　　脱离了这十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知识框架、话语体系的变化来谈《读书》的文风，指责《读书》的“不好读”，如果不是心怀叵测的诬陷，也是坐井观天的怨叹。单就人文学科来说，这十多年发生的变化比起“奔腾”代替386来会小吗？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那套知识和话语，拿到现在来说事，看哪个博导或硕导能让他pass！《读书》上的文章当然不是学术论文，但既然是一个思考和讨论的平台，就要是一个有时代水平和高度的平台，不要总是想往回拉。我总是怀疑，那些抱怨《读书》“不好读”，术语太多，人文关注不够的人，如果不是对这些年中国人文学界的变化缺少基本的了解，就是公然藐视中国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一定要把人文知识分子往“吟风弄月”，抒情牢骚的路上拖吗？2002年哈贝马斯来中国，在北大的演讲中，有人问他，他在德国和欧洲的影响怎样？他回答说，他也在办杂志，他的杂志发行量只有一两千份，面对着北大大礼堂上千名的听众，哈贝马斯说，他很羡慕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有那么多可以对话的对象。当然，《读书》不会陷到哈贝马斯“话语间性”的路子上去，但一定要一个已经成年的人捏着嗓子，发嗲，装纯，这可能吗？会有人听吗？
　　就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说，《读书》在这些年的工作也是非常杰出的。当代中国许多最著名的作家的随笔和散文都是在《读书》上出现的，小说家余华作为随笔作家的地位，干脆就是在《读书》上建立的，余华本人也说过，是汪晖作为一个编辑，激发和引导了写作随笔的热情和才华。张承志的许多重要作品也出现在《读书》，在中国知识界与张承志这样的作家集体“绝交”的今天，《读书》几乎成了眺望张承志心灵的唯一“窗口”。还有作家李锐、王安忆，诗人、诗歌批评家欧阳江河、臧棣、张枣……还有从更广义的艺术的角度，《读书》对当代戏剧，先锋艺术，对电影，流行音乐、校园民谣等的讨论，也是非常醒目和重要的。很多这些领域的重要青年批评家，都是从这里走出来，或在这里发过言。　　
　　《读书》的第二条“罪状”是它的立场，戴了一顶红帽子，叫“新左”。因为在这个“去价值化”的时代，立场是一个大问题，红帽子也能置人于死地，所以对这个问题，还是要小心从事。不妨把问题掰开来，慢慢讨论。
　　首先是一本杂志能不能有立场？可不可以有倾向？其次是《读书》有没有立场？有没有倾向？如果有，是什么立场？或者什么倾向？最后，这种立场，或这种倾向维护了什么？刺痛和损害了什么？
　　据说，一本杂志是不能有立场的，对“自由主义学理”训练有素的学者说，“杂志，乃天下之公器也！”但有人说，狗屁不通，应该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按照这些人的说法，大概办《新青年》、《独立评论》的陈独秀和胡适辈，只能算是“妖生”了，而三十年代上海“左联”办的那些杂志，只能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仔细想想，几乎天下所有的杂志都值得怀疑了。潘光旦算不算“自由主义者”，留给对“自由主义学理”训练有素的学者们去考证。他在30年代主办的那本高举“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旗帜的《华年》杂志，曾讨论过《刊物的使命》，里面说道：“懦弱无能的人才迎合社会里的恶环境，有作有为的是要改造它的。一般的刊物，都负有改造社会里的恶环境的使命。改造的方法，就是提倡当时当地的需要。这样看来，所要提倡的实在不少。但是我敢说这决不是肉欲的刺激，不负责任的攻讦，或虚浮的习气。假使这些刊物的编辑，还不明了这点，那末不单根本上他们就不是编辑刊物的人才，也是社会和文化的罪人。”（《华年》四卷24期，紫石《刊物的使命》）说得明白简捷，够“好读好懂”了吧！如果还需要解释一下，那就是，刊物不仅需要立场，而且，这种立场和倾向不是满足你个人的一己之私，而是要去批评社会，改造社会的。但《读书》杂志毕竟是“官办”的，三联书店也还是国有资产，汪晖和黄平也都是从80年代的“自由和反思”的思潮里出来的人，所以，话不能说得那么明白简单，汪黄辩解说，《读书》是要构筑一个批评和反思性的空间，这个空间所包含的不是一个被挤平压扁了的立场，如果有立场（与其说立场，不如用倾向更确切），那这个立场也是开放性的，决定这个立场的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和现实的不倦的批判和思考，是当代中国现实不断变化而产生的问题。任何从僵化的知识，臆想的现实，以及从屁股底下生发出来的所谓“立场”，都与《读书》无关。
　　非难《读书》者说《读书》成了“新左”的阵地，《读书》小圈子化了，这种说法不仅缺乏根据，而且危险很大。汪黄主持《读书》11年，编的杂志有130多本了吧，每期起码二三十个作者，除去重复发文的外，在上面露脸的作者有多少你算算吧！如果把这成百上千的作者都归到“新左”的阵营中去，也未免太耸人听闻了吧！你们那“新左”的红帽子也未免太大了吧！有人说，其实《读书》上90％的文章尚属严格符合“知识精英的主旋律的”，“跑调的”只有10％。这10％都是关于什么方面的文章呢？是关于国企改革的反思？是关于三农问题？是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和新霸权主义的批判？有兴趣的可以去算算，对《读书》看不顺眼的也许心里早有一本帐了。
　　其实有很多理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说出来，就会泄露天机，会让人不齿。《读书》的所谓“倾向”究竟维护了谁？损害了谁的利益？负责任的做法是站出来讨论，可以循着《读书》的话题，也可以另辟新的话题。在我看来，《读书》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什么“立场和倾向”，而是在这个精英知识分子普遍以“表态”代替思考，以“趋利”代替“立场”的时代，它还坚持思考，坚持说真话，坚持对现实的批判。
　　非难《读书》者的最后一招落实到了体制上，这是他们祭出的最后的“尚方宝剑”，也是击沉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所谓体制上的理由是《读书》的“现任”两主编都是三联体制外的人，不合新闻出版署的有关规定。而“据三联内部的消息”，三联党委的有关人也确实说了，《读书》不好管理，“不听招呼，该上的稿子不上，不该上的却上了”。这里反映出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读书》是一个当代中国罕见的由学者领衔主办的杂志，它所开创出来的思想空间在当代中国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关于这点，围绕《读书》事件的诸多讨论中，都没有涉及。而我认为这正是此次“《读书》换帅”事件背后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一个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者主持的思想空间被关闭，今后《读书》的主持者不管是否更加“开明”，是否会把《读书》办得更“好读”，更符合某些人的“口味”，但那也已经是体制内的事了，是“专业出版人”的事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换帅”的结果，并不是汪晖黄平个人的上台或下台，更不是什么“新左”阵地的失落，而恰恰是所有追求“独立思考”，追求“公共批评空间”的“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如果有的话）的失败。丧钟为谁而鸣？不是为别人，是为你，为我！
　　汪黄时代的《读书》十一年，正如有人所说，播下的种子已遍地开花。国企改革的反思，三农问题，中国社会的分裂，全球资本主义和新霸权主义的扩张，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一经展开，并不是一两个杂志的命运所能决定的。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陈独秀先生的话说：“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2007年7月19日

跃农

　　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lqm407

很不同意此文的观点。想写篇文章批驳一下，正在考虑值得不值得。

万里山水

读书中的一些文章，肯定让一些人感到了不舒服。尽管如我者读到了一些尖锐和学术与趣味并重的文章。权利加趣味与理想加趣味，谁的力量和话语权大， 那是一目了然的。